摘录
按美国学者迈克尔·德施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军事史家都会认为，若从20世纪开始算，就官兵在战场上的能动性而言，一战中的德意志帝国军队和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军队会夺得金银牌(但谁是第一或第二还待商榷)。那么，美国人是否可被授予“心智开放”军队的铜牌？按很多国外专家的看法，以色列军队更有资格。
1. Loss or Victory
阿拉伯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不咋让人恭维。他们打的仗不算少，于是难免献丑的场合常有。比如，他们与以色列打了多次仗，往往还是几家联手揍人家一个，武器与对方比也至少不差，而且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的纵深、人口和财力条件都有限，但阿拉伯军队就是没赢过一回。在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当政下的利比亚算北非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靠卖石油赚的钱从苏联买了一大批好武器，包括T62坦克和Su22战机。然而，在1987年对南部邻国乍得的战争中，利比亚军队让对方羞辱得没脾气。要知道，乍得军队可是无坦克、无炮兵、无空军的“三无”军队，多数人只是部落民兵，在丰田“皮卡”上架上机枪就算他们的小坦克了。萨达姆倒台后，用美国武器装备的伊拉克军队在“伊斯兰国”面前也曾节节败退。
在军火市场上，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土豪”产油国一向以不差钱著称，不时一出手就如同LV包一买十来个。不过，使用“LV”的人就显得不搭了。沙特阿拉伯军队是这几国中最“强大”的，但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们在对付面对美军不堪一击的伊拉克军队时也不免灰头土脸，在2015年干涉也门行动期间也让对手“胡塞武装”(一听这名，就知道人家没有“LV”)弄得挺难堪。“LV”这两个字母恰好也可代表Loss(失败)和Victory(胜利)，但阿拉伯军队看似与前者更沾边。
阅兵式上的沙特军队
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为何差强人意？简单讲，他们不是“心智开放”的军队。“心智开放”的军队就是：官兵个人的能动性能得到有力发挥从而成为战斗力“倍增器”的军队。
2. 阿拉伯军队的毛病在哪？
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位叫德·阿金尼(Norvell de Atkine)的美国陆军军官曾长期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中担任教官或顾问。他根据亲身见闻，列出了当时阿拉伯军队的几个重要缺点。
一是，知识传播上的严重人为障碍。如果阿拉伯国家的军官们掌握了一些专门知识，他们更想将此作为“傲娇”的资本，更想借此而让别人顺从和尊重自己，而非将它们以最便利的方式传授给他人。总之，拿它当祖传的秘制调料了。
这样，阿拉伯教官往往更愿意搞口头教学，即便有书籍、手册之类的材料，也想藏而不发。有一次，埃及军队中的美国顾问好不容易将一份英文的装甲战训练资料译成阿拉伯文，但一位曾在美国和英国都受过装甲战培训的埃及军官拒绝将它分发给手下官兵，理由是他们看不懂！再比如，坦克成员中有炮手、装弹手和驾驶手，照理说，坦克里巴掌大的地只有这仨人，他们即便有分工，也应该将这三个岗位都练练，这便于协同，也便于战时某岗位出现空缺时临时顶替。可是，阿拉伯军官往往搞的是“拆分式”教学，弄得操炮的不大懂驾驶，开坦克的又不大懂如何开炮。但如果不这样，又怎样保证军官在下属面前像是样样都懂的权威呢？
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俘虏的埃及军人手抱着头趴在地上。
二是，教育培训中的轻实效和酸讲究。阿拉伯军队中的培训重视的是死记硬背，考试也倾向于考笔记内容，什么启发式教育、问题意识、课堂辩论，都不注重。如果你质疑尤其公开质疑某同事的观点，这很容易被认为与对方过不去；而面对面辩论一旦展开，就更多被认为涉及面子而非业务，换言之辩论失败被视为受辱。
公开质疑教官或上司的观点更是难以想象。如果参与培训的军官学员官阶不一，麻烦可能也来了：官阶最高的学员就应该得最高分，这近似于一种“政治正确”；如果一个少尉的考试分数比一个上校的还高，双方脸上会都挂不住，所以此时最好是前者将分数秘而不宣，搞得就像自己不及格似的。结果，不少美国教官也学会了尊重对方“国情”，考试前干脆就直接间接地将答案告诉学员中最大的官；不然，如果对方考了一个低分，他或会觉得是教官在故意扒自己裤子。
三是，官兵关系的明显不和谐。就对装备和战术的了解而言，阿拉伯军官其实还不错。但是，他们在士兵面前缺乏感召力；或者说，士兵在军官面前虽有敬畏和顺从，但绝对不是上下一心，死心塌地愿意跟着军官去拼杀；如果没有军官压阵，士兵也就容易作鸟兽散。这有两个原因。1、阿拉伯军队中对普通士兵多有歧视，士兵待遇差，大多被军官视为手下差役；2、阿拉伯军队中的士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 NCO)不行。西方军队中有大量上士、中士之类的士官，他们是军官与普通士兵之间的中介，平日与士兵摸爬滚打在一起，对于带领士兵训练、向士兵灌输团队意识和在战时维持基层部队纪律，有极重要的作用。但在阿拉伯军队中，士官或者不存在，或者是走形式，或者在军官眼中被视为与普通士兵无异，而军官由于种种因素又难以起到士官的作用。比如，军官们为了面子或所谓尊严，不愿在士兵训练时亲自做示范：养尊处优、业荒于嬉的他们要是一枪射出就脱了靶，一个正步踢出就闪了腰，也确实丢人现眼。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在沙漠中抓了很多伊拉克俘虏，然后将士兵和军官分成两拨，发给材料让其自行搭建帐篷。可是，士兵这边的帐篷早早就搭好了，军官那边却依然露天待着，让沙漠风沙吹了三天。为啥？这些军官老爷们平日根本不干体力活，如今虽然被俘了，但在士兵面前还抹不开亲自动手搭帐篷，死要面子活受罪。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人手持白旗和古兰经向美国领导的联军投降。
四是，决策体制的高度集中和责任机制的缺失。来自上级的命令和主张很少得到建设性的自下而上的反馈，勤劳和忠诚远受偏爱，有革新意识和敢于决断则易受排挤甚至被视为异端或威胁，多请示少做主的文化盛行，以至于美军中的一名上士都比阿拉伯军队的一名上校更敢拍板，对人情世故和上级权威的顾忌明显盖过对业务本身是非曲直的评判，说话拐弯抹角模棱两可、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推诿责任的现象严重。
五是，联合作战水平糟糕。现代军队有多军种和多兵种，打仗时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协同作战，以形成最大化的合力。但是，阿拉伯军队平时的协同作战训练很少是动真格的，演习大抵就是演戏，“参演”部队的出场时间和行动路线基本上事先定好，主要是给领导和来宾看热闹。对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和防范政变，倾向于让各军事单位和各将领互不统属和相互牵制，因而对协同作战训练心存芥蒂：如果各部队经常切磋配合，他们相互间也就可能变得更熟悉或更亲近，将领们甚至可能成为哥们；如果建立一个联合参谋部，其长官在军中的影响力也可能非同一般。
萨达姆和他的将军们
曾在中情局等美国政府机构中从事阿拉伯研究的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写有一本专著，叫《战争中的阿拉伯人：军事效能，1948-1991》。它从基层部队凝聚力、将领才能、战术领导力、信息管理、武器使用、后勤和维护、士气、训练等方面剖析了六个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约旦、利比亚、沙特和叙利亚的军队的战斗力。按其看法，这些军队中高层的战略规划能力并不差，但基层部队的战术能力差劲，基层军官水平低下；基层部队或者说基层军官就像“妈宝”，打仗时习惯于按上级事先定好的详细作战计划走，但如果自个需要见机行事，那就六神无主了；他们很不擅长灵活和随机的机动作战，更擅长静态的阵地防御和步步为营的推进，以及在没有追兵时撤退！
《战争中的阿拉伯人》
3.“民主致胜论”
与阿拉伯军队相比，他们的老对手以色列军队在军事评论家中的口碑则要强得多，这是一支远为专业化、心智也远为开放的军队。如果用“选美”做谜面猜一个国家，答案就是“以色列”，而其军队的战斗力“颜值”看似也确实高。他们不仅没有输过任何一次重大战争，还创造了不少光鲜甚至令人瞠目的战例。
比如，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的14架战斗机如鬼魅般潜至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一举摧毁了萨达姆刚建造的一个核反应堆。当时正是“老萨”踌躇满志的时代，而以色列人怀疑他建造核反应堆是为了研发核武器。以色列并不挨着伊拉克，中间隔着的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也都是敌国，但以色列机群硬是通过低空飞行、保持紧凑队形、长时间无线电静默等手段，躲过了敌方的雷达监控，长途奔袭，一击致命，并全部安全返航。以色列空军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技能也由此名噪天下。而在一年后的黎巴嫩贝卡谷地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在对阵叙利亚空军时，则打出了82：0的记录：本方一机未失，但击落敌机82架(“电子战”也帮了大忙)。这是篮球赛的比分么……也不太像，拿到球就投，蒙进一个不难吧？
以色列空军空袭巴格达核反应堆时的来回路线图
同样都是地球人，为什么互为对手的阿拉伯军队和以色列军队的差距这么大？在德·阿金尼看来，阿拉伯军队的问题其实是封闭、崇尚权威、等级制明显、排斥个人主义精神的阿拉伯社会文化的缩影；换言之，军队也是从社会的大染缸中捞出来的。在他眼中，如果阿拉伯社会没有质变，阿拉伯军队难免一直是“病猫”。他还说，阿拉伯国家喜欢聘用苏联军事顾问，而苏联社会与阿拉伯社会的弊端多有类似，因此苏联顾问的到来无助于改变阿拉伯军队的气质。
关于阿拉伯和以色列社会文化的两部相对应的著作：《阿拉伯人的心灵》和《以色列人的心灵》
阿金尼未明说但话到嘴边的似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制才能为提升军队战斗力提供最具营养的土壤。有人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主致胜论”(democratic triumphalism)：虽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单就政治体制而言，民主制度的有无是影响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民主制相比于其他政体更有助于赢得胜利，虽然这不等于民主国家总是战无不胜。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两位美国学者：丹·莱特尔(Dan Reiter)和阿兰·斯塔姆( Allan Stam)。他俩合写了一本书，叫《战争中的民主国家》，于200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用很多数据证明民主制对于赢得战争的利好，比如：在1816-1985年间，在所有伤亡数在一千人以上的两国间战争中，当战争是由本方发动时，民主国家赢得了93%，而“非民主”国家只赢得了58-60%；当战争是由敌方发动时，民主国家也赢得了60%左右，“非民主”国家只赢得34-40%。
为何民主制更像是战争胜利的“守护神”？该书提出了如下主要理由：第一，在民主政体下，领导人能否长期执政取决于选举，这样，他们在决定是否发动或介入战争时会更谨慎，因为战事不顺或失败可能让他们损失很多选票，他们因而更倾向于只打获胜把握大的仗，从而能更好地保证战争的“胜率”。第二，民主政体下的政策辩论更开放，这更有利于决策者听到多方面意见，更有利于提高军队建设和战争决策的合理性。第三，民主政体更有利于提高官兵的战斗力。比如，民主制度更有利于个人主义精神的弘扬，进而更有利于官兵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些结论并不复杂，但该书是用量化分析和不少数据库来加以证明。
《战争中的民主国家》
4. 谁站在“开放”军队的领奖台上？
但即便在美国人中，“民主致胜论”也未得到广泛认同。有不少人指出，莱特尔和斯塔姆的数据、方法论和理论逻辑都有问题。这里只简单多谈一点：民主制下的军队是否必然有更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或者说有更开放的心智？
未必。比如，按美国学者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军事史家都会认为，若从20世纪开始算，就官兵在战场上的能动性而言，德国人会夺得金银牌：一战中的德意志帝国军队和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军队是心智最开放的军队(但谁是第一或第二还待商榷)。但这两个德国都不是议会民主制国家。
德国军队在一战中表现出了比对手高出一头的战斗力，在二战中也大体如此。比如，美国学者特雷沃·杜普伊(Trevor Dupuy)的估算是：在二战中，100名德国士兵的战斗力等于120名美英士兵或200名苏联士兵。有些学者的估算则更高。这种优势正是德国军队“心灵特质”的体现。这种特质常被首先归因于德军中的如下“特色文化”。他们强调或倡导所谓的“任务导向”战术(德语叫auftragstaktik)，大意是：在战时，不必事无巨细地命令一线军官甚至士兵该怎么做(这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告诉其任务的目标即可，他们自己可见机行事，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手段。这是基于如下的朴素认识：战场形势常常复杂多变，战争因此更多地是艺术而非科学，更多地取决于当事人的因时因地应对；即便你是司令，是统帅，在后方指挥部中看沙盘的你，未必比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连长或排长更了解前线实际。
德文著作：《低级指挥官是“微缩版”统帅：德国陆军“任务导向”战术的理论和实践，1869-1945》
在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德国“部队指挥”(Truppenführung) 手册常被视作上述思想的经典体现。欣赏一下其导言中的如下论断吧：战争是一种艺术，一种位于科学基础上的自由创造活动，它对于人的整个性格作最高的要求；战争中出现的情况有无限变化。此种改变常出乎意料，而且很少能事先预知，往往正是那些不能度量的因素具有最大重要性；战场的空旷，要求独立思想和行动的战士用一种思考的、坚决和和勇敢的方式来利用每一种情况；从最年轻的军人开始，必须要求他们独立运用其精神、智慧和体力。必须如此始能把部队的全力充分发挥出来。每个人必须如此，始能使他们在危险时发挥勇气和决心！
这像是纳粹德国的军队？一个邪恶的极权主义国家会鼓励其军人在战场上拥有如此的自由意志？很不幸，是的。最常见的解释是，这首先是由德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德国(包括其前身普鲁士)是一个被其他大国包夹的中欧大国，周边两三个大国联合起来的物质力量肯定是在德国之上，如果德国不想在战争中变成多个大国的包子馅，就必须想方设法以少胜多，而且最好抢攻在前，不能听由对手磨好刀并先出招，因此德国人必须将自己的人力物力、将每个军人的心智发挥到极致。而且，至少自19世纪初以来，一系列德意志战略家和军事改革家就在不停地阐发上述“自由意志”，从而令其内化于普鲁士-德国军队的肌体中。当然，在德国，这种战术层面的“自由意志”与战略层面的对外扩张或进攻意志相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也由此铸就。
但是，要保证这种“自由意志”或“任务导向”战术不会沦为空洞的口号，不会表现为冲动或胡来，必须通过扎实、务实的培训让官兵至少军官都成为高效的“信息处理器”，能针对面前的战场态势迅速作出合理选择的机器。而军官教育的高水准也是昔日德国陆军的亮点。
无论就战场“自由意志”的张扬而言，还是就军官培训的质量而言，以民主国家典范和当代头号军事强国自居的美国仍被广泛视为比不上当年的德国。对于曾与自己对抗或对峙的对手，美军很少有看得起的，但德军至少是例外。美国人在二战后也想学德国的那一套，也以《部队指挥》为范本，但至今仍坦承在底蕴上仍有距离。
《部队指挥》的一个英文版：《论德国的战争艺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的部队指挥手册》
那么，美国人是否可被授予“心智开放”军队的铜牌？按很多国外专家(包括德施)的看法，以色列军队更有资格。但这首先是由于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么？他们仍更愿意将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民族主义强调为更重要根源：作为一个在历史上颠沛流离、饱经磨难的民族，作为一个也被敌国包围而且国力和领土幅员条件比昔日德国还差的民族，作为一旦战败可能再次遭遇灭国的民族，以色列的犹太人也必须在战场上将其心智用到极致，他们也自然地易于受到爱国主义和忧患意识的浸染。阿拉伯国家则远未经历这种历史境遇和现实危机，鉴于其内部的教派和部族隔阂，也难言有着无处不在的现代民族精神。别忘了，犹太人本就被说成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民族，最具科学和商业头脑的民族，那如果他们将这种才智也无保留地用到战场上呢？够他们的对手倒霉的。
那么，为何只将以色列军队排在第三位？理由姑且是：出色的军队通常应以出色的对手作陪衬，历史上的两支德国军队是曾同时与多个大国强国交战，而以色列军队在这方面有点遗憾。但大家不妨也开放一下心智，来个关公战秦琼：当代的以色列军队如果对上先前的德国军队，谁赢？
前文提及的波拉克也不认为，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与军队外的社会文化有必然且直接的关系。若是如此，这就为军队的现代化努力留有更多希望：如果加强军队战斗力动辄要从改造全社会做起，这也许是远水不解近渴。如下情形是可能存在的：在一个较封闭的社会中，军队有可能率先成为一个心智相对开放的精英群体，并将其现代精神向社会扩散。在不少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多少也能看到类似现象。（文/梅然 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梅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