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逝世，享年95岁。近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邀一组追忆文章，以念斯人。
低回的哀乐、无数的白花和菊花、长长的致哀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他所喜爱的学生……他——一位谦称为“桂子山之子”的老人，我最敬爱的师长章开沅先生最终还是走了。
章开沅先生（1926-2021）
记得5月23日，我陪同从贵州远道而来的冯祖贻老师夫妇去看望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已卧床不起的老人非常高兴，临别前，还特地竖起双指向我们比划了一个代表胜利的手势。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往事如烟。我同恩师四十多年的交往和师生情谊一一浮现在眼前。这些往事实在太多、太多，我只能说，每逢人生的大关节处，开沅师都是我的主心骨、引路人。人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不假，对于我，开沅师就是慈父般的存在。至少，在心底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
马敏教授与章开沅先生，师生其乐融融。
大学时代，我下决心要以治中国近代史为终身志业，实则始于开沅师的一堂课。当时，开沅师正忙于煌煌巨著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撰写，没有系统给七七级学生开课，仅只是结合他刚刚接触到的苏州商会档案，给我们讲了商会研究、社会群体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就是那堂课，开沅师的堂堂相貌、洪亮嗓音、睿智思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不一般的老师，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师从开沅老师治中国近代史。
1981年，很幸运地考上开沅师的硕士研究生后，又正是他命我和朱英随同刘望龄老师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沉潜于浩若烟海的商会档案，不仅给了我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治史的严格训练，而且使我的史学思维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实证史学的基础上，通过商会和绅商研究，走上了一条史学研究的正道。此后，在博士生阶段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宏观结构，继之研究教会大学、博览会史，无一不是在他的点拨下最终做出的抉择。
治学与做人密不可分。开沅师对我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学术，而是整体性的人生。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我和朱英考上他的硕士生后，他亲手给我们书写了楚图南先生给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而且手抄了明代钱福的《明日歌》赠送我们，要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千万别蹉跎了大好青春年华。
1990年8月至1992年初，我和开沅师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访学，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接触和讨教的机会。我清楚地记得，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当查阅他金陵大学时代的老师贝德士档案时，开沅师突然发现档案中有一大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他顿时兴奋无比，马上叫我过去观看，说这是一个大发现，为南京大屠杀觅得了铁证。这成为先生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起点。还记得，在当年那种特定的氛围下，结束在耶鲁的访学后，我准备按时回国，开沅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非常赞同，他鼓励我说，对学文科的人，根子就应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真正开花结果。从后来我个人的发展看，他说得太对了。
1999年，学校准备让我出任副校长，出于对学术生涯的执着，我内心非常纠结，前去征求老师意见时，他又鼓励我：学术的小我应融入学校事业的大我，个人少做一点学问，少写几本书，没多大关系，把学校建设好，给大家创造更好的教书育人环境，多出一些人才，是完全值得的。正是他的这番浅白而又不乏深刻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从此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全身心奉献给华师，从副校长而校长、书记，一干就是整整18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听他老人家的话又对了，学校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研究所乃至我个人的发展。所谓“水涨船高”，有大家才有小家，有集体才有个人。这是老师一贯的信念与为人之道。
多年来，我也不乏机会离开华师，到其他综合实力更强的学校任教，但内心始终不为所动，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来源于开沅老师。我始终认为，是开沅师培养了我，他在哪儿，我就应在哪儿，他能扎根桂子山一辈子，我又何尝不能扎根桂子山一辈子呢？对学科发展而言，“人”才是最重要的，志同道合的团队才是最根本的。我们研究所的发展，乃至整个学校的发展，都离不开章开沅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先生不仅是我们历史学科发展的旗帜，也是桂子山的精神象征，如同一些同学说的，章先生是桂子山上一颗最亮的星、一棵最大的树。
马敏教授陪同章开沅先生考察大理。抗战期间，华中师范大学曾迁至云南大理喜洲八年。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95岁的老人，章开沅先生为何能得到这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校内与校外的人，从教师到学生，从教育界到社会各界普遍的热爱与尊崇？其实，答案就在于他那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人格与精神的魅力。这种魅力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开沅师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能够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尊崇，关键就在他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的那种“大先生”，他所体现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大先生”精神。“大先生”不仅只是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是更着力于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和品味的大师、巨匠。
在我看来，体现着“大先生”精神的“章开沅精神”，其构成包括风骨、睿智、活力、爱心、低调诸种要素和品质，是诸多优秀品质的总和。
风骨。先生去世后，在众多挽联中，我个人最看重的有两幅弟子所作的挽联，一副为：“眼前高山，棱棱风骨人仰止；身后江水，一轮明月是我师”；另一幅是“山高水长，一世风骨真君子；春风大雅，百年文章好先生”。这两副挽联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风骨”，这可能正是弟子们对先生为人与精神的最直观的感受吧。先生平生最喜欢的名言便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不仅抄给我们牢记，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在我的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一是要求我们在做人上，要有独立的人格，始终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不媚时趋俗，不急功争利，一心只求学术的“真经”；二是要求我们在治学上，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追求，展现出独特的个性。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
睿智。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名言，要重建“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开沅师能超出于常人的，恰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或者说，一位历史思想家。读他的论著和文章，常常感觉有一种思想的穿透力，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其见解则往往高屋建瓴、一针见血，直抵历史的深处和本质，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开沅师的治史风格，是实证与理论相结合，既有微观的史实考证，也有宏观的理论思考，又尤以后者见长。我曾不止一次听他提到，凡治史之人，一定要读点哲学，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通识”以及“自己的思想”，否则极易流于支离破碎、饾饤之学。
活力。尽管开沅师走过了漫长的95年人生，从生理上讲早已进入了老年期，但我们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老”，他喜欢戏称自己为“20后”，他的一本小品文选集即命名为《20后寄语90后》。事实上，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不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校长，先生的一生都充满了四射的活力，一辈子都锲而不舍地与时俱进，力主创新。学术上，他从不保守，从不守成，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辛亥革命史研究到张謇研究，再到现代化史研究和教会大学史研究，每一次研究领域的转换，无不表现出开沅师过人的学术眼光和惊人的洞察力，开辟出一片又一片广阔的学术天地。治校上，他不断推动学校改革创新，在开放中谋发展。他不仅是一个学问家，也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了学术和学校的发展，从国内到国外，一直不知疲倦地奔波，广交天下朋友，直到走不动为止。如他所说，“只要没有倒下，小睡片刻，恢复体力再上场。”据华师摄影组统计，仅从2001至2011年之间，年届耄耋的开沅先生，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竟高达100多次！
《20后寄语90后——章开沅小品文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爱心。开沅师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教育的本质就是爱，好教师要做到以“爱满天下为己任”。他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热爱，首先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个至纯至性的人。学生们都爱称他为“阳光老人”，他走到哪里，就把阳光和爱带到哪里，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他爱教工，刘武老师走了，他特地撰文《明辨荣辱，热爱华师——为刘武老师壮行》；为怀念园林工人姚水印老师傅，他专门撰文《林木深处觅绿魂》，深情地回忆他同这位华师普通员工的交往。他爱学生，学生始终是他最为关心的对象，他曾说，“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喜欢学生，学生也喜欢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教育是开沅师生命的寄托，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他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开沅师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出自本能的大爱与博爱，他爱自然界的一草一木，爱人世间一切真善美的事物，爱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类，是一种超脱于俗谛的大关怀、大觉醒、大智慧。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内心深处不断涌流的大爱之心。
低调。开沅师又是一介儒雅之士。他为人谦虚低调，从来不事张扬，最讨厌浮华和虚饰。在华师美丽的校园里，过去常可见到一位肩挎着包，衣着朴素，步履稳健的老人，遇到熟人便和颜悦色地点头寒暄几句，这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章开沅先生、受人尊敬的老校长。开沅师的低调，既出自于本能，又来自于长期的涵养，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人性之美。对功名利禄，他向来看得很淡，他一生得奖无数，但最重视的奖项，是武汉市民评出的首届“武汉市模范市民”（俗称“武汉好人”）。他最喜欢告诉别人的身份，是他老家湖州荻港授予他的“荣誉村民”。他育人无数，但从来不敢自称人梯，认为自己还缺乏高度，只愿为青年做一块铺路石，“把你们前进道路上的坎坷铺平一些”。他最欣赏的名句，是“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他经常引用的诗句之一，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力倡做人一定要永葆一颗赤子之心，做到“时时拂拭心灵上的世俗浮尘，以赤子之心律己，以赤子之心待人。”他认为，“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而纯真与虔诚的深度，就是一个学者所能达到的境界的高度。带头辞去资深教授后，他谓：“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可以退休。”奉献与低调是章开沅词典中的最常见词，是章开沅精神最根本的底色。
就我所知，开沅师平生最喜两首诗。一首是苏东坡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首诗既是他一生奔波，寻求真知的写照，也使他悟出人生如白驹过隙，“生活的踪迹也无非如同飞鸿在雪泥上偶然留下的若干爪印而已”，时光紧迫，关键要做好当下。因之，他的老照片集就命名为《鸿爪印雪》。另一首诗则是清代张维屏的《黄鹤楼》：“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开沅师生前经常抄录这首诗送人，据我猜想，他之所以喜爱这首诗，一是该诗具有优美的意境、深邃的历史感；再就是这首诗或许经常勾起他对江南故乡无比的怀念吧：
湖州荻港老家那随风摇曳的芦苇，儿时芜湖清弋江畔那一望无际的田野，每逢春季，金黄的油菜花和绿色的垂柳相映成趣……
行笔至此，我突然领悟了开沅师生前为何如此喜欢听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中的第二乐章《恋故乡》，他这一生，如飞鸿般游走于祖国和世界各地，到处留下或长或短的印迹，但他念之系之的仍是他最熟悉、最亲切的故乡和家人。那里才隐藏着解读他平生行事的基因密码。
先师已驾鹤西去，但他对故乡的记忆依旧，我们浓浓的怀念依旧。呜呼！天人永隔，愿吾师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