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背叛：《凡尔赛合约》与漫长的中国革命

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那就是欧洲的战争其源头在东方。对东方霸权的争夺才是将欧洲一分为二，引发大战的根本原因。这个世界不会为小利和琐事而打仗，都是为值得一赌的巨大利益才开战的。

——爱伦·拉莫特，《北京之尘》，1919年

中国猛醒

中国也许可以说没有亲身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但1919年在巴黎的谈判，却是一场漫长的智力上的血战，是唇枪舌剑而不是真枪实弹的较量，是承诺约定而不是兵法计谋和战地命令的较量，是对正义的要求而不是战场勇气的较量。中国的损失是惨重的——声望、主权、对作为朋友的美国的信心，以及对欧洲列强的善言或许曾有的信任。

《东方杂志》刊登的“中国参与欧洲和会全权委员”：陆征祥（中）、顾维钧（右上）、王正廷（左上）、施肇基（右下）、魏宸组（左下）

中国的几位高级外交官，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本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演，却眼看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民国旷日持久的崩溃过程中破碎了。从此，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内战、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决心坚定、轰轰烈烈的革命性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那天得到了巨大加速。在1949年达到高潮，可以说今天仍在持续的中国“漫长的革命”，是在巴黎的背叛余波中开始的。

1919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和激进青年益发憎恨起日本，并感到遭到了美国的背叛。如果说此中有赢家的话，那也许当属新生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在中国的支持者了。《凡尔赛和约》签署后不过数月，羽翼渐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将于1922年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便成立了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以影响和推动外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中国建立了一个活跃而发展迅猛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ocialist Youth League），其中赞同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在南方政府中变得公开鲜明，并得到了作为南方政府顾问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这些力量在1921年7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是争夺领土和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的战争，是法国和比利时壕堑中的屠杀，是达达尼尔海峡协约国的惨重损失，然而它也可以被视为各国争夺亚洲霸权的斗争的延续。正如战争的触角伸到了德属东非，并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伸到了中东，远东也是列强在大战中角逐的战场。爱伦·拉莫特说：“对东方霸权的争夺才是将欧洲一分为二引发大战的根本原因，”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却是一种不可完全否定的观点。

世纪之交，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在为刺激本国的工业和现代化，争夺资源和商品。它们全都希望维护能使自己攫取巨大财富的利益——从垄断鸦片和棉花贸易到控制煤矿、铁矿和铁路。它们全都想为其远东舰队争取海军基地，以保障它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得。战前时代在亚洲到处争夺领土，对欧洲老帝国们来说，是为保持和扩大其势力范围，对德国来说，则如威廉二世皇帝于1901年所宣称的，是为德国争取“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建立一个像其他欧洲列强一样的海外帝国。日本觊觎山东，基本上也是出于与德国同样的目的——影响、帝国和利益。英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法国，在巴黎迁就日本，部分上是为维持和保护它们自己在远东的财产，部分上也是希望将崛起的日本势力局限于地区性。如果欧洲列强和日本想要维持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利益，维持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它们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那么在巴黎和会上就不能让中国拥有任何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尽管倡导在东亚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却也是个在中国很早就有通商口岸权力，有自己的租界、法庭和治外法权的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大国，它也有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再到日本，直至中国的地区利益。让中国继续维持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符合所有列强的利益。

还应该记住的是，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外国工商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赚得盆满钵盈。尤其是在上海和天津的企业，凭借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重建时期为欧洲供应商品和物资，都大发了战争财。这种交易部分上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通商口岸战后土地交易和房地产业的巨大繁荣。但中国本身并没有从中得到显著的好处——孙中山展望的纵横中国的铁路并没有开建，也无钱开建，利润大多流向了依然满目疮痍的欧洲。列强告诉中国“必须等待”战后欧洲资助其发展，要等到欧洲经济恢复后，才能再为中国建设发放债券和贷款。停战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军用物资和武器。步枪、火炮和急于保住和扩大地盘的新军阀的胃口相结合，便促成了欧洲军火商在中国的全盛期。

1919年，法国巴黎，一战结束后，在法国巴黎凡尔赛举行的和平会议。

如果说中国人在巴黎太过天真，他们太过相信和会会纠正所有错误，是否公平呢？说他们没有完全看清《凡尔赛和约》的主要目的，也许是公平的。《凡尔赛和约》是要在主要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实现和平的，是要限制德国的重新武装能力的，也是要建立国联以监督其他领土和多边纠纷的。中国在巴黎如此倚重美国的支持，也许是天真了。但能有什么选择呢？欧洲人公开支持日本，赞扬日本海军在大战期间的支援，并信守他们与东京之间的密约。美国是中国所能拥有的有分量和有影响的唯一盟友。

还须公正地说，《凡尔赛和约》最终助长了日本在东亚的领土野心。正如丘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加载暂停”。顾维钧在1919年4月面对“三巨头”作最后一次公开陈述时，曾预言他们对山东问题的决定将在10年内引发战争，他只说差了几年。巴黎和会结束时，山东仍在日本人手中，而东京与欧洲列强却比以往更亲近了，这一趋势随之导致了1921—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the Washington Naval Treaty） 的后果。这一协定虽然旨在通过限制海军建设来防止国际军备竞赛，但最终却巩固了日本的海军力量，使之成为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劲敌：东京废除了条约，继续建造主力舰，而其他国家却严守条约规定的限额。在面对领土纠纷时，国联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软弱无力的组织。东京明白这一点，不断地干涉中国的主权事务，壮起胆子于1931年吞并了中国东北，继而于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1919年对日本的迁就加速了这一进程，最终不到20年便导致了为控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进行的战争，并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之间一直持续至今、似乎经久不息的仇恨。

迥乎不同的命运

在凡尔赛带领中国代表团的人，此后的命运迥乎不同。

顾维钧与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一直在追求的女人黄蕙兰终成眷属。他们于1921年在布鲁塞尔结婚，婚礼在中国使馆举行。第二天顾维钧便带着他的新娘到日内瓦赴任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在那里任满一期后他回到中国。1926到1927年间，在北京处于北方军阀张作霖（又被称为“老帅”）控制下的一段兵荒马乱的时期，他短暂地担任过代理总理、临时总统和外交总长。为此，当蒋介石发动北伐，于1927年统一中国，推翻了军阀统治后，曾宣布顾维钧为战犯。然而，曾为外交官的顾维钧与国民党政府重新搭起了桥梁，密切地配合其工作，在外交事务方面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他于1932年回到国联，抗议日本侵略并吞并中国东北。后来他于1936至1940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直到纳粹占领巴黎时才离开。他渡过英吉利海峡，又担任了中国驻英国大使，直到1946年。因为这段经历，他又参加了国联的后继——联合国——的筹建工作。1946年，他重返华盛顿，担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继而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往台湾，他于1949年随国民党退至台湾。自1966年起，他又在海牙的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担任了10年法官。顾维钧于1985年在纽约逝世。尽管顾维钧曾为军阀以及像袁世凯和蒋介石这样的民国领袖效力，但在今天的中国，他似乎被部分恢复了名誉，在1999年拍摄的电影《我的1919》中，作为正面形象被描绘为一名爱国者。

顾维钧

中国在法国遭到背叛，代表团团长陆徵祥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责难，尽管他极少参与事务。在五四运动积极分子们的强大压力下，他于1919年5月被开除出中国内阁，不过他随后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士大使，继而又于1922至1927年间担任了中国驻国联公使。陆徵祥的比利时裔妻子于1927年逝世后，他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了。他以皮埃尔-塞莱斯坦（Dom Pierre-Ce?lestin）的名字，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道院（Sint-Andries）成为一名圣职志愿者。1935年，他被任命为神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欧洲四处布道时经常宣讲远东问题，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宣传。德国特工曾混入他的布道会，记下了参加者的名字。1946年8月，教皇庇护七世（Pius XII）任命陆徵祥为比利时根特的圣彼得修道院（Abbey of St Peter）名誉院长。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陆徵祥曾表示他希望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到中国，完成他职业生涯之初从老师许景澄那里受到的嘱托。许景澄是一位清朝的政治家，在陆徵祥初涉世事任职圣彼得堡时曾栽培过他，并对陆皈依天主教也施加了影响。他曾对陆说：

“欧洲的力量不在其武器，也不在其知识——而在其宗教......要关注基督教信仰。当你掌握了其精髓和力量之后，要将其带回中国，予以传授。”

陆徵祥返回中国传教的计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内战而延误。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为天主教会拯救灵魂，他于1949年1月15日在布鲁日逝世。

施肇基继续了其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他于1934至1936年担任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太过亲美的名声，施肇基则与他不同。虽然施肇基从孩提时代起就深深地热爱美国，但他却一直对美国在凡尔赛的行为耿耿于怀。他本人于1962年自行出版的回忆录，全然回避了他在巴黎的经历，最终这样结尾：

“我于1914年12月8日赴任伦敦。在那里服务了七年，直到1921年，我被调任驻美国公使。”根本未提及凡尔赛。但是，他的女儿施蕴珍在自己的回忆录《哭泣的回声》（Echo of a Cry）中提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家在伦敦时，她父亲经常神采奕奕地谈论威尔逊总统，但随之在1919年，“爸爸去了凡尔赛和巴黎，回家之后，他再也没有同我们讲起威尔逊先生了”。

王正廷从法国回国后，自1924年到1928年，在不同时间短期担任过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代总理，然后从1928年到1931年担任了外交部长。他不知怎的，居然还能抽出时间经商，在上海建立了一家经纪公司，还担任了远东运动会（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一种在亚洲国家间举行的小型奥运会，始于1913年，断断续续地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主席。作为外交部长，他再度与日本人交手，1928年因“济南事件”——日本士兵和中国北方军阀的部队一起同北伐的国民党军队交战——与东京谈判善后。然而，在日本于1931年侵占东北后，激进的学生却因为中国的软弱应对——国民党政府担心引发全面战争，下令对日本侵占东北不予抵抗——而责难王正廷。王遭到殴打，住进了医院。他后来于1936至1938年间担任了驻美国大使。1949年，当蒋介石退往台湾时，王正廷选择留在了香港，没有跨越台湾海峡。他于1961年逝世。

本文节选自[英]乔纳森·芬比等著，陈元飞等译，《企鹅一战中国史》，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