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儿童的抽象思维能力要等到11岁之后才能进入发展的关键期，但是从当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来看，儿童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比如婴儿在出生6个月之后，就能在大人的启发下理解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1周岁开始，婴儿就有了顺序的概念；2周岁就能进行归纳和分类推理，并能从个性中悟出共性；3周岁能说出不同事物的共同特征，等等。自孩子们掌握语言这个重要工具之后，他们的抽象思维就进入更加迅猛发展的时期。
于是，只要成人稍加注意，就能在生活中轻易地发现孩子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哲学的性质，诸如“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以后会死吗”“我怎么知道现在不是在做梦”“为什么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为什么坏人总是欺负好人”“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小动物”“天会不会塌下来”，等等。孩子们不仅因受浓郁的好奇心驱动，而提出令成人难以回答的哲学问题，并保持追问到底的精神，甚至也会自觉地进行逻辑推演，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请看下面两个真实的例子。
在实习的时候，有小朋友偶尔调皮叫我本名，我纠正他：“你要叫我老师。”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一定要叫你老师？”我回答道：“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啊，你看小朋友们都叫我老师。”他又问道：“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小朋友们还有我不叫你老师，比如叫你苹果，那是不是谢老师（他们的带班老师）那时候我也该叫她谢苹果啊？”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悟，“可是，那样子的话，苹果又要叫什么呀？”（来自一名杭师大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记录）
提姆（6岁）忙于舔罐头时，问道：“爸爸，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切不是一场梦呢？”提姆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不知道。他反过来问提姆对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是怎么看的。提姆又舔了几下罐头，回答说：“哦，我并不认为这一切是一场梦，因为人在梦里，是不会问这是不是梦的。”
所以建立儿童哲学的最大基础，就在于“儿童天生就是哲学家”的事实。儿童提出并探索哲学问题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并不是成人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的需要，提前透支儿童能力的一种非自然干预；它也不是儿童偶尔为之的特殊行为，更不是只有少数出身优越家庭的孩子才有的行为，而是大多数孩子在一个相对健全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氛围之中自然就有的表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我们注意到孩子们表现出类似冲动的行为时，应当感到庆幸，因为这不仅说明他们开始涌现出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且表明周围的环境还没有达到压制他们天赋的程度。所以无论是父母还是教师，都须抛弃过去那种错误的儿童观与教育观，即认为孩子们在进入青春期之前，都缺乏理智的判断和推理能力，因此构建不出任何合理的想法，最“科学”的做法是听从大人的安排与意见；而须意识到孩子们天生就具有逻辑推理、创造思考以及构建独立想法的能力，并在与成人及同伴的交往中不断发展，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做法乃是顺应孩子们的经验及能力，并创设合理的阶梯与空间，帮助他们实现进一步的生长。
东西方对话视野下的儿童哲学
儿童哲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这种诞生从表面上看是马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安妮·夏普（Ann M. Sharp）等人对当时学校教育体制进行自觉反思的结果，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它是儿童学（Paedology或Child Studies）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进入发展新纪元的必然趋势。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儿童学已经在欧、美、亚等地区经历了初步发展，在推动当时各国的新教育改革及改善整个社会的儿童处境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动荡的世界局势（如两次世界大战阻断了儿童学研究成果在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反思）及儿童学内部的困境（如“科学主义崇拜”、学科壁垒森严和在实践领域的不适当应用等），导致儿童学本身在多数国家陷入销声匿迹（甚至被全面禁止）的境地。然而到了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已渐趋稳定，各国学术交流得以恢复，全社会对儿童的意识和关注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儿童学再次进入学术圈的历史舞台，并开始向“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转型，从而发展出新童年社会学、儿童史学、儿童经济学等一系列新兴的学术研究方向。因此，儿童哲学不仅是一门应用于幼儿园及中小学课堂的哲学课程，更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儿童、童年及相关问题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哲学学科门类中与科学哲学、生态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并列的分支领域（201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再度确认了儿童哲学作为一个分支领域的地位），也是儿童学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及意义重大的分支领域（哲学分析具有历史学分析、社会学分析等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儿童哲学不仅在美国本土扎下脚根，而且也开始影响美洲其他国家甚至欧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区，这与李普曼等人在蒙特克莱尔大学建立的“儿童哲学促进协会”（即IAPC）有密切关系，后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儿童哲学的国际化。现如今，儿童哲学在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建立了不同层级的学术组织或实践共同体，如国际儿童哲学委员会（ICPIC）、澳大利亚学校哲学协会联盟（FAPSA）、韩国儿童哲学教学研究所（KITPFC）、拉丁美洲儿童哲学中心（CELAFIN）、亚太儿童与青少年哲学协会（PCYNAP）、英国教育哲学探究和反思促进协会（SAPERE）等。儿童哲学研究者与实践者（我们可统称其为“儿童哲学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并常态化，如ICPIC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儿童哲学会议，目前即将举行第20届会议；FAPSA经常举办两类双年会会议，一类是澳大利亚学校哲学双年会，另一类是战略规划与发展会议；IAPC的暑期研讨班仍在持续进行，每年都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聚在一起讨论和实践儿童哲学的教学法等。“儿童哲学人”还会在关于教育研究、哲学研究、儿童学研究和一些实践工作的会议上开展对话，如在2018年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儿童哲学人便开展了十余场专题报告和圆桌论坛。
儿童哲学在中国也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且从最早期开始，中国的儿童哲学便具有鲜明的国际化风格。如在1989年时就有关于李普曼的文章（即《儿童哲学与批判性思维》）刊登在中国本土的期刊上，1992年加雷斯·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陈国容翻译）率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3年海波特大学的邓鹏博士以《儿童哲学来中国了》为题在IAPC的官方期刊Thinking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中国儿童哲学的论文。至1997年，IAPC的全套教材（包括学生用书和教师手册，以及《教室里的哲学》这本理论用书）共13本均由山西教育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从而为儿童哲学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做好了充分准备。就实践交流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和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袁劲梅博士的协调下，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汤姆斯·杰克逊教授（Thomas Jackson）及其同事进入中国北京、焦作、广州、南京、上海、武汉、淄博等地开设数场实践工作坊。当时焦作市的教师还亲往夏威夷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浸润式培训，回国后在本地区开展了大量实践，从而使焦作市成为最早开始儿童哲学本土化探索的区域，后来在儿童哲学教学法的启示下构建了自己的实践模式。2019年我们组织园长、校长赴夏威夷大学研修时，杰克逊教授亲自播放了那段保存完好的历史录像，展现了当时交流活动的现场。此后在1999—2000年的上海和昆明，又有一批儿童哲学的国际专家（如劳伦斯·斯宾列特、沃特·可汗、大卫·肯尼迪等）前来交流，通过国际会议、教学示范与指导、现场讨论等方式，直接推动了云南南站小学和上海六一小学的校本化实践。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自儿童哲学的本土化进程（即从2002年到2016年这段时期）开始启动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儿童哲学并没有保持早期活跃的国际化风格，而是进入一段相对沉寂、各自独立摸索的状态，因此这段时期虽然整体学术产量仍在缓慢增长之中，但是理论与实践的深度明显不足（多数文章仍只是停留在介绍李普曼和马修斯的儿童哲学模式、强化儿童哲学的意义与价值等层面上），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缺少对国际同行及前沿的深入了解所致。及至最近几年，伴随中国本土儿童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及有关高校（如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其他机构（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心阳教育集团等）的联合推动，儿童哲学的国际化交流才逐渐回归到20世纪末的热度，不仅主动邀请来自更多国家的儿童哲学专家至中国分享研究经验和展示教学实践（以举办国际会议、国际工作坊、出版国际儿童哲学作品等方式），且重新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如参与ICPIC双年会及其他学术会议、组织教师开展海外研修活动等）。从此，中国的儿童哲学开始更全面地融入世界儿童哲学版图之中，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逐渐成为国内学人开展儿童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式。
伴随这股国际化的风潮，引入更多国际学者与实践者的儿童哲学作品成为当务之急。在已有的儿童哲学研究领域中，最为常见的便是李普曼等人早期被翻译进来的作品（但已经比较陈旧且从未在国内再版过）以及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三部曲”，此外还有少量来自英国儿童哲学学者费舍尔（Robert Fisher）和沃利（Peter Worley）等人的作品，真正能够为中国本土儿童哲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做出贡献的作品仍然非常缺乏。反观美国、澳大利亚、欧洲乃至韩国的儿童哲学研究历程，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大量引进其他国家的儿童哲学研究作品（可以查阅金海英博士的文章《韩国：儿童哲学促进“儿童的再发现”》等），而且本土化的儿童哲学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这就为我们中国儿童哲学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并指明了可能的方向。因此从2017年开始，儿童哲学研究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便是主动联系各国代表性的儿童哲学学者及机构，引进并出版其最前沿的学术作品，从而为中国本土的儿童哲学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兼顾那些来自实践领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又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作品，以便为中国儿童哲学实践工作者们提供方法论上的点拨与启示。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中国儿童哲学特色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也才能与国际同行进行真正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
那么，在东西方对话的视野下，未来中国儿童哲学的研究任务及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将儿童哲学视为一个在“儿童学”大框架下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既充分发挥哲学自身的优势，也积极汲取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其他儿童学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对儿童的哲学提问、哲学思考、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进行广泛探索，以此获得深刻理解，对各类儿童与童年的议题进行哲学化分析，最终为建立更加系统全面的儿童学理论体系及为促进儿童整体福利的发展贡献一份独特的力量。因此，在借鉴国际儿童哲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儿童哲学未来发展应聚焦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理解儿童的哲学观念。既然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那么他们到底在生活与学习的哪些方面体现出了哲学家的风范呢？作为哲学家的儿童与作为哲学家的成人有何相似与不同？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提出哲学问题、展现哲学思维、发展哲学观念方面到底具有怎样的差异性特点？有没有可能总结出某种发展阶段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及文化的儿童是否在哲学上有相似或差异化的表现？对这些议题的研究是进一步确立儿童哲学理论与实践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的基础，且不能仅仅依靠于经验式的案例积累，而要在吸收认知神经科学、儿童心理学等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实证性的研究。
第二，挖掘本土的哲学智慧。儿童哲学虽由美国引进，但本土化的探索一直是中国儿童哲学发展的主旋律。然而这种本土化的探索不能只是在方法论上的散点式创新，若要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的模式及对世界儿童哲学的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有必要积极吸收中国哲学的智慧传统（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挖掘这种传统中的相关理论精华，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儿童哲学理论流派。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不仅需要我们持续学习西方的理论视角及经验来打开思路，也需要向国外同仁输出我们自己的理解与经验去做出贡献，和他们一道建立和发展儿童哲学的话语体系。
第三，探究应用的实践策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儿童哲学在国际范围内已发展出多样化的实践模式与应用技巧，不仅适用于学校和幼儿园环境中的独立哲学课程及学科融合课程，且适用于其他教育情境下（如家庭、社区、博物馆、美术馆、夏令营等）的哲学活动。目前国内的儿童哲学研究也在逐渐走向学科融合或领域融合，并从学校和幼儿园逐渐走向其他公共教育空间。《儿童哲学经典译丛》译丛的出版，借鉴了国际同行们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有助于推动儿童哲学在中国整个社会的普及，从而真正实现从“哲学即课程”到“哲学即文化”的转变。
总之，只有全中国的教育者和全世界的教育者联合起来，共同捍卫儿童哲学探究的权利，理解儿童精彩的哲学观念，探究实践应用的具体策略，才能真正守护好儿童的精神家园，整个社会才会更有希望。
（本文摘编自高振宇著《儿童哲学导论》、高振宇主编“儿童哲学经典译丛”之《儿童哲学思考练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