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在燃烧：尼禄以及终结王朝的大火》，安东尼·A. 巴雷特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368页，29.95美元
罗马史爱好者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当属罗马皇帝们的奇闻轶事，而尼禄（Nero）或许为他们提供了最多的谈资。尼禄（公元37-68年）是朱利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的最后一个皇帝。罗马皇帝中暴君远多于贤帝，但尼禄竟能“鹤立鸡群”，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早在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带有浓重八卦色彩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中，作者就谈到：“[尼禄]再现了[祖先们]每个人的劣行，仿佛他们的劣行遗传给了他。”今天，互联网上有许多带有诸如“尼禄最残暴的十大恶行”之类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尼禄平生最为人所知的事件当属他在位期间发生的罗马大火，著名的光盘烧录（Burning Rom，与Burning Rome谐音）软件“Nero”正是以此事件命名。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尼禄曾声称要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让大地化为火海。罗马的老旧建筑和狭窄街道令他生厌，于是他放火烧城，并借机抢夺地盘供自己新建宫殿使用。更骇人的事情还在后面，尼禄在看到熊熊烈焰后心花怒放，穿上戏服高歌特洛伊的毁灭，这一场景更是激发了后人的无穷想象。尼禄的暴行并未就此终结，他将纵火大罪推卸给基督徒，并对后者展开了残酷的迫害。
新近出版的《罗马在燃烧：尼禄以及终结王朝的大火》是关于此事件的一部优秀的研究著作。此书资料详实，论证清晰，语言流畅，适合专家和爱好者阅读。在此书中，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安东尼·A. 巴雷特（Anthony A. Barrett）通过援引大量文本与考古证据，辅以严谨的推测，对该事件做了详细讨论和分析。本书属于“古代历史中的转折点”丛书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转折点是一个人为界定的概念，虽然学界对此并未得出公认的定义，但有两点可以确定：其一，转折点必须在发生之时是一个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其二，当人们回顾历史，转折点必须对后世有着持续的影响，这一点尤为重要。作者在全书开篇就指出，尼禄大火并非一场纯粹的灾难，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在火灾发生之前，尼禄的统治可谓一帆风顺，但随着他的纵火阴谋在人群中广为流传，尼禄的名声万劫不复，罗马精英也为此和他决裂。即使尼禄试图将过错推给基督徒，这一尝试也未能拯救其政治事业，他在四年后被迫自杀。从此，罗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帝位不再是一个统治家族的禁脔，军功在继承中成了重要的考量。此外，火灾之后的重建工程还促进了建筑学上的革新（罗马城中第一座穹顶在此期间建成，混凝土的使用也得到了发展），但巨大的耗费也引发了通货膨胀（银币“第纳里乌斯”大幅贬值）。尽管尼禄品行不端，迟早会和精英阶层决裂，他的王朝也终将会迎来终结之时，但罗马大火竟成了剧变的催化剂，着实令人感慨那些偶尔主导了历史进程的意外因素。
除引子外，本书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事件的社会背景和罗马城几次重大火灾的状况，以及罗马人是如何发展消防事业的。随后，作者通过对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比较和综述，清晰地重构了尼禄大火发生的过程和场所，作者在这一部分最后讨论了尼禄作为火灾幕后黑手的恶名的起源，并得出结论：尼禄很可能并未谋划烧毁罗马城。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讨论了尼禄大火在历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尼禄为了转移注意力，把基督徒这一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当成了顺手的替罪羊。尼禄残酷迫害基督徒，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殉难（martyrdom）深深影响了早期教会的发展，尼禄在之后数千年间的声名也和这桩暴行永远联系在了一起，但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作者还讨论了大火在建筑、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持续影响。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概述了后世受到尼禄生平故事启发所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涵盖诗歌、戏剧、歌剧、芭蕾舞、小说、电影等多种形式，这些作品大都以尼禄焚城这一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为背景。
本书中最显作者作为历史学者的深厚功底，或许也最能吸引一般读者的，要数作者讨论尼禄纵火计划和迫害基督徒的两章。简而言之，作者试图说明这两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实际上有颇多可疑之处。尼禄很可能并非罗马大火的幕后黑手，他也没有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而迫害基督徒。作者写这两章的目的不止于此，他还试图解答一个或许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两个故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研究距今相隔甚久的古代事件难免会遇到史料方面的难题。关于罗马大火的现存文字记载主要来自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和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但三人都非尼禄的同代人，且他们著史时所依赖的文献大都已亡佚。此外，三人的记载缺乏细节，且后两人的观点极具偏向性。从考古发现中得到的证据也要小心看待。一般来说，不同时期的地层是像海绵蛋糕一样分层的，但这种分层可能会被后世建筑的地基打乱，相邻地层之间的物品也可能过于相似，无法准确断代。总而言之，关于尼禄大火的史料数量众多，但严谨的学者不应当照单全收。
根据文字史料记载，人们在尼禄大火几乎还未完全熄灭时就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了皇帝，认为他将燃烧的罗马当作舞台布景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谣言愈演愈烈，有人声称是尼禄下令放的火，并为其动机找出了各种缘由。史上确实曾有人从纵火中得利，这一点更加深了众人对尼禄的怀疑。
为了说明尼禄并非罪魁祸首，作者从多个角度列出了一系列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解释。首先，纵火烧城要想成功，需要大量偶然因素的配合，几乎不可能在一人的秘密计划下发生。大规模纵火所需的准备工作极为繁重，不可能不被人事先察觉。其次，起火那一天（很大可能是7月19日）离满月之日（17日）十分接近。在没有光污染的古代，人们对月光要敏感得多，因此即使尼禄确实选择了纵火，他也不太可能会挑月光如此明亮的一天。此外，尼禄烧城来为他的豪华宫殿腾地的说法也相当牵强。他只需宣布国家需要那块土地就可将其充公，或是选择直接购买。虽说火灾之后的土地价格便宜得多，但救灾耗费巨大，远远超过直接购买土地的价格。根据史家记载，起火地位于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就在帕拉蒂尼山下，而山上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本人，事实上，尼禄应当是在火灾中损失最大的人之一。还有说法称尼禄纵火是为了模仿特洛伊陷落的情景来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寻找灵感，但是火灾发生时他正在海滨别墅避暑，直到他的宫殿受到威胁才回罗马。因此，上述说法实属牵强，否则尼禄或是会选择一直留在罗马等待时机，或是会尽快回城（在火灾伊始人们很难想象大火会持续多日，因此必须抓紧机会）。
尽管尼禄很可能不是大火的罪魁祸首，但是他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这一点仍值得我们深究。作者试图从人类普遍的心理反应模式找到解释。他指出：在危机时刻，虚构的故事会比平时具有更大的力量，而想象也会在群体的头脑中披上事实的外衣。由于人类惯于为世间之事寻求解释，加之民众对当权者时常怀有的复杂情感，罗马人在火灾发生时将尼禄认定为罪魁祸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1666年伦敦大火时英国人也认为这是查理二世为父报仇的阴谋。更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尼禄焚城这一不合情理的故事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传至今日？
当然，历史记载中的暴君尼禄正是那种会放火烧城的人。但是，罗马人对暴君的描写常常遵循一系列相似的模式，纵火破坏的渴望就是其一。因此，尼禄焚城的计划有可能是后人认为符合他性格的附会之作。在力求准确的历史写作和虚构作品之间的分野尚未明确的古代，这一做法实属常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悼念阵亡将士的精彩演说可算代表性的例子。
证明尼禄牵涉其中的有禁卫军军政官（Praetorian tribune）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Subrius Flavus）的控诉。虽然苏布里乌斯身居高位，和尼禄关系密切，可能知道内情，但我们看他的言论时需要小心谨慎。在现代法庭审讯制度远远没有形成之前，此人的控诉具有多少可信度值得怀疑。苏布里乌斯的控诉并无庭审记录佐证，他口中尼禄安排纵火的罪行可能是后人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而添加的，其目的是让前朝末代皇帝的恶名更加无法洗清。此外，苏布里乌斯自称是尼禄背信弃义在先，但他在他声称的尼禄最早犯下的背叛行径（弑母）发生之后，还是在皇帝麾下服务了五年多，这不由得让我们对证人的品质和动机产生怀疑。他因为参与密谋刺杀尼禄的皮索阴谋（Pisonian Conspiracy）即将被处死，很可能在临死前出于私怨而编造事实，反咬尼禄一口。
此外，当时的史家对待史料不够严谨。根据迪奥的记载，事件发生后不久，罗马平民曾咒骂纵火的人，但并未明确指出是尼禄。迪奥加入了自己的武断推测，认为尼禄就是诅咒的目标。另外一些史料也不甚牢靠。卢坎（Lucan）有一处谴责尼禄的话语由斯塔提乌斯（Statius）转述，但后者可能加了佐料。悲剧《奥克塔维娅》（Octavia）影射了尼禄纵火，可是该剧事实上并非塞涅卡所作，创作时间可能比大火要晚很久，无法用来证明事件当时人们的态度。至于一些年代更为确定的文字记录，约瑟夫斯（Josephus）在批评尼禄时没有提到最引人注目的纵火事件，较晚的马提亚尔（Martial）也是如此。而普林尼批评尼禄的文字可能是后世添改的产物。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证据都经不起仔细推敲。第一处明白无误表示尼禄应为纵火负责的记载出现在事件发生三十多年后，那时罗马早已改朝换代（弗拉维王朝），人们很可能为了博得统治者的欢心而传播尼禄纵火的观点。此外另有一条强有力的证据暗示尼禄纵火是后世的附会：弗拉维王朝的皇帝们从未正式谴责尼禄纵火。
作者用相似的手法反驳了尼禄以大火为背景高歌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并试图还原这一细节得以成型的缘由。现存的文字记载对尼禄唱歌的描述有所出入，而尼禄在火灾结束后确实参与了多起公开的戏剧表演，它们可能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塔西佗承认此事纯属谣言，而另外两人相信确有此事（尽管三人在写作时大致使用的是同一批资料）。迪奥反尼禄的态度过分明显，令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公允。其次，迪奥的原作已经亡佚，现存的只有很久之后成书的一些选篇，因此他的记载中有诸多不清不楚之处。作者进一步指出，尼禄在火场歌唱特洛伊的陷落这一行为确显冷酷无情，但是历史不乏对某些个人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出复杂情感的记载：作为艺术家他们从灾难景象中感受到美，但作为人他们又感受到极大的恐惧和哀伤，这两种冲突的感情常常是可以共存的。很多类似的人得到了理解，或者至少没有招致尖刻的批评，但尼禄则没有如此好运，面对火灾歌唱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他负面形象的一大部分，和他暴君的恶名互相强化。苏维托尼乌斯对大火的描述也模糊不清，语焉不详，他也并未分析尼禄动机。总而言之，作者评价道：“[苏维托尼乌斯和迪奥]坚持将手头的信息进行负面的表述，努力创造出一种不可阻挡的印象，即虽然没有强力证据表明尼禄确实犯下了纵火大罪，但是任何具备理性思考能力之人都应当设想他确实曾如此行事。”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并质疑这一观念，学界在二十世纪基本已经洗清了尼禄纵火的嫌疑，但这一事件恐怕还将长久存在于公众的集体想象之中。
作者还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尼禄因为罗马大火而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一事也可能是出自人们的幻想。我们无法确定基督徒的罪名究竟是纵火还只是他们的信仰本身，而考虑到基督徒在当时社会中不受欢迎的程度，他们被怀疑纵火一事未必出自尼禄之手，可能只是出于大众不合逻辑的简单推理：破坏者放了火，基督徒是破坏者，因此基督徒放了火。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作者对尼禄和基督徒的憎恶混合在了一起，更让整个事件显得云山雾绕。无论如何，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认事件的真相，但正如作者已经提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探讨记载人为何会如此写作。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塔西佗谈到基督徒的段落可能是后人伪作，即使相信段落为真的学者也承认其中有一些不甚明了、令人忧心的特征。另外还有一大疑点：尼禄把责任推给基督徒的做法倘若被公众所知，只会更加抹黑自己的形象，但带有强烈反尼禄倾向的苏维托尼乌斯和迪奥竟没有利用这桩黑料大书特书，对此未着一笔，包括普林尼在内的其他罗马作家在这一点上也保持了沉默。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出，尼禄将基督徒当替罪羊的细节在上述作者身后才开始流传。
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五世纪早期的苏尔皮西乌斯·赛维鲁斯（Sulpicius Severus）之前，没有一部基督教作品（包括传说故事和殉难记录）提到过火灾之后的大规模迫害，或是显示出作者知晓塔西佗笔下的相关事件的迹象。可作为佐证的是，异教作者们在反基督教的作品中也未提到这一事件。
当然，上文提到的这种沉默可以简单解释为塔西佗犯了错，而其他作家避开了错误。塔西佗或是用了可信度不高的资料来源，或是将两件原本分开的事件合二为一，基督徒可能仅因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就受到尼禄的迫害。但就算塔西佗犯了错，我们也很难想象所有基督教作者都比他更加谨慎明断，不受传闻的影响。或许塔西佗的作品直到五世纪才为基督教作者们所知，又或许塔西佗关于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段落为后人伪作。但不管我们采取何种解释，整个事件中仍然留有许多未解之谜。
正如巴雷特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历史研究者时常苦恼于研究对象距今时间跨度过久，很多细节已经不可考。但他又指出，我们在研究古代历史时不应该过于强求所谓的真实性，非完美重构出当时的境况不能罢休，历史学要对付的线索千头万绪，它不是万能的。历史学家的目的往往不在于揭穿前人的错误观念，而是在于理解他们为何会产生这些观念。虽然作者并未明确谈到这个问题，本书在另一点上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尼禄大火中被学界证伪的几个细节可谓阴谋论在古代的典型事例。作者在书中所阐释的这些观念产生于其中的心理和社会诸多因素，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流传的一些阴谋论的理解。最后，作者引用的材料种类繁多，再一次证明了研究过去仅依赖于文字材料是不够的，包括考古学在内多个学科的资料都应该为学者所用。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名优秀的学者面对一系列纷繁复杂、模糊不清，甚至互相冲突的文本和物质证据时，是如何抽丝剥茧，整理出事件的清晰脉络的。同时作者还能大方承认众多自己未能解释之处，而不是强行得出一个能涵盖方方面面的叙事，这正是严谨学者应有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