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出版: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第一人

6月1日,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的建校纪念日。为纪念大夏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诞辰140周年和大夏大学成立97周年,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出版《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据该校档案馆馆长、本书主编汤涛介绍,全书以马君武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期间(1924-1927年)的史料为主体,内容包括马君武在大夏期间的演讲、马君武与大夏大学史料编年、马君武自述与他人评述、教育问题演讲与论述选、大夏大学一览与招生简章等五部分,发掘整理原始档案,以确凿的史料,全面披露马君武校长执掌大夏大学艰辛而光荣的历史。本书不少档案资料为首次披露,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具有特定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

《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

《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

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德工学博士

97年前的6月,一批厦门大学师生因为学潮来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马君武被校董会推选为首任校长,开启了他在大夏大学筚路蓝缕的教育事业。他根据自己的求学和革命经历,在执掌大夏大学时,提出教师苦教、员工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为大夏大学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性理念。

马君武(1881—1940)

马君武(1881—1940)

马君武188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父亲去世较早,童年跟随母亲生活。他早年就读于桂林体用学堂,虽然家世贫寒但坚持苦学,大有古人囊萤映雪的精神。在广西的香蕉季节,他一天只吃几个香蕉过活,借来的钱悉数拿去买书。

1900年,马君武远赴新加坡拜谒康有为。次年,他怀抱实业救国之理想,自费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攻读化学,留学期间,生资主要靠为报刊写文章挣稿费。天冷没有钱买棉褥,他拿报纸铺在席下当褥。在日本期间,马君武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并任秘书长。他与黄兴、陈天华等联合起草同盟会纲领,并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1906年学成回国,被聘为中国公学理化教授,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为避免清政府迫害,1907年,他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三年后获工学学士学位。

马君武(右)与孙中山在东京合影(1905年)

马君武(右)与孙中山在东京合影(1905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国以广西代表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度赴德入柏林工业大学,1915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德学生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第一人。

1917年,马君武赴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并署理军政府交通部长。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他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因军阀横行,马君武被迫辞职来到上海,并决心“对政局绝不过问”。从此,马君武后半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先后任大夏大学、广西大学等校长。

他是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第一人

马君武留学多国,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语言和数学、物理、化学、冶金、生物、农业等自然科学,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有研究。他是第一个翻译并出版达尔文《物种起源》,最早在中文报刊上介绍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书目的中国人。

马君武《哲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局部)

马君武《哲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局部)

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文章中,马君武开篇即梳理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发展脉络,概括性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代表学者,点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他对“社会主义”持赞赏的态度:“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实行社会主义后,“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

他认为,极有必要让国人真正地了解“社会主义”为何物。为此,马君武在文章后面专列“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目录。其中列在最后的“马克司所著书”5部(以法、英、德原文书名列出)。以今天译名来看,第一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系恩格斯所著;第三部《共产党宣言》,乃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其余第二部《哲学的贫困》、第四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第五部《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独立著作。当时马君武虽有不察,将5部书都算在马克思名下,但其所开列的书目,仍非同寻常——在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最早一份包含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珍贵目录。而在多年以后,在他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期间培养的学生,成了这份书目中马克思主义巨著《资本论》的首部中文全译本作者。

他是大夏大学“三苦”精神倡导者

1924年6月1日,大夏大学创办。在大夏董事长王伯群延请下,马君武担任大夏大学首任校长。

马君武有丰富的人生求学经验和革命政治历练,在大夏大学第一次全体学生与教职员讲话中,他即以“三苦精神”与师生互勉。所谓“三苦精神”,即教授要苦教,以教育为重,认真教学,不计较待遇之多寡;职员要苦干,以校务为重,切实办理,不因经费缺少而敷衍了事;同学要苦读,以学问为重,认真求学,不能有缺课等事之发生。

此“三苦精神”理念,对大夏大学影响甚大。大夏大学开办之初,经济困难,教授待遇既不能与公立大学相比,也不能与老牌的私立大学相比。但大夏所请教授,皆是沪上著名教授。

这些教授受马君武校长博学与苦学精神的影响,不嫌学校待遇菲薄,仍安其职,乐于施教。譬如,他聘请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主讲国文(新闻);聘请以创造和革命浪漫主义闻名的郭沫若主讲国文(诗歌);聘请与陈独秀分任北京大学文、理科学长的夏元瑮教授讲授微积分课程;聘请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教授,在国文系讲授戏剧、小说学等多门课程。此外,他还聘请朱经农、何炳松、李石岑、潘序伦、姜琦、程时煃、程湘帆、郑通和、刘湛恩、吴泽霖、艾伟、俞庆棠等一批获得国外博士的知名教授来大夏授课。

大夏大学初创时期,百端待举。马君武就任校长后,以募集学校基金为第一要务,终日苦心谋划,除向各界发起募捐外,更是催促各校董积极进行。1925年,为兴建胶州路校舍,大夏向浙江兴业银行借银2万两作为建筑费。马君武率先将自己在吴淞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顺利完成大夏胶州路校舍建设。

马君武在任时建造的大夏大学胶州路校舍

马君武在任时建造的大夏大学胶州路校舍

1929年夏,已卸任校长之职的马君武以教授身份,为建筑中山路(今中山北路)新校区,又不远万里南下南洋为大夏募捐资金。他们由上海乘船出发,8天后抵达新加坡。因当时东南亚商业不振,募捐者又太多,大夏大学募捐进行得异常困难。马君武冒着炎炎烈日,在新加坡等地四处奔走,舌敝唇焦。据统计,大夏此次南洋募捐,前后劝捐到款项8万余元。

1929年,马君武(中)与欧元怀(右)、王毓祥在南洋为大夏大学募捐

1929年,马君武(中)与欧元怀(右)、王毓祥在南洋为大夏大学募捐

马君武校长所聘各科教授皆是沪上知名教授、学者,他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深入浅出。同学聚精会神听课,认真做笔记;或提出问题,请教授解答;或购参考书,请教授指示,使学业增进;绝不因教室狭小,设备简陋,上课读书不用功。毕业后,这批学子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1924年入校的学生吴良平,于1930年翻译出版恩格斯《反杜林论》,他被毛泽东称赞为“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1927年哲学系毕业生郭大力,花费十年时间,翻译完成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使马克思这部巨著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1928年英文系毕业的周扬,长期从事革命文艺运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长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

马君武为大夏大学题词(1930年)

马君武为大夏大学题词(1930年)

马君武校长以改造中国旧教育体制、推行的高等教育理念奠定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蔡元培一起被时人誉为“北蔡南马”。1940年8月1日,马君武不幸因病与世长辞。闻此噩耗,大夏大学董事长王伯群即发唁电:“武公党国耆硕,教界山斗,曩年主持本校,经始垂范,永资矜式。遽闻溘逝,同深怆悼,谨电奉唁,至希节哀。”

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特派代表致祭,为其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送挽词“一代宗师”、朱德送挽词“教泽在人”,以示悼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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