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景南（章静绘）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束景南先生长期从事朱熹与王阳明研究，著有《朱子大传》《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卷）《朱熹佚诗佚文全考》等，近来他又陆续出版了《王阳明佚文编年辑考》《王阳明年谱长编》《王阳明全集补编》《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等研究王阳明的专著。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束景南先生谈到了他早年的治学历程，以及他对朱熹、王阳明的独到见解。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朱熹和王阳明的，能否请您谈谈？
束景南：我1968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先到大别山下的解放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两年，然后分配到离县城最僻远的一家农村民办中学当教师，当时真有一种像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的感觉。没有什么书可读，我就天天看我随身带的一部《阳明全书》。这时正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朱批王热火朝天的时候，农村社员与初中学生都不知朱熹、王阳明是何人，也要他们批朱批王，生产队社员进学校占领教育讲台，他们给学生上鲁迅诗文课，把“俯首甘为孺子牛”解释为“政府里养着一条小牛”。有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初一学生不大爱说话，忽然在学校操场的花坛边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还有不少学生跑来问我：王阳明是讲良知良心的，现在人心很坏，人究竟有没有良知呀？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从《阳明全书》中寻找答案。学校里什么书都没有，但却有一部给教师查字用的《康熙字典》。八年来，我就利用这部字典逐渐读懂了《阳明全书》。发觉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错误很多，阳明生平留下大量空白，有些离奇的神话故事不足为信，要准确研究王阳明的思想，必须首先把阳明一生的行事搞清楚，由此渐渐产生了要为王阳明写大传的念头。在农村，十年来我没有学术研究的条件，转向搞文学创作，熟悉农村生活，写了一些小说诗歌，这也为我后来写《阳明大传》打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写作基础。
《阳明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您在南京大学就读于历史系，后来是如何想到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
束景南：原来我虽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但是喜欢哲学，尤其喜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这也训练了我的理论思辨能力。研究朱熹、王阳明这些思想家，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是无法开展研究的，就算掌握了资料，还是很难深入分析，提出新的观点。等到我去复旦中文系读研究生，开始既想研究朱熹也想研究王阳明，后来还是打算把王阳明研究往后放一放，先把朱熹研究清楚。实际上，这是受到我的导师蒋天枢先生的影响。他是陈寅恪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在他的指点之下，我读到了陈寅恪先生那部《柳如是别传》。此前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个中国学者写出一部像样的思想传记，陈寅恪先生写传记的独特的理念与方法给了我巨大震撼。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收集资料、考证史实、写惊天大变局时代下的人心变迁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写人的“心态世界”的传记理念。我也读到了理查德森那部四卷本的《毕加索传》，从中完善了我的这种思想传记写作模式。现在有些学者研究朱熹，仅仅只是依靠《朱文公文集》与《朱子语类》，把朱熹作为一个哲学符号来研究，试图把他的思想概括成几条观点或者总结出某个体系，这样写就太过干瘪了。事实上，我觉得中国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历来都是有问题，无论正史上记载的儒家人物传记，佛教、道教人物的传记，都是写得含含糊糊，真假难辨，我就是努力想要突破这种传统的传记写作模式。
另外，蒋先生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到他家里去上课的。他对我讲，你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必须先过古文字关，不然，读不懂先秦的材料。蒋先生给我开了一门古文字课，我花了两个学期认真研读《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学习甲骨文、金文，为今后的古文献解读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您在收集、考证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有篇报道说，您是苏州大学图书馆里翻查古籍最多的人。
束景南：1981年我到了苏州大学，在学校图书馆整整翻查了三年资料，然后开始动手写《朱子大传》。你提到的这话，应该是苏州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讲的，因为我当时每天步行一两个小时去图书馆里看书，记得在那里看书的人并不多，就几个而已，我在馆里一看就是一天，弄得两手油墨黑黑，他们都看在眼里。不过，我主要翻查的是与我的研究兴趣有关的宋以后的古籍，苏州大学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也并不全，后来我还经常去上海、南京图书馆去翻查资料。
事实上，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比如说，朱熹有一位弟子叫陈淳，也是著名的理学家，陈淳的文集是研究朱熹的必读之书。清代一位著名的朱子学家王懋竑写过一本《朱熹年谱》，他认为《家礼》一书不是朱熹所写，这个说法在清代已经成了定案，后来学者都沿袭他的说法。实际上，只要去仔细读一下陈淳的文集，就能找到《家礼》是朱熹所写的确凿证据。这说明，就算是王懋竑也没有认真去查阅相关著作。而我则是花了大力气去收集、发掘朱熹散失的诗文。现在《朱子全书》已经出有二十七卷，第二十六卷就是我做的朱熹散佚诗文的辑考，从而厘清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朱熹早年的行事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而我则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朱熹早年曾经向一位道谦禅师学禅，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过去谁也讲不清楚。我找到一篇朱熹写的《祭道谦禅师文》，证明它原在《道谦禅师语录》中，那么朱熹向谁学禅就很明白了。又比如，朱熹年轻时写过一本《曾巩年谱》。曾巩既是知名的古文家，也是一位有了初步理学思想的思想家。朱熹年轻时不仅学习曾巩的古文，还受曾巩的思想影响。因为这本《曾巩年谱》已经亡失，有的人认为朱熹二十多岁时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而我从《隐居通义》中找到了朱熹为《曾巩年谱》写的序和跋，也就坐实了此事。除了对朱熹散轶诗文的辑考，我还研究、考证朱熹一生的行事，写了两卷《朱熹年谱长编》。在此基础之上，我才写了一本探究朱熹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的《朱子大传》。可以说，做到了对朱熹的全面研究。
《朱子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版
《朱熹：“性”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您长期研究朱熹，这对研究王阳明有哪些启发？
束景南：我是以研究朱熹为起点进入王阳明的研究，把朱子学的研究与阳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所以，对朱子学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促使我理性地审视传统流行的对阳明其人及其思想的种种错误说法。比如说，我系统研究了朱熹的心性思想，发觉朱熹主张心即理的同时也主张性即理，这与王阳明的主张是一致的。基于我之前所搜集、考证的资料，我对朱熹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做了全面探讨，发觉朱熹思想晚年并没有向陆学转向，证明程敏政、王阳明说的“朱子晚年定论”是错误的。而朱熹早年出入佛老、向道谦学禅的全过程，对我探讨王阳明早年沉溺禅道、向尹真人学静入窈冥的修行也有很大启示。
王阳明学说曾被视作邪说，他多次遭到诬陷中伤，死后还有“学禁”冤案，迫害阳明、禁锢王学，到底是为什么？程朱理学和王学在您看来，有什么区别？
束景南：明代统治者是尊信程朱理学的，永乐年间曾敕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程朱理学立为官学，禁锢天下士人思想，陆九渊的心学被视为禅学，连带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也被看成异端邪说，遭到禁锢。像嘉靖皇帝就自封为尊崇程朱理学的道统皇帝，他亲自作了《敬一箴》，御注范浚的《心箴》和程颐的《四箴》，命天下学校都刻石立碑尊奉，把宣扬良知心学的王阳明视为“邪说憸人”，制造“学禁”，禁锢王学，甚至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阳明冤案，将阳明迫害致死。
其实，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性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都认为心即理、性即理，只是在儒家的心性道德论中，朱熹更注重“人性”的研究，阳明更注重“人心”的研究。他们两人思想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上，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朱熹则认为理在心中，理又在物中；在工夫论上，阳明主张向内心求理，致良知以复归心体；朱熹则主张不仅要向内心求理，还须向外格物穷理。这是儒家心性道德论思想体系中不同派别的观点矛盾，谁对谁错，都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您一直在说，要为王阳明正名，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哪些地方是不真实的？
束景南：王阳明的一生与王阳明的思想都是十分复杂的，历来由于资料缺乏几乎很难弄清。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阳明生平的行事经历十分复杂，留下很多谜团、迷案、空白；另一方面，阳明一生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十分复杂，他对自己的心学思想的论述是非常玄奥难解的。我主要从开拓新资料入手，通过实事求是的考证，揭开了事情的真相和思想的真义。如王阳明早年思想的演变十分曲折隐晦，我在《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中，整整用了一卷篇幅（“走向心学的觉悟之路”）讲清了阳明从沉溺佛老到回归孔孟儒学、又从孔孟儒学向心学思想转型的全过程。又如五百年来流传着一个神话，阳明被贬龙场驿，大太监刘瑾派了两个特务追杀他，阳明不得已投海，遇神获救，之后逃入武夷山，遇到了猛虎不吃他。我从考证史实入手，证明这些全无其事，是阳明在《游海诗》中的虚构。特别是阳明的平定宸濠叛乱，历来误说、诬说很多，可以说是一团迷雾，我尽可能挖掘了阳明平宸濠叛乱的所有相关资料，全面考察了阳明平叛的全过程，破除了各种误说、诬说，揭明了事件真相。再如历来人们爱讲阳明的“龙场之悟”，把龙场之悟说成是心的一种神秘的“开悟”“悟道”状态，甚至认为龙场之悟就是良知之悟。我挖掘考察了所有阳明在龙场的资料，证明阳明的龙场之悟是对易简直截的心学本体工夫论之悟，既不是神秘的心的开悟、悟道状态，也不是良知之悟。由此我进一步提出，阳明一生心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上有四大心悟：乙丑之悟（心学之悟）、龙场之悟、良知之悟、天泉之悟。还有就是，历来人们都根据“王门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来认识阳明的良知心学，我详细考察了阳明晚年的思想状态与动向，指出阳明的心学教法从“王门四句教”走向了“王门八句教”，扬弃了“王门四句教”。
正是因为王阳明其人及其心学思想，五百年来留下了太多的误说、迷案、空白，所以我认为如今的阳明学研究首先要为王阳明正名，必须扫除一切历史的偏见，还阳明及其心学的本来面目。我在《王阳明年谱长编》中提出了十大新说新考，并在《阳明大传》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论，自信都是有理有据的，有助于今人对王阳明及其思想作进一步的思考。目前人们对阳明学的研究总体上是正常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是将阳明的心学思想破碎化，不是从总体上把握阳明心学体系的精粹及其人文精神，而是从阳明文集中找出一两句话，或取出一两个故事，随意解说，乱加发挥，越说越玄；二是好主观自我诠释，不顾王阳明思想的本义，而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王阳明，各种各样的所谓“诠释”“阐释”千奇百怪；三是庸俗化，如把阳明心学说成是成功学，说掌握了阳明的什么“四个字”“一句话”，就可以终身享用，战无不胜，把阳明当作偶象来崇拜，搞祭祀大典等；四是神化阳明的倾向又有所抬头，称颂阳明是“神奇圣人”“千古一圣”，把阳明心学看成是万能万用的“神学”，阳明心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旧相信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中的阳明神迹与神化故事等。
《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过去皇帝不让王阳明讲学，但是王阳明的心学传播得越是广，影响很大。这个学说为什么那么有魅力？关于王守仁、阳明学说中，有哪些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方？
束景南：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实际是一个解决“人”自身的存在问题的人文学思想体系，良知心学所以有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就在于它的这种强烈的解决人“心”问题的人文精神。我曾经说，人自身作为“此在”存在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人性”的问题与“人心”的问题。儒家的思想本就是解决人“性”问题与人“心”问题的心性论的道德哲学体系，由孔子开其端，如果说朱熹的“性即理”与“复性”的性学是主要旨在解决人“性”问题的思想体系，那么阳明的“心即理”与“复心”的心学就是主要旨在解决人“心”问题的思想体系。朱熹格物穷理的“性一分殊”与阳明致良知复心体的“心一分殊”，在儒家的心性论哲学体系内构成了互补共进的关系，两者并不截然对立。阳明说良知即心，所谓良知，就是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实际上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知善别恶，为善去恶，日用即道，百姓日日在用其道，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阳明只是把它从生活中总结出来，上升到了哲学自觉认识的高度，并不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