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时间——康托诺维茨传》，[美]罗伯特·E.勒纳著，宋宁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520页，99.00元](https://pic.dushu.com/202105/29/3w345zvqvft.jpg)
《天使时间——康托诺维茨传》，[美]罗伯特·E.勒纳著，宋宁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520页，99.00元
备受期待的传记
正如作者勒纳所说，知识分子从左转右屡见不鲜，从右转左却极为罕见。恩斯特·康托洛维茨便是这种极少数之一，其文其行早就值得大书特书，可是长久以来学界都缺乏一部严肃的传记，因此，围绕他，许多戏剧化的夸大和谣言通过某些半学术的杂文广泛传播，让人们在进入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历史学家之前，预先接受了一种相当荒谬的刻板印象：康托洛维茨是一个想当纳粹而不得的倒霉蛋。
这种说法不乏一定的道理——确实，一切刻板印象都略有道理——其依据主要是斯蒂凡·格奥尔格及其小圈子所宣扬的一系列主张与纳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惜，或者说幸运的是，康托洛维茨是一个犹太人。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格奥尔格的精英主义与纳粹主张的民粹主义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忽略了被渴望的永恒德意志与现实的第三帝国之间的无限深渊。同样的忽略适用于对从尼采到浪漫派的一系列评估上：他们的思想多大程度上要为现实的灾难负责？而如果说人们真的要把种族主义和废墟美学归咎于尼采和浪漫主义者的话，那么难道不应该按照同样的逻辑，把人类通过重估价值而对诸多好价值的追求，归功于这一同群人从而让批评与赞美的比例达成一种平衡呢？
即使人们不喜欢这样的平衡战略，也必须承认：由于一切诗歌在根本上是为诗歌而存在的，在这种语言的第六种功能中，词语本身被维持在一种完整而空洞的中间状态，那么思想的天平也就无可避免地在词语上摇摆，通向哪里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退回到作为手段的功能上。如果文学真的存在，如果人们愿意相信一个文本从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话，那么文学固有的暧昧性就不应该被回避。
“秘密的德意志”的“元首”斯蒂凡·格奥尔格
从格奥尔格自身的背景来说，新艺术运动与象征主义诗歌的双重影响所导致的对审美的绝对追求和对资产阶级庸俗文化的拒绝，并不是一个德国现象，也从未首先发生在德国。他的观念本质上是欧洲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的。他的作品中所歌颂的某些品质当然受到纳粹当局的喜欢，但是由于沾染法国风格而不可避免带来的波西米亚气质，肯定会被第三帝国当成颓废文化而扔进垃圾堆。再比如，格奥尔格的作品中爱的概念实际上指涉的完全是一种古希腊式的发生在男子之间的爱，这恐怕也不会让纳粹当局喜欢。
这并不是说格奥尔格与纳粹完全分离。但是，考虑到纳粹政权的形成是由多种，并且有时候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倾向合力带来的结果，我们至少可以说，格奥尔格派对第三帝国的形成并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而康托洛维茨显然比他的“大师”格奥尔格更为清白。如果说格奥尔格本人对于纳粹政权还有一定的暧昧——没有予以明确批评，那么康托洛维茨则在德国领土上发表了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秘密德意志的讲话，其矛头直指褐衫党人。
作为犹太人的康托洛维茨早年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他本人所处的生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身份上认同德国，是德国犹太人常常选择的道路，这种认同在波兰地区更加明显，在犹太复国主义尚未成形，德国文化处于上升期的十九世纪末，复杂和紧张的民族-宗教关系让身份问题变得极为敏感。
对于中欧的情况，奥匈帝国的多民族性是总所周知的，相比之下，德国就纯粹得多。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忽略在德国境内也存在着一些非德意志领土，最为醒目的就是康托洛维茨家族所在的波森省（今波兰波兹南省）。
这块领土，是1792年普俄第二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拿破仑带着革命法兰西短暂经过这里，激起了波兰复国运动的小高潮，但这一运动真正实现其目标，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康托洛维茨家族发家致富的和平时期，是波兰人倍受歧视的时代，德国在当地实行的同化政策，在瓜分波兰的德奥俄三家之中，是最为严苛的。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把比较的范围扩大，那么就会发现普鲁士倾力实施的德语教育，与法国在各地强制推广法语教育的力度不相上下，只能说这本身就是十九世纪末的普遍情况。
在波森当地，占绝大多数的群体自然是波兰人，但是德国人的数量也不少，双方的比例大概是七比三到六比四，犹太人虽然数量不多，仅占全部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已经足够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在波森德国化的进程中，支持德国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德语是强势文化，而且在于波兰人普遍信仰天主教，比起德裔居民所信仰的新教，前者对于犹太教的敌视更为强烈和悠久，也就是说，除了蒸蒸日上的德国所提供的足够的吸引力之外，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古老法则也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毫不奇怪，康托洛维茨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教育，并且进入了以普鲁士王后、德国皇后命名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王家高级文理中学，有意识地朝着德国文化精英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种教育也离不开财力上的支持，康托洛维茨的父辈主要依靠卖利口酒发家。在当地，原本是烈酒生产更具有主导地位，家族的业务从烈酒拓展到甜酒，这反映出普鲁士军事边区的布尔乔亚化进程。烈酒和劣酒之间，确实存在着超过谐音的相似之处。甜酒能够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不太刺激的放松的需求。而在今天，利口酒颇受女性饮者的喜爱，更加说明了这种由香草和浆果构成的甜蜜在市场上的无量前途。
以波森的工厂为中心，经营据点在北德扩展开来，柏林和汉堡都设有其办事处，业务范围则遍及世界，欧洲和北美自不用说，非洲和远东也有所涉及。康托洛维茨家族的事业蒸蒸日上，出于希望恩斯特·康托洛维茨能够继承家业的理由，他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作为主要外语，父母请了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来照顾他。这件事带来了偶然而关键的幸运：得益于这种童年的培养，康托洛维茨能够在战争年代较为轻松地掌握英语，如果没有这一能力，恐怕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他都难以找到职位。本书作者也多次强调这一点，毕竟，他著述极少，仅靠弗里德里克二世的大传无法让伯克利大学雇用一位只会德语的中世纪史教员。
既然要争当模范移民，那么对于犹太教的信仰，必定是越来越少而不严肃的。从取名到礼拜，犹太性越来越低，传记作者认为，康托洛维茨不太会说意第绪语，因为他发现，后者只有在少量书信中才使用些许意第绪语的基本词汇。至于拉丁语和希腊语，情况让人感到意外，康托洛维茨的毕业证书显示，在文理中学里面，他的这两门古典语言的成绩非常糟糕，这肯定会让翻过《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读者难以理解，毕竟那些未经翻译的古典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让那些因此而批评这本书矫揉造作地炫耀博雅之学的人显得不无道理。
这本传记的作者认为，这些科目的分数如此惨烈，是因为普鲁士的评分标准严苛，康托洛维茨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都获得过类似的分数。然而，既然并非所有人都得了同样的低分，那么这种说法就算不上恰当的解释，作者意识到这种不足，补充说，这种低分可能反映出康托洛维茨养成了对权威的蔑视。我们很难相信这种说法的相关性，更何况，难道一个人日后的伟大成就会意味着他的伟大是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吗？在这一点上，这本传记没有摆脱一种传记性的天真，例如，我们还会看到，作者强调了康托洛维茨在柏林大学上过古典学大师维拉莫维兹的课程，然而，用不着谈论什么康托洛维茨是维拉莫维兹和尼采的辩证综合：这段经历从未体现在他的写作之中，他在这一时期也未能形成明确的志向和完备的素养。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他不久之后在海德堡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穆斯林工匠协会的性质》（Das Wesen der muslimischen Handwerkerverb?nde）是一篇糟糕的、没有一手资料、缺乏证据和逻辑支撑的论文，其指导者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说这篇博士论文等同于一篇优秀的美国本科生毕业论文，这种说法可能也是过誉的”。
真正造就康托洛维茨的，是与斯蒂凡·格奥尔格的相遇，后者通过混合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和激进的法国象征主义，缔造了一个神秘的诗性帝国，这个帝国之于当时的德国，非常恰当地对应了耶拿浪漫派之于十九世纪初德意志的情况：它一下子成为这一时期德国文化领域中的高岭之花，大学里的无数年轻人，渴望遇见这位大师，因为后者，针对布尔乔亚生活中庸俗的捉摸不定，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超越或者逃离。这个帝国不仅是观念上的，它在现实层面是由格奥尔格本人和他精挑细选的年轻人组成的小圈子，他按照一种希腊式的标准挑选青年，作为“大师”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模式引导“弟子”。他推崇但丁、莎士比亚、波德莱尔、马拉美和尼采的作品，尽管充满了对伟大人物的崇拜和理想世界的追求，但这份名单足以表明他的国际主义倾向。“大师”掌管着一个出版社，通过后者，他和他认可的弟子得以发声，康托洛维茨的《弗里德里克二世》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出版的。
康托洛维茨与“大师”是如何相遇并交往的？本传记的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献调查，揭开了这个秘密，通过住在海德堡的同一间膳食公寓，两人发生了交集，作为格奥尔格的忠实信徒，与“大师”思想上保持一致是一种基本要求，模仿格奥尔格体写字也不足为奇，但是要想得到大师的高度认可，就必须做得更多，这种对“大师”的赞许的期待，促成了《弗里德里克二世》这本书的诞生。
一个并不德意志的德意志皇帝
康托洛维茨的批评者，从恩斯特·卡西尔到诺曼·康托，无不攻击康托洛维茨神化了弗里德里克二世，从而加强了第三帝国的民族主义神话。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关于纳粹喜欢这本书的传说，本书作者澄清了许多不实之言。像是希特勒读了两遍之类的说法，常常被人引述，但是实际上这从未被证实过。勒纳风趣地指出，“想象希特勒对一位犹太作者的六百页的艰深著作不只读一次，而是读了两次，这是有悖常理的”。当然，本书作者的观点是折衷的，他认为不可能彻底抹除这本书与纳粹的关联，就像不可能抹除这整个格奥尔格派与纳粹的关联一样。
这种四平八稳的判断保护了这本书的另一面，也就是非纳粹甚至反纳粹的那一面，本书作者给出了一个相当让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弗里德里克二世本身不适合当作民族主义神话的原材料。
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弗里德里克二世传记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带来的激情和修辞上展现的夸张引人注目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康托洛维茨这本书是第一部关于弗里德里克二世的重要传记，在此之前，人们找不到一部合适而详实的传记。外国的历史学家自然缺少动力和能力去触及这位皇帝的档案，德语历史学家也不愿触碰他，因为他的经历及不适合充当德国民族主义神话的原材料，也不适合充当另一个德语国家——奥匈帝国的多元帝国神话的原材料。
弗里德里克二世（1194-1250）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自德意志的士瓦本地区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德意志君主。然而，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并不总在德语地区，帝国的目光更喜欢放在意大利上，因为那才是旧日罗马帝国的核心区，是文明所在，也是财富所在。弗里德里克二世生于意大利死于意大利，其成长和统治都发生在南意大利的西西里宫廷，从近代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他更适合被称为一位意大利君主。弗里德里克二世成为皇帝以后，为了换取德意志地区的诸侯支持他对意大利的征服和统治，以及在东地中海进行十字军战争，他为那些诸侯颁发了大量的特许状，实际上使得后者获得了自治的合法权力。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弗里德里克二世对德意志长久以来难以统一负有重要责任。这种事实上的长期分裂这让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倍感尴尬，难以把他发明成伟大德意志的古老领袖。至于奥匈帝国，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尴尬：弗里德里克二世征服意大利的事业使得他成为教廷最主要的敌人，他多次被教会处以“绝罚”，他的对手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把他称之为“敌基督”，在这种情况下，以天主教为国本的奥匈帝国显然也不适合宣扬这位教会的敌人。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弗里德里克二世是被尼采所认可的人，作为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皇帝，他是格奥尔格的圈子喜欢的人物。康托洛维茨按照“大师”的意图为这位皇帝著书，书中所宣扬的英雄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距离，二者之间可以是暧昧不清的（这位君主毕竟是一个德意志皇帝），也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说德国民族主义能勉强接受南欧文化，那么这位皇帝对伊斯兰文化的着迷就难以启齿了）。事实上，对于一个中世纪人，以民族国家的方式为之量体裁衣本就十分荒谬，当时代的紧张足以把一切模糊边界都清晰刻下的时候，所有和德意志沾点边的都东西都必定要接受一番立场表白，这是民族主义狂热到了极点的必然后果。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格奥尔格和《弗里德里克二世》与纳粹有暧昧，康托洛维茨也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纳粹政权的拒绝，他在格奥尔格死前，以公开演讲的方式，向前来法兰克福大学的听众阐明了他所认为的格奥尔格的理想——格奥尔格本人拒绝了第三帝国的官方邀请。但是勒纳提出的一份档案显示，他至少部分地认可这个民族主义运动，至于他的弟子们，不用说，许多人立刻顺应了新时代。康托洛维茨向“大师”汇报了这次演讲，但是似乎未见后者的回应，“大师”可能出于不认可而没有回复，因为他本人态度暧昧，也可能只是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格奥尔格在这次演讲后没过多久就逝世于瑞士的一个小镇。
无论如何，《国王的两个身体》的作者的态度是明确而勇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他明确区别了现实的德国和格奥尔格圈的“秘密的德意志”，他强调后者作为一种理想，与真实的德国之间的联系，以及无可跨越的距离。秘密的德意志以其绝对性与神秘带来了对现实的超越。“它从未被放置过，从未发生过，但它永恒地存在过。”
二、他明确指出“秘密的德意志”的英雄们不是德国人，而是超越德国人的人（über-deutsch），是那些能够连接欧洲的北方与南方、兼具陆地与海洋双重性质、拥抱希腊罗马传统、与拉丁中世纪紧密结合的欧洲主义者，例如歌德、尼采以及他曾写过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
事实上，在他看来，带来现代意义上德国民族意识的路德的出现，其实是帝国概念的瓦解和德国悲剧的开始。
三、“秘密的德意志”的目标是优雅与高贵，是美与诗歌。拥有品德追寻美，是其真正的要求和理想。而现实的德国尚未达到这一点。
不是现实的而是观念的，不是德国的而是欧洲的，不是武力的而是美的，这三重区分，三重诉求，清楚直白地显示出康托洛维茨的诗性与勇气。这次演讲，显然是具有反纳粹的性质的，台下的听众从这并不隐晦的对比中，很容易就听出了其中针对第三帝国的攻击和讥讽，因此他们没有迟疑，立刻对他进行抵制，并要求当局让这个犹太人赶紧滚蛋。
法兰克福大学其实并非一所官方背景的大学，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当局的代表在大学中的地位是象征性的，原则上，这所大学是法兰克福人的大学，其主权来自法兰克福市民，是法兰克福人凑钱建立的市民大学。法兰克福作为传统的商业都市，犹太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其他德国城市要大得多，不难理解这所大学的构成资本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些犹太商人，因此，该校对犹太教师的接受比起其他大学要更为容易。然而，和平时期是一回事，1933年以后又是另一回事了，这种中世纪残留的自治主义肯定不能抵抗纳粹的铁拳，法兰克福的这一背景没有为康托洛维茨带来更多保护，很快地，他被迫退休，然后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流亡美国。
不过，在德国的这段经历对于康托洛维茨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促使他深入思考，什么是主权，什么是一个团体的尊严。只有与这段经历对比，才能理解为什么在1950年，康托洛维茨作为一个流亡者，竟会不顾再次流离失所的风险，与大学对抗。
根本问题
流亡是痛苦而艰难的，在战争期间，康托洛维茨的母亲没能成功逃离，1943年死于德国。经济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家族在德国的产业自然全部完蛋，他的退休工资也不可能再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当局按照规定在他“自愿退休”之后，持续且完整地支付他退休金，直到1941年美德开战，这大概是纳粹德国作为规范国家的又一例证。他依靠流利的英语和早早建立起的人脉，加上《弗里德里克二世》为他带来的声誉，终于勉强在伯克利大学获得了稳定的教职，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反复不定和险些失业。康托洛维茨的经历也表明，即使是像他这样的博学之才，也不得不有时依靠好运的帮助。通过详实的材料向我们展现他如何在复杂的学术社交界勾心斗角终获成功的轨迹，也是这本传记的一大优点。
对于康托洛维茨在美国的生活，最值得记录的，无疑是两件事，其一是针对伯克利大学的宣誓要求而展开的斗争，最终促成了《根本问题》一书的出现；其二自然是写作《国王的两个身体》。第一件事并非与第二件事完全无关。因为实际上他们都直指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主权？
所谓宣誓问题的由来与当时的气氛有关，由于与苏联冷战，美国内部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审查，伯克利大学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非美活动委员会威胁要在该州通过立法，打击大学系统的“不忠诚行为”。伯克利大学的校长害怕这一立法会打击大学独立性从而削减财政支持，决定先发制人，预先让董事会提出一项加强的效忠誓言，要求所有教员签字。
要注意的是，这些教员事实上已经进行过一次宣誓了，他们宣誓“支持美国宪法和加州宪法”并“将尽最大的能力忠实地履行职责”。对于这一宣誓，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事件所针对的是这一次加强的忠诚誓言。后者有着明显的对政治倾向的审查和压制——因为它与是否受聘直接挂钩，这引发了教师团体的反感，尤其是那些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人。
反对者与校方斗争了许久，校方始终坚教员必须签字，否则不予雇用。而且特别要说的是，尽管这一事件的起因与麦卡锡主义有关，但是后续的发展中，对抗双方的焦点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因为对于共产主义，双方事实上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对抗不再基于这些教员的政治立场，大学已经进行过调查，透过一个教员组成的委员会，一份清白名单被筛选出来，被要求签字的人首先得是这份名单上的人。这意味着，从他们实际的立场来看，这些人已经合格了，校方要求的其实是一种服从的姿态，一种对权威的认可。
可以说，在这次斗争中，学校并未妥协，而反对者被重重分化（筛选名单、经济压力等等）后已经所剩无几，康托洛维茨是最后的坚持者，他始终拒绝在加强的效忠宣誓书上签字，并且还写下了《根本问题——有关加利福尼亚大学忠诚誓言的文件和边注》（The Fundamental Issue — Documents and Marginal Notes o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yalty Oath）一书。在书中，康托洛维茨以从中世纪到近代的传统，阐明大学作为一个法团的本质就在于维持这个法团自身的尊严，根本问题涉及的是职业和人的尊严（professional and human dignity）。在他看来，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他有权穿上长袍（gown），这一礼装代表着“穿戴者心智的成熟、判断的独立，以及对良心和上帝的直接责任”，这一职业的内在主权（the inner sovereignty）就在于“他们应是最不允许自己在胁迫下行动和屈服于压力的人”。
这里的逻辑简单整理一下，康托洛维茨强调的是，大学人在大学所获的职位，是大学这个共同体以自身的尊严和主权做出的决定，他并非拒绝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禁止——他一直以来的经历已经证明自己从未与之并行，而是拒绝这个共同体之外的权威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介入，从而破坏这一团体的自主性。
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认为加州大学校方的要求是一种侮辱：一个有尊严的团体，或者用康托洛维茨后来的话说，一个“虚构身体”，在它成为这种有尊严的团体的瞬间，就已经获得了对其主权的认可，这也是对其能够以真理和美德为目标自行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承认，这意味着它已经向着真理宣誓过一次了。服从于一种行政命令的要求，顷刻间就会让这种尊严化为乌有，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它的第一次宣言不再被承认，不再被当真（这么说也许看起来有点离题，但是逻辑是一致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无法第二次说出“我爱你”），变得必须倚靠他者的力量而不再自主，从成人退化回儿童，从有规则的尊严退还为无规则的武断。
因此，康托洛维茨的拒绝宣誓无关于具体而有形的意识形态，他在反对与赞许之前拒绝被纳入这样的选择。当他说“我真正地是保守主义者”（I am genuinely conservative）的时候，他无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立场，即对一切侵犯这种职业与人的尊严的绝对抗拒。也只有当人们把发生在加州的这场斗争还原到这一样一个层次时，才能理解为何他把伯克利大学所做的这种决定比作1930年代纳粹在法兰克福、在整个德国所做之事。
被人们天真地贴上保守主义标签的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指的更多是对新思想的反动，这忽略了这样的“保守主义”可能所求更多，从而走向其逆转的延长线上。下面我们会看到，在欧洲，许多自称深受《国王的两个身体》影响的人走向了一种多么荒唐的闹剧。康托洛维茨的保守主义并非如此，他的立场维护着一种君主式的尊严，从这个角度我们恐怕也难以认同本传记作者所说的，康托洛维茨向左转的看法。
敞开的巨著
在加利福尼亚爆发的争议打断了康托洛维茨的工作进度，在离开伯克利，前往普林斯顿之后，他终于能够出版他那部准备许久的大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了。
这本巨著的开篇说，这本书缘起于与他的法学家朋友马克斯·雷丁在1945年的谈话，后者从本笃会在美国注册为法人的趣事，逐渐谈到在中世纪作为法人的抽象的王冠。这引发了对“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说法的讨论。不过这个说法历来被认为有些虚构的成分。首先，书中表示，直到1950年，《国王的两个身体》仍旧只是为了纪念雷丁而作的论文，但是传记作者良好的文献工作向我们指出，在1950年一封给好友的信中，康托洛维茨谈到他有一本叫“国王的两个身体”的书大功告成，只剩些注释待补充。其次，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许多他早已关注甚至完成的内容，特别是关于中世纪的三种时间——永恒、永常和有限时间的区别（传记中译本的标题所借取的“天使时间”就与这种永常有关），是1935年的草稿中就已经出现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本书的起源远早于1945年。最后，本书在多次预告之后的完成品上，添加了非常奇怪的关于但丁的章节，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章与整本书的主旨不符，最好还是删去为妙。
我们还记得康托洛维茨最初的写作就不是学院派的，而且他著述极少，人们可以怀疑他的长篇写作能力是否真正达到过学院标准。即使基本上摆脱了早期写作中过度主观的断言和对不可靠的神话引用，他那时常发生的离题和对主题的拼接，还是让他的写作始终缺乏严谨的体制格式。
应该承认，《国王的两个身体》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了，正如传记作者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有着明显的比例失当和主题不明。而即便人们可以重建一个康氏的思想矩阵，把这本书中的主题大体归置于“两个身体”的轴心上，作品中关于但丁的论述还是远远脱离这一主题的范围。无论我们是否把它当作作者出于偏爱而安排的秘密表白，这都已经表明这一章节无可辩驳地成了全书中的某种异质品。
这本书难以进入也难以走出，出于方便考虑，人们立刻从它的副标题“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中的这个诱人表达——“政治神学”——联想到了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自从后者再度走红以来，有大量的文章暗示或者辩证地认为，施米特与康托洛维茨之间发生着隐秘的对话。针对这种流行的研究，本传记的作者指出，查阅了可以接触到的康托洛维茨的数百封通信以及全部的著作之后，施米特的名字从未被提及。当然，想要证明一个人从未受某物影响，必定比证明他受到影响更为困难，这样的证据肯定不足以说服那些指望巨人间发生战争的研究者。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提出另一桩可能的对话，为这种研究增添一些幽默。
罗兰·巴特1979年在一篇简短的报纸专栏中写道：正如十八世纪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主权者”只能是神圣的：合法性、正当性、神性，这些东西不易觉察地合而为一了。霍梅尼既不古老也不新颖，他只是简单地出现了，他把统治的冲动施于大幕之上。因为在权力的“诸理由”中增长的东西，不是利益，不是斗争，也不是挑战，而是神学。
巴特肯定没有读过施米特。
我们都会承认，通信和写作中未提及施米特名字显然不是一个直接证据，然而，通过这本传记，至少读者们可以理解到的是，康托洛维茨的工作是中世纪研究内部复杂但连续地发展的结果，是其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有着连贯和较为清晰的谱系，从逻辑上讲不需要施米特的补充。
《国王的两个身体》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是，它引领了潮流，为人文学科——远超出中世纪史学甚至历史学科的范围——引入了像宪政、制度、仪式和身体这样的新主题。换句话说，这种重要性实际上指向的是本书的影响力，它的历史地位，这种地位能够确保它被登堂入室地纪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位二十一世纪读者阅读它的必要性。
读过这本书的人肯定都知道，它实际上是缺乏结论的，就其内容而言，绝大多数人记住的只是公式化的“两个身体”，也就是说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的、可朽的身体，一个是虚构的、不朽的身体。稍微一想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而非一种阐释性的理论。是的，国王有两个身体，于是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看，答案恐怕让人极度失望。很多学科的著作都引用过这部书，可是大部分的引用，乃是出于学术写作上的炫耀和对权威的召唤，不意味着这些引用是符合论证逻辑的。道理很简单，“两个身体”这种现象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是普遍存在的，它归根结底涉及的是实体和它的表象之间的间距。我们在一切人类活动中，都可以观察到广义的两个身体现象。一个人和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基本的“两个身体”，显然不止国王有两个身体：物体和它的功能也是两个身体，一个人的生物性别（sexe）与他的社会性别（genre），绘画的内容和它的意图，文字符号和它的意义，普鲁斯特小说中被追求的恋人和理想中的恋人，诸如此类，他们都共同标记了一种两个身体式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涉及一种基本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二分性。所以当然有大量著作在讨论这一现象，哪怕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冠以两个身体的名称。康托洛维茨在书中也明确地展示出，在中世纪的司法政治实践中，存在着复数种两个身体的理论。这些理论并不一定是从同一个具体的两个身体理论出发变形而来，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难以从中建立起一种线性的影响史，相反，这些理论之间具有一种亲和力，它们或有所交织地或独立地都在进行一种介于表象和实体的划分。
一本没有结论的书是不可接受的，经过努力尝试，人们通常会从《国王的两个身体》得到以下四种结论：
第一种是如前所述，把“中世纪存在两个身体的理论”这种描述当作一种理论。这一结论通向一种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们的时代没有懂得这个中世纪的真理，因此弄得一地鸡毛。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哲学家，据说是法国受康托洛维茨影响最深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常常被各种跨学科研究引用的观点，即，我们惊讶地发现法国大革命斩掉了国王的头，破坏了稳定的两个身体的理论实践，就此破坏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是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代。为了逆转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重建道德，重建一种质朴但坚实的基督教秩序，通过这种古老的精神的引入，重新为混乱的议会政治一劳永逸地提供正当性。现实中也果然有人这样呼吁了，2017年，一些欧洲保守主义思想家就发表了一篇类似的宣言，他们的工作常常和雷蒙·阿隆、托克维尔、汉娜·阿伦特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非常容易辨认。
第二种结论，需要忽视关于但丁的第八章，这样一来，就能够大体上为这本书确立一个通向宪政主义的道路。如果说国王的两个身体在欧洲大陆产生了它的原型，那么其最终的形态却在海峡两岸有所不同：在法国，两个身体的理论以强化虚构身体超越性的方式，带来了对君主神圣性的确认，从而在制度上体现为绝对主义的统治；在英国，情况相反，通过法学家的争辩，国王的虚构身体即“王冠”，被重新定义为由国王、贵族、骑士和市民共同构成，这导致了对国王本人权力的限制，从而英国也就率先成功地发展出所谓的封建自由和君主宪政主义。
这又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说法，但是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宪政主义本就是英国普通法学家孜孜不倦重复的东西，姑且不论对错，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结论，康托洛维茨不就等于白忙一场吗？这样一本书凭什么值得我们如此费力地去阅读和探索呢？
更让人们无法忽视的是，法国的情况实际上表明，并不是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理论导致了宪政主义或者绝对主义，而是英法两国各自的政治轨道重新发明了这一传统，新的阐释让这种理论漂亮地贴合海峡两岸的政治实践。
第三种结论，保持这本书开篇的坦诚，这本书真的没有结论，康托洛维茨让我们对它的主题自行组装。这是否暗示着，这些主题本来就不是统一的，而是异质的呢？如果不算上最后但丁的帝国，这本书实际上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帝国，一条是教会。读者们应该注意到康托洛维茨的谨慎，他没有说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而是竭力指出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平行关系。教会与王国的平行的差异对于历史学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对于以社会本体论为赌注的社会哲学来说，这其实只是一种无差异的平行。一位非常喜欢康托洛维茨的法国哲学家指出：崇拜必须被正当化。宗教机构和任何机构一样，必须在自身之外找到它们所主张的权威的基础。从这种关系中，或许能跳跃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国王和教宗，它们都以一种社会仪式的方式自我授权，它们自身是通过某种方式无中生有的，其起源永远意味着一种绝对暴力，并且这还意味着当代流行的世俗化概念的空洞性。
第四种结论，就是按照作者中心论的方式，承认康托洛维茨心里装着的还是格奥尔格的伟大梦想，虽然康托洛维茨对于再回到这位“大师”身边有些暧昧不清，但他终于在这本所有人都期盼已久的大作中，拿出了珍藏的栗子蛋糕，把“大师”最为推崇的但丁当作解开一切谜题的钥匙。但丁提出了第三种永常的人，也就是最好的人（optimus homo），他与皇帝和教宗平行，于是但丁的帝国不可避免地被当作一种结论。然而，如果这仍是格奥尔格1928年的《新帝国》的翻版，那么经过重重伪装之后得到的这个结论，仍然是乌托邦式的，是作为不可能的理想而被提出的，这种结论没办法因为其古典色彩而鼓舞人，因为归根结底的不可进入性，要么是灾难的开端，要么是无力的梦想。不难发现，这一观念实际上也混合了《根本问题》中提出的人的尊严、人的主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渴望着这种状态，然而，一个作为个体的主权者，他如何才能避开作为一个团体的主权者的要求？如果人们知道1950年那个故事的结局，就会理解这种说法根本的乌托邦色彩：1950年的强制宣誓是大学提出的，后来，在该州州长的倡议下，加州立法机构立法要求该州所有雇员都要进行类似的强化宣誓，这一次先前那些不签名者再没有反抗。
作为一本来自中世纪研究圈子内部的专业人士所写的严肃传记，本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澄清了大量传言。例如，有人说康托洛维茨之所以受到牛津的邀请，是因为有人混淆了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和赫尔曼·康托洛维茨，这个说法在不久之前出版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第二个中译本的前言中仍然可以找到。有时，传记作者本人的观点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然而，这本书整体上绝对可以称为一部优秀的传记。了解康托洛维茨本人经历的诱惑加强了这本书的价值，在今天，即使传记作品的功能不再总是提供一种简单的榜样，即使康托洛维茨的生活与写作再无复制的可能，人们也仍有必要去理解一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学者，是如何对待“人的尊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