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时，19岁的周树人写下一首诗，题为《莲蓬人》：“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诗中的“濂溪”即周敦颐，是绍兴周氏家族的先祖，周树人是他的32世孙；“净植”即莲荷，指代周敦颐的代表作《爱莲说》。这是既在赞美周氏先祖的清廉品格，同时也是激励自己，让生命呈现出傲然独立的风骨。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开山鼻祖，“道承孔孟，学启程朱”。乾隆的“三希堂”出自周敦颐的名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他从小爱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视之为楷模与圣人，说：“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贯之道，夫人之所当勉者也。”一千年来，濂溪先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爱莲说》堪称经典之作，那净然独立的莲荷，就是他思想人格的化身与生命理念的写照。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一个“独”字，就显示出濂溪先生与众不同的风骨。此文犹如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鲁迅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他的认知与体验是丰富与深刻的。
“莲”乃联也，“荷”乃和也。周敦颐提出的“理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并继承了南朝傅大士的“三教合一”传统。请看他一身奇异之相：头戴道冠，即以道学为首；身穿僧服，是以佛法为中心；脚着儒履，乃以儒行为基。这正是一个理学大师的超然风骨。曾几何时，莲荷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象征了，其中含有关于儒、道、佛“三位一体”的美妙比喻：朵朵粉红的莲花，象征遗世的道学；田田碧绿的荷叶，象征出世的佛学；枝枝白玉般的藕节，象征入世的儒学。濂溪先生赞美莲荷，可谓用心良苦，《爱莲说》中包含着形象而丰富的的文化意味。周树人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养成了读书、抄书的好习惯，能将书籍读深、读透、读通，继而反思不已，弃旧图新。“只有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后来的鲁迅之所以敢向中国传统文化宣战，是因为他了解得最深透，认识得最彻底。比如他就这样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可以说，鲁迅本人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莲”亦廉也，与濂可通义。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洁身自好。《濂溪先生墓志铭》记载：周敦颐在南昌做官时得了一场大病，同僚潘兴嗣去看望他，见他所有家中衣物，只能装满一破筐，钱不过百文。他的俸禄常用以周济别人，到了晚年甚至连稀饭都喝不上，这正是他朴实正直的性情使然。50岁时他作自况诗云：“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水，举箸半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他对后人的《遗嘱》说：“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濂溪先生“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品格，为后世树起了一面不朽的旗帜。鲁迅是从“三味书屋”中走出来的，关于“三味”的含义现在有一种新的解说，为鲁迅恩师寿镜吾先生的后代所证实，即：“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这对先生的启蒙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立人之本”。他一生乃布衣之士，从不谋求身外之物。他还非常感叹：我不愿做“名人”了，一做“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三味书屋 东方IC
“莲”又为怜也，与爱同义。周敦颐信古好义，关注民众疾苦，所到之处皆尽职而为，爱民之心俨然父母一般。你看他的爱憎分明，正如其《拙赋》中所说的那样：“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故黄庭坚写下《濂溪赞》，曰：“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濂溪先生这种“香远益清”的高尚风范，令人肃然起敬。鲁迅一直关注与同情老百姓，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十分熟悉，他的小说就属于“布衣文学”，其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的小人物。他心系民众疾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心怀中，有一个博大的“爱”字。鲁迅说过：“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未有天才之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就是他爱憎分明的生动写照。
“莲”喻君子，是“人极”理念的具象化。周敦颐提出过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即《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矣。”他模仿“太极”建立“人极”（即“诚”），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濂溪赞美“净植”的《爱莲说》，其实就是一篇树立“人极”的宣言。周敦颐不仅是鲁迅引以为自豪的先祖，也是他的精神导师之一，鲁迅从他那里部分获得了“立人”思想的启蒙，这同“树人”的原名如出一辙。鲁迅曾一再强调中华民族的出路是：“首在立人，人立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即人心，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并且坚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这一思想特征显然与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本质意义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鲁迅同其先祖是十分契合的。“好向濂溪称净植”——正是鲁迅一生所实践的不朽誓言。
鲁迅博大的心胸中，充满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曾说过，中国只缺少两样东西，一个真，一个爱，自己的一生都是在为此而奋斗。为了争得一个大写的“人”（一撇就是真，一捺就是爱），从濂溪先生到鲁迅先生，无数启蒙思想家前仆后继，呕心沥血，已经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文/那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