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古川隆久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42页，79.00元
东瀛学界以往关于昭和史研究的著述不可谓不多，而古川隆久先生这本《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是日方近年最新的研究力作。该书的日文原版是《昭和史》（古川隆久『昭和史』、ちくま新書、2016年5月），作者古川隆久先生是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的教授，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已逾三十年，曾先后出版过《昭和战中期的综合国策机关》（1992年）、《战时的日本电影》（2003年）、《昭和战中期的议会与行政》（2005年）、《昭和战后史》（全三卷，2006年）、《某精英官僚的昭和秘史》（2006年）等书籍，可谓日本学界中年学者的代表人物、中坚力量。译者章霖为东京大学的在读博士、著名学者加藤阳子的高徒，研究方向正是日本近现代史，由他来担任翻译工作应是再合适不过了。
纵贯战前、战时、战后的昭和
一说到昭和史，我们自然会首先想到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年）以及日本在近代史上那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接着，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慰安妇问题、七三一部队问题、大东亚共荣圈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便会接二连三地在脑中浮现，最终化为一场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批斗大会。但是所谓的昭和时代在日本历史中的定位是否仅限于此，却是需要沉下心来进一步思考推敲的问题。因为昭和时代的六十四年不仅仅包含了二十年的战前与战时，更覆盖了长达四十四年的战后。正如本书标题所描述得那样，日本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毁灭到重生”的历史过程。
昭和天皇
因此在阅读此书时，我一方面希冀于从各类事件与人物的叙述中寻觅新观点、新资料，另一方面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近代与现代的连续性”问题上来，着重对1945年前后的相关内容展开了阅读。诚然，把1945年日本的战败投降设定为日本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是目前学界的常识，但仔细想来，这种人为制造的时间节点却在无形之中给大家造成了一种前后“断裂”的错觉，仿佛此前的日本与此后的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日本人“恍若隔世”。实际上对于当时绝大部分的日本人而言，1945年之前与之后未必会有“隔世”之感，更不会有“从近代跨入现代”的切实体验。在普通民众看来，1945年的生活和1946年的生活或许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充其量不过是“渐渐开始感受到日本战败的事实以及和平生活的到来”罢了（《日本昭和时代》第230页）。
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我曾经受到一位日本老人的邀请到其府中作客。在喝茶闲谈时他告诉我，自己的老家在长崎，父亲曾是一名神风特攻队队员，太平洋战争末期在九州近海驾驶自杀飞机撞向美国军舰而丧命，那个时候他和弟弟妹妹留在家中每天不得不面对美军飞机的轰炸，所以在躲进防空洞生活之前把自己的课本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袋子里，埋进了后院的地下，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把课本重新挖出来，带着弟弟妹妹继续学习。甚至在过去六十多年后他依然在感慨：哎呀，我们的那些书啊，有很多都被炸弹烧焦了页角呐！或许正是怀着对中国的深深歉意，这位老人在退休以后选择自费前往我国内蒙、河北等地开展植树造林、防沙固土活动。留在日本家中的时候，还会到附近的各家各户收集不用的自行车，整修之后借给中国的留学生们使用。他的老伴劝他年纪大了就不要老是长途跋涉地到中国去干体力活，没想到他却乐呵呵地反过来劝老伴和自己一起去：没事的时候也去趟中国吧，你去了之后再回来，会发现日本的饭菜一点也不好吃了。或许对于这位老人来说，1945年不过是昭和时代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年，未必是一个“隔世”的节点吧。只要不打仗，那么该读书就继续读书，该生活就继续生活。
事实上在日本学界，以往关于昭和时代的战前、战时与战后的连续性问题曾有过不少争论，以至于引发过学术观点上的严重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战败投降之后，以往基于《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打造出来的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日本已经被奉行《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日本所取代，所以战前、战时的近代与战后的现代当然是有本质性区别的，是前后“断裂”的；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时代虽然可以转换、朝代亦可以更迭，但历史是决不会中断的，也不可能中断，所以两者之间势必保持着前后“连续”的关系。而他们之所以要展开这样的争论，乃是为了反思“日本的近代”，追问“何谓近代之超克”的问题。当然，从政治的改变与体制的变革来看，1945年之前与之后的日本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看似具有“断裂”的表征。但是从社会、文化乃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这种悬隔却似乎并不明显甚至不曾存在。尤其是所谓的“日本”或“日本性”，正如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低音（Basso Ostinato）”，始终是在日本历史中反复回响着的（丸山真男：《日本伦理意识中的执拗低音》，《丸山真男集 别集》第三卷，岩波书店，2015年6月）。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既非断裂亦非连续，如同藕断丝连，不如用“断续”来形容显得更为妥帖。而日本的昭和时代，正是一个将战前、战时、战后全部串联起来，能够循着时间脉络来观察并研究这种断续状态的重要时期。
国立国会大厦于昭和初期（1936年）竣工
“昭和之前的昭和”与少数派问题
始于1926年12月25日、止于1989年1月7日的昭和，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时代，研究日本昭和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看来，“昭和”的影响实际上决不是在1926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至少在1921年，大正天皇（1879—1926年）就已经因为身体原因不再参与政治，而是让当时身为皇太子的裕仁摄政。所以1921—1926年这段时期，可以被视为“昭和之前的昭和”被纳入到广义的昭和时代之中。
尽管古川先生在书中将昭和时代划分成了战前、战时、战后初期、战后后期四个部分，并在该书开头专设一章“昭和的序幕：改元之初的日本”来做前提性的说明与铺垫（第1-53页），但对于“昭和之前的昭和”却似乎涉及不多。这五六年时间虽然看似短暂，但实际上却意义非凡，因为它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迎来重要变革的时期与书中的后续内容保持着密切的因果联系。譬如1921—1922年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便是宣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出席会议的日本不仅接受了《五国条约》“对英美五比三比例”的海军主力舰总吨位限制规定（英美日法意五国的总吨位比例为5、5、3、1.75、1.75），而且因为《四国条约》的签字解散了“日英同盟”并失去了一战中趁列强无暇东顾从中国盗取的殖民权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才会在随后的十四年战争时期打着所谓“驱逐白人、解放亚洲”的旗号不断发起侵略行动。另一方面，1924—1925年间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政党政治的出现、普选制度的实施，也都是以此时期涌入日本社会的民主思潮为背景的，是日后“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明征运动”的远因。
昭和年代的日本东京会馆
古川先生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介绍了该书的三个特点，并特别强调称不会遗忘历史中的“少数派”，尤其指出在昭和日本向军国主义歧途大踏步前进的途中也曾“有人在质疑这种情况，并为了寻求改变而努力着”（《日本昭和时代》前言第4页）。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赏的学术态度。因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与使命不仅仅在于发掘史料、分析史实、还原历史，更在于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寻觅那些能够纠正错误、打破歧途的健全要素，以便透过历史这面镜子来反射现在、思考将来，避免过去的闹剧再次上演。哪怕这些要素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不过是势单力薄、转瞬即逝的少数。复旦大学的王升远教授曾在一次文学史、思想史的讲座中讨论过“特殊个体所具有原理性价值”。这实际上就是在说分析仅占少数的个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至少能够展示出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思考路径或普遍原理（Universal Principles）。这个道理如果放在日本昭和史的语境中来说就是：即便当时质疑天皇权威乃至否定侵略的日本人少之又少、持续的时间也未必长久，但它起码展现出了一种态度，一种要纠正错误、避免歧途的可能性，所以重视它、研究它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本书第二章第六节介绍的“天皇机关说事件”正是其中一例（第91—94页）。
所谓的“天皇机关说”，是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1873—1948年）在大正、昭和年间提出来的学术观点，也是一种有别于“国体论”与“天皇主权说”的，在近代日本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颇显另类的政治见解。它之所以会出现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西方“国家法人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明治宪法》本身给人留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通过阅读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宪法、国家以及政治”（《日本昭和时代》第8—16页）我们可以得知，这部亚洲历史上的首部宪法在强调天皇拥有国家一切权力的同时亦规定“国务大臣有辅弼之责”（《日本昭和时代》第9页）。也就是说，实际上以“辅佐天皇”的名义将其手中的国家权力分发给了内阁的各个大臣、贵族院、参议院、军部、枢密院等等（《日本昭和时代》第9—10页），从而使该宪法展现出了“既高度集权又变相分权”的奇妙特征。更何况在诸多条款中还充斥着相当含糊不清的措辞。所以依据解释的不同、理解的不同，其性质自然就会出现极大的差异。在美浓部达吉看来，既然国家是一种作为“法人”的存在，那么就应该“将天皇视作国家的一个机关”而非主权本身，“天皇只是在行使国家主权的主体中排在首位”而已（《日本昭和时代》第91页）。这种言论与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完全相悖，极易从根基上动摇近代天皇制，故在1935年2月遭到了日本当局的批判与镇压，引发了“天皇机关说事件”。但是，它作为日本近代史上少有的另类言论却具有某种不容忽视的“原理性价值”。所以古川先生将此单列出来加以介绍（另有第三章涉及的“反军演说事件”等），能让人体会到其良苦用心。
在日语的语境里，“昭和”本是一个颇具政治意味、反映意识形态的词汇。我在日本求学时曾有过切身感受。当时但凡刚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需要在各种场合用日语做自我介绍。其中曾有一位同学在介绍自己年龄的时候，想当然地为了迎合日本的习惯而冒出一句：“我叫XXX，中国人，我是昭和XX年出生的。”结果听到此句的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出了异样的感受，亦不乏皱眉嘀咕之人：中国人不是用公元纪年吗，怎么说自己是昭和XX年出生的，真奇怪。以至于有位心直口快的日本朋友索性发话调侃道：您很喜欢昭和天皇吗？他可不太好哟。弄得那位不明就里的同学只得不住地摇头苦笑。这种尴尬的现实，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某些问题。昭和时代对于日本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或许古川先生这本以大众为对象，立志于“让那些一直以来并不关心历史的人也能有兴趣”（《日本昭和时代》前言第3页）的著作，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