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郁达夫位于日本的寓所——— 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何畏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录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谁是真“何畏”
创造社里的何畏，迄今一直有不同的指认：一、真名即是“何畏”的前红军将领；二、匡亚明的笔名；三、何思敬的笔名。那么，要在这三个人中间挑选一个创造社里的那个“何畏”，他究竟是谁呢？
顷读一份地方民间所办的《读书报》，在一篇《郭沫若的<集外序跋集>》一文中，其称：郭曾在文章中说他与郁达夫、何畏等曾创办有同人杂志的《绿》，作者介绍说这个“何畏”“就是匡亚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等等。此乃大误，那个曾与郭沫若等结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社团“创造社”、并创办有多种杂志的“同人”何畏，其实并不是匡亚明，而是浙江余杭塘栖镇人何思敬。
先说真名“何畏”者确有其人，他即是前红军将领、中共高级叛徒的何畏(原红4方面军第9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其人出身华侨，阅历十分丰富：既毕业于黄埔军校，又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后在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并曾一度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延安时又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此前笔者在撰写《中共叛徒系列》时曾引用他人文章，称其在马来西亚时加入共产党，还曾担任过马共领导人，后被英属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先后考入厦门大学、黄埔军校，前者，他“在校期间曾与郭沫若等发起创办了同人杂志，又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这就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等也发表过一些小说、戏剧等(见丁森《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不过，由于显然的原因，在我们的众多新文学史的史书上，何畏是一个空白。”后经笔者考证，发现这是不实的，此何畏并非那个创造社的“何畏”。
再来说匡亚明，其曾有笔名“何畏”(以及“何晨”、“梦苏”)，但也非创造社中的那个“何畏”。据创造社骨干陶晶孙回忆：“何畏学的是文学，但是后来以社会学毕业东京帝大，他不能全在文学之中，他爱论社会问题，可是因为他有些文学思想，不能成为政治家，所以他的谈论最为有趣，后来在中山大学教书，成为‘红’教授，也有道理。”(《记“创造社”》)据此判断，“何畏”的学历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又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过教授，而匡亚明只在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过，又不曾在中山大学任教过，因此他并非创造社中的那个“何畏”。
真正的“何畏”，是何思敬(1896-1968)，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其早年东渡日本，先后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此走上其人生新历程。
《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从“何畏”到何思敬
1921年夏天，“何畏”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创立文学团体的“创造社”，并且是“创造社”首届的监察委员(与王独清、张资平、郑伯奇四人)，不过他在“创造社”发表的作品，仅见于下列篇幅：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2年3月)：诗一首；第三期(1922年11月)：Beethoven赞——— 赠郭沫若兄；黄昏；第四期(1923年2月)：上海幻想曲———1922年正月的印象；
《创造周报》第十一号(1923年7月)：Charleslouisphillppe——— 寄给在乡下的三个弟弟；第十二号(1923年7月)：争斗观；
《洪水》第一卷第六期(1925年12月)：精神的洪水——— 致沫若、仿吾的一封信；
《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26年5月)：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
虽说其因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创造社的“眼睛”，而成仿吾则因善于联系和团结同人被称为是创造社的“纽带”，郭沫若则是创造社的灵魂。创造社有多种刊物，1923年7月，“何畏”与郭沫若等商量决定接受《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的要求，为该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又至1927年4月1日，在国民党蒋介石“清共”前夕，“何畏”又与鲁迅、成仿吾、王独清等在《洪水》半月刊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呼吁英国进步人士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然而创造社里的“何畏”，其实只是早期创造社里的一个小伙计、小兄弟，人们之所以长时间不能确定“创造社”里的“何畏”究竟是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何畏”在创造社里的表现乃至“创造”毕竟是点到为止、乏善可陈。
创造社最初的几个成员，如何畏、陶晶孙、张定璜三人，是留学日本的同窗，此外方光焘、滕固等，也是以同乡等关系加入的。陶晶孙在《记“创造社”》中说：
近视眼的何畏又是创造社的眼，他在第一期已有一段诗，沫若看见何畏，和陶晶孙一样，没有期待于他们两个人，因为前者话多文章少，而所讲的话离开编杂志的话太远了。——— 何畏和晶孙对于创造社，没有主人感觉，前者有社会科学的观察，后者有自然科学的观察，两者都有奇妙文章，如前者之《上海幻想曲》，后者之《木犀》，都有非古典的美，两者在日本时所做的恋爱，亦有奇特可报告之处。两者对于社会、文学，同人的观察很犀利，离开创造社的中心，一个继续弄恋爱，一个远去弄科学，所以没有多参加，股份不能多领。
“何畏”“创造”有限，显然有理论兴趣强于文学创作的原因，加上正是恋爱的时期，逐渐在创造社里淡去。关于其恋爱的经过，陶晶孙还在《“创造社”还有几个人》中回忆：
稍过几年，进一高者(“一高”即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说其读书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笔者注)为何畏及刘侃元。何畏戴一副近视眼镜，走路对前直冲，脑力异常之好，读文科，爱一少女，这少女住在中国公使馆，可是不是使馆官僚之小姐，却是一个裁缝师的女儿，因为那时中日往来不便，使馆中带有裁缝师之故。有一次我与何畏走过公使馆，他说进去看看她吧，两人就进去，走到她家之前，我们两人在门外小便，然后进去，听见小便之声音，他们已晓得有人来了，谈了一会即回来，少女十分美丽，不过不是文学少女，对于何畏不能十分理解，仍有中国一般小姐的风气，能十分看懂恋爱，何畏正在弄美学，读verlaine(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的诗，所以情书之中无非写些这种文字，这种情书使小姐莫名何畏的妙，为她一时悲观，一时乐观，我们朋友也急起来了，后来他换美学为社会学，毕业后两人结婚。
关于“何畏”的淡出，郑伯奇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也回忆说：
何畏，在同人中，也是很奇特的一个。没有出国以前，还是个小孩子，他曾在印刷所作过工。他在日本也住得很久。进了大学以后，他研究美学那样似乎很玄妙而实际干燥无味的学科。结果他不能满足，又转到社会学。社会学的各派学说，他都孜孜地钻研过一遍。和陶晶孙相反，他是喜欢理论的。在《创造周报》上，他曾发表过几篇论文。他的论文与其说是推论的，毋宁说是近乎独断。文章也很奇特，常多警语。他写的小说不多，这篇《黄昏》是他早年的作品，可是已经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
陶晶孙在《创造三年》中说：“何畏的社会批评高于他的文艺，虽说有他的很痛快的《上海幻想曲》，但是他不能久留在创造社。”
“何畏”淡出创造社，1927年2月，他学成回国，随即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不久，“四·一二”爆发，广东反共军人开始实行“清共”，“何畏”却公然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理论，成为中山大学的一位“红色教授”，由此，“何畏”一变而为何思敬。
从文学理论家到翻译家
何思敬翻译的《哲学的贫困》。
何思敬其时已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他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出现，讲授、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中国左翼文化界同盟”的重要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先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等，培养了许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此外，他还是延安“新哲学会”的负责人之一，翻译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论综合技术教育》、《国民经济批判大纲》，以及列宁的《论托尔斯泰》、黑格尔的《法律学批判》、《自然哲学札要(初稿)》、《历史哲学》、《逻辑科学札要》、《宗教哲学》、《精神现象学》、《论美学》等，其中一些被列为整风时的“干部必读”书目。1949年以后，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哲学系教授和主任，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中国政法学会常务理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