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俄]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俄] 安德列·叶皮马霍夫著，陈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4月出版）一书中文导读。
这本书介绍的考古发现，是从乌拉尔山中、南段西麓到额尔齐斯河下游右岸，实际上包括了南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最西部。在这一广大的地域，对于本书所研究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而言，乌拉尔地区无疑最为重要和关键。这不仅是因为乌拉尔靠近环黑海、中亚两个发达的古代文化区，且处在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上，还因为自青铜时代以来，乌拉尔地区富集的铜矿吸引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业移民”。这些人与当地居民携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后来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正是以此为基础，并且从此处发端，席卷了整个欧亚草原。这一文化现象及后续连锁反应，对欧亚大陆的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中国文明有着重大影响的冶金、家马和马车，都有可能追溯至此。
本书是首部对乌拉尔及西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和社会进行全面概述的著作，其成果建立在对南乌拉尔及邻近地区考古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通过简单梳理乌拉尔考古学的历史，来了解这本书之所以形成的深层次的学术背景。
欧亚地区地形图，圈内为本书所讨论的区域
乌拉尔考古与西西伯利亚考古一样，是伴随着俄罗斯帝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拓而发展起来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乌拉尔地区采矿业的兴起，一些古代矿井连同其他遗迹渐为人所知，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18世纪后期俄罗斯科学院组织的“大科考”（1768—1774）也对乌拉尔地区的古迹进行了调查。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俄国知识界对古物古迹的热情空前高涨，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帝国地理学会（1845）、莫斯科考古学会（1864），还成立了帝国考古委员会（1859），对国家的考古事业进行管理。与此相应，1870年在叶卡捷琳堡成立了地方性的学术团体——乌拉尔博物学会。在此背景下，乌拉尔的考古事业开始起步。虽然当时的工作包括古代遗迹的调查、测量、登记、保护和发掘，大多是由地方学者自发进行的，但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专业水准。
进入20世纪，乌拉尔考古更加专业化了，毕业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受过职业训练的考古学家，开始加入乌拉尔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中。比如毕业于圣彼得堡考古学院（成立于1877年）的В. Я. 托尔马乔夫（1876—1943）、毕业于莫斯科考古学院（成立于1907年）的В. В. 格尔姆斯滕（1880—1942）都于20世纪初期在萨马拉、奥伦堡、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工作。
20世纪20年代以后，乌拉尔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除了地方的博物馆、高校等单位之外，中央的研究机构如国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帝国考古委员会的直接继承者，即后来的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国家历史博物馆等亦直接参与到当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来。这种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在这个历史时期，К. В. 萨利尼科夫（1900—1966）和О. Н. 巴德尔（1903—1979）的地位非常重要。
萨利尼科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国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之后供职于苏联科学院乌法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所。在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对南乌拉尔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考古的很多方面，均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对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分类和分期的研究，今日考古学界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就，均是建立在他的工作基础之上的。
巴德尔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莫斯科大学、国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莫斯科分部等机构身兼数职，从事博物馆学、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其间在伏尔加河上游以及黑海北岸等地区对青铜时代和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裔的身份，巴德尔于1941年从前线被召回，分配至下塔吉尔；1944—1946年在下塔吉尔地方志博物馆工作；此后的九年，一直在彼尔姆大学工作。1955年，巴德尔返回莫斯科，重新入职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是在彼尔姆大学，巴德尔创建了乌拉尔考古学派——他的学生以及再传弟子们成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乌拉尔考古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配合基建尤其是配合修建水库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1960年，巴德尔在彼尔姆大学的学生В. Ф. 格宁格（1924—1993），结束了在苏联科学院喀山分部历史语言与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来到乌拉尔大学（叶卡捷琳堡）组建了乌拉尔考古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宁格出走乌克兰），乌拉尔考古队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实施了很多考古项目，其中包括为了配合水利建设于20世纪70年代对著名的辛塔什塔遗址的发掘。
В. Ф. 格宁格与学生们在辛塔什塔遗址（1974）
1966年，格宁格的学生Г. Б. 兹达诺维奇从乌拉尔大学毕业。1976年，兹达诺维奇由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卡拉干达转职到刚刚成立的车里雅宾斯克大学，组建了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考古队，该考古队为车里雅宾斯克大学和车里雅宾斯克师范大学培养了大批的考古人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考古队主要承担基建考古的任务。1983—1986年，该考古队重启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终止了的乌拉尔考古队的工作，完成了对辛塔什塔遗址的发掘。1987年，同样是为了配合水利工程的建设，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考古队在辛塔什塔遗址以北50公里处发现并发掘了阿尔卡伊姆遗址。阿尔卡伊姆遗址与辛塔什塔遗址一起被列入20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目前阿尔卡伊姆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仍在进行，阿尔卡伊姆历史文化保护区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科研基地。
Г. Б. 兹达诺维奇
由以上的梳理可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乌拉尔考古队和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考古队在乌拉尔地区的考古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为乌拉尔大学、车里雅宾斯克大学和车里雅宾斯克师范大学、南乌拉尔大学（车里雅宾斯克）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还凭借辛塔什塔、阿尔卡伊姆遗址，使车里雅宾斯克成为乌拉尔考古特别是乌拉尔青铜时代考古的核心地区。
在高校系统之外，乌拉尔考古最重要的科研机构是1988年成立的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叶卡捷琳堡，1991年后为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及其南乌拉尔分部（车里雅宾斯克）。本文的两位作者Л. Н. 克里亚科娃、А. В. 叶皮马霍夫即是该所的研究人员。
克里亚科娃先后毕业于乌拉尔大学（1969）和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9），1993年以《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早期与中期铁器时代的托博尔-额尔齐斯河地区）》获得博士学位。克里亚科娃对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森林-草原地带的铁器时代、草原地带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有精深的研究，近年来致力于领导乌拉尔地区辛塔什塔文化研究的国际项目。
叶皮马霍夫先后毕业于车里雅宾斯克大学（1986）和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1998），2010年以《南乌拉尔地区的青铜时代（经济与社会）》获得博士学位。多年以来，叶皮马霍夫一直工作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先后领导过车里雅宾斯克大学、车里雅宾斯克师范大学、南乌拉尔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发掘了石库（Каменный Амбар）、太阳-2（Солнце Ⅱ）等著名的辛塔什塔文化遗址和墓地。
草原上的库尔干古坟
克里亚科娃和叶皮马霍夫成长和工作在南乌拉尔地区主流的学术机构，并且长期在该地区从事第一线的考古学研究，他们关于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西部地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一些观点，自然代表了主流学术界的观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本书大体了解当时欧亚草原西部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本书所提供的详尽的注释，按图索骥，对一些考古问题，特别是与中国考古有关的问题进行独立的和更加详细的研究。但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书基本没有涉及西西伯利亚东部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之间、阿尔泰地区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情况，同时没有涉及中亚文明区的情况。要知道，即便是在青铜时代，甚至更早，这些地区也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