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鸟兽之名》是孙频新的山林系列小说，叙述人“我”从现代都市返回山林护围的老家，沿着山的脊背，河的脉搏，一场又一场无踪的“寻找”和与故乡的一切的相遇。
在写作中，孙频把时间、历史和记忆，通过文物、山林、故友等元素巧妙纳入了文本中，轻轻打开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内心，通过人与物、人与时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梳理，为当下人内心的疑惧、惶惑、漂泊以及追寻，指引一条具有疗愈效果的庇护之路。
对话现场
值《以鸟兽之名》新书出版，发布会在京举办，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与作者孙频进行了分享。
方言就是故乡，里面有我们想要打捞的东西
对谈开始，梁鸿首先回顾了和孙频的渊源。孙频是201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创业写作专业的青年作家，当时她就是一位勤奋、作品量很大、并且已经具备自己风格的一个作家，“我亲眼看着孙频的创作之路越来越宽阔，觉得孙频的小说元素越来越风俗，对自己故乡，以及作家的身份认同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她已经成为某一个世界的象征。”
李洱坦言早年写作的时候，有意要摆脱自己的河南身份，摆脱方言，后来写《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时候，因为一些故事发生在河南，又开始动用方言在思维上靠近方言。不过他认为小说中的方言，仍然与我们所理解的方言不一样，“当我回望故乡，想写故乡的人和事的时候，语言也在回归，你的小说写作在语言和思维层面，仿佛种子重新发芽。”
孙频对方言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在某个阶段嫌弃自己的方言，好像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土、最丑的语言，但是某个时刻开始会忽然感觉到方言之美，方言之珍贵。方言就是沉淀下来的文明本身，“在我老家的方言里有非常古老的文明痕迹，比如把星星至今都叫星宿，把月亮叫月明，把天叫乾，都是一些古老的发音，三四千年前的一些东西在方言里会被发现。”一个人从对于方言的嫌弃到后来对它的重新发现，本身就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的过程。
梁鸿认为，“方言就像历史的活化石，本身携带着一个地域的气侯、空间，类似某种密码似的东西。”当变成文字的时候，里面所携带的丰富的、当地方性的信息是标准普通话没有的，是在普通话的语境下淹没掉的，也恰恰是我们想要打捞、想要知道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方言是故乡，是一个人试图打捞自我的记忆。
书影
我是谁、我怎么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原生方言，这个方言与我们自我身份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涉及“我是谁”这个主题。这是文学的一个母题，也是对一个作家来说，需要终生面对的问题。
孙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停地在找寻一种身份，她上大学之前生活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很小的地方，会以为这就是世界，离开家乡去读大学、工作、到南方生活，南北差异和文明给她带来剧烈的冲击，让她用更加成熟的思维重新审视和看待故乡，产生一些新的认知。
对人的身份的思考也在写作中得到体现。孙频想在人群之外，在现代化和文明之外来建构一个山林或乡野的世界，与其说是地理空间，不如说是精神空间。在她的几部小说中，分别构建了三组这样的关系：《以鸟兽之名》中出入山林的那些人群再也回不去家乡；《骑白马者》的主人公离开大山，进入现代社会，最后还要返回深山；《天物墟》是后来通过某个契机而走入这座山林，主人公永钧通过埋葬父亲而重新进入和发现山林，并且获得一种自我的成全。“这些主人公全部和这座山林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我设置的精神空间中的角色，帮助我完成这场精神探索。”
关于身份，梁鸿认为人的自我本来就分多个层面，“比如我现在在北京生活，其实也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也非常习惯于这个角色。我回到家，回到村庄，我马上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说的是方言，到处随便吃、随便喝，这都是非常自然的状态。”每个人的心灵都有多个状态，也都是自我的一部分。
李洱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故乡主题的处理，从宏观的角度探究这些年来一代代作家身份认同的变迁问题。八十年代处理问题是新与旧，九十年代之后处理的是左与右，进入全球化之后处理的是民族主义。到了今天，我们处理村庄主题的时候，是想从喧哗的都市回到宁静的乡村，想去看故乡的桃花，这表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些作家想对八十年代的主题进行一次重要的改写，这其中透露出文化情绪和时代的文化氛围构成一种微妙而紧张的关系，值得批评家去关注。
孙频
性别跨越、人物存在性构建、写作方向的新尝试
孙频在写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尝试性别的跨越，希望在小说中，看不出写作者的年龄、性别和经历，确立一个“人”在写作的关注点。
性别会界定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是被规训出来的产物，在这个规训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修辞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它会深深的影响写作。李洱认为，作家自己的性别怎么带入作品，更好地发挥叙事学的效果，是很多作家都要考虑的问题。世界非常复杂，每个人都只能看清世界某一个侧面、某一个角落，上帝视角被有限制的视角取代，而一旦全知全能的视角消失被悬置，所有写作都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作者的性别和主人公性别，作者的文化身份与叙事者的文化身份的关系。孙频要突破性别局限的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以鸟兽之名》中叙述人“我”是男性身份，任何作品中出现的叙述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人，都有作家的考虑。他肯定包含一定的叙事学上的意义、文化意义。“我”和游小龙之间的接触，那种间距、那种疏离，那种复杂的状态，如果“我”是女性，可能会处理得更不一样。
除了写作性别方面的突破，孙频的作品中还特别擅长在一个复杂的历史时间，包括自我本源的命题之中找到人物存在的根本，揭露了一个作品中的人物，他的矛盾性怎样产生，矛盾背后是什么这两个重要问题。
比如《天物墟》小说里面的“我”父亲去世之后，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到原来的村庄，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新的时间恰恰在这个废墟上建构。当“我”又向山里面寻找，找到元老师的时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找到的是一种连接。这个连接既来自于中国所谓古老的某种东西，来自于历史中的某种东西，同时更多来自于一个人想找到自己的生存河流，这是孙频这本小说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孙频还解释了她对写作方向的选择问题。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追求更文明的、更物质化的、更快捷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趋势下，才需要有人逆行，向那些古老的、蛮荒的、寂静的地方去寻找、去写作。《以鸟兽之名》中写到的阳关山，是以她的老家真实的山为背景的，“这本书的地理是真实存在的，我试图与那些最古老的东西，比如五千年前的村庄，新石器时代留下的那些文物，商周时代的古玉等等，与最古老的时间痕迹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人的新的发现。”
孙频认为，一个作家得习惯寂静、习惯安静、习惯孤独，在写作中她也始终坚持听凭自己的内心，不会为了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写什么比较讨巧、现在写什么会有人看去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