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意识到青年人“焦虑、忙乱、无聊”的“现代性困境”的学者之一。对此，他提出“趣味主义”和“尽性主义”的人生观，倡导“反省克己”和“致良知”的修身方法，试图帮助青年人找到精神寄托，树立独立人格，从而改变时代风气，
“梁启超修身系列丛书”近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其中《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记录了梁任公在20世纪10-20年代对青年人所做的演讲内容。之所以将这些听众称为“新新青年”，是因为这些听众相比于“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已经是又一代新人。梁启超对这些“新新青年”进行演说的目的，则是想要“救救青年”：“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梁启超将当时的教育称为“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虽然是“新式教育”，却已弊病缠身。于是他向青年人疾呼：“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梁启超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携新书《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邀请华师大历史系许纪霖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邓秉元教授、华师大历史系唐小兵教授，做客上海中心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年轻人，你在焦虑什么？”读书分享会暨新书发布活动，共同讨论梁启超对“新新青年”的演讲内容，以及今天的年轻人该如何面对精神空虚和迷茫焦虑的问题。
“趣味主义”与“尽性主义”
许纪霖首先提出，梁启超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者。梁任公在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开始连载系列文章《新民说》，影响深远。在他看来，相比于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展的激进的反传统革命，梁启超倡导的是一场相对温和的变革，从而能够在变革的时候把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接续起来，开启另一种启蒙道路。据许纪霖介绍，这三十场讲演的主题不是当时流行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是“穆小姐”（即Morality，道德）。梁启超这一系列演讲的核心观点是道德树人，道德立国。据他介绍，梁启超最初区分“公德”和“私德”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缺乏对于“公德”的阐述，导致无法实现国家面前人人平等；后来梁启超游历西方，开始意识到“公德”也是以“私德”为基础，提倡儒家思想中“推己及人”，“以家化国”的思想。
在许纪霖看来，梁启超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只有放在当时的思想语境中，才能理解他的很多见解。对于梁启超来说，国学不应该是知识的学问、文献的学问，而应该是德性的学问、人生的哲学。据许纪霖介绍，在讲到道德的时候，梁启超非常强调“意志的自律”。梁启超在演讲中引用《论语》中的句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结合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格完整者应该包含知、情、意三个部分。许纪霖说：“我一直强调在智商和情商之外，今天的学生也需要‘志力’，即意志力，这一点上我觉得梁启超是我的知音”。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许纪霖继而补充，梁启超在三十场演讲中强调的另一点是“尽性”，即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从而形成独立的人格。在许纪霖看来，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实现自己的个性。对此，梁启超提出了“趣味主义”。据他介绍，梁启超通过反思自己早年的政治生活，发现要做好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对其有兴趣，才能够做到“乐此不疲”。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应该避免功利的想法，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中国古代文化重视生命过程之“乐”，“乐”代表古人追求的生命质量和生命境界。孔子多次讲“乐”，许纪霖引用《论语》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阐释梁任公的“趣味主义”：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丧失趣味，生活就会失去意义。
在道德与知识、内在和外在之间找到平衡
邓秉元首先谈到了题目中的“新新青年”。梁启超讲座的听众是当时的“90后”、“00后”，梁启超自己则是“70后”，这和我们今天新书分享会的年龄结构是相似的，在时间上正好相差了百年。邓秉元直言，梁启超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在早年也有着令人瞩目的经历，也因此卷入了清末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潮流。难得的是，梁启超没有完全被社会浪潮所裹挟，用今天的话说，他尽量多地保存了“初心”：梁启超在北洋政府做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后来进入学术界却完全恢复了一个读书人的本色，没有留恋政坛。
邓秉元指出梁启超对“致良知”这一修身方法的看重，并对“致良知”进行了解释。对于梁启超来说，“致良知”的关键在于“服从良心的第一命令”，而他也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这一修身方法。从梁启超在1917年于上海青年会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将具体的修身工夫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发达身体，注意“兽格”的培养；二是当兽格（人的生理和欲望）与神格（人的精神和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服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三是扩充自己的人格，使个人人格与社会人格相一致，合小人格为大人格。
邓秉元随后指出了“癸卯学制改革”作为我们理解梁启超思想的历史背景。晚清以来，中国原来的知识系统，也就是以“经史子集”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系统开始瓦解，中国的学校也开始采用新式的教育系统。据邓秉元介绍，反传统、全盘西化的观点在戊戌变法前后已经提出，但是在后来的影响才逐渐变大，其根本原因是教育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变化。随之出现的问题就是，原先的经典，尤其是“经学”的经典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应该注意的是，“经史子集”并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而已，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寄托，因此在教育革新之后，出现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精神饥荒”现象。
在邓秉元看来，“经学”可以为君主专制服务，也可以为自由服务、为生命的安顿服务。针对学制改革的时代背景，邓秉元对梁启超的这三十篇演讲有了另一种解释方式：“梁启超虽然是在讲道德，但他并不是抽象地说道德有多重要，他实际上是希望在道德和知识之间，在‘内’和‘外’之间，建立起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也就像刚才讲的智、仁、勇三足鼎立才会平衡。如果一个人只是朝道德的方向走，也会出问题。”邓秉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总结为“作茧自缚”，西方文化的问题则更像“悬崖撒手”，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思考的时候会面对的困难，二者的接续和平衡需要更多的努力。
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
唐小兵则坦言，这本书让他读来非常感动。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仍然很相似，我们要在不同的道路中进行探索，在对西方的学习中进行反思和选择。他感叹：“梁启超当时对青年人的演讲包含他自己的很多感慨，我们面对的是悬而未决的现代，过去又已经不可能回去。”对于今天焦虑和烦闷的情绪，唐小兵认为不仅应该停留于做世界的“光”，更要做世界的“盐”，在自己身上活出时代的矛盾。
在唐小兵看来，对于梁启超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意识形态高度集聚的时代，所以他们也会和今天的年轻人面临同样的问题，而梁启超的演讲正是对这些真实的问题所做的真诚的回应，这是让我们会觉得感动的地方。唐小兵特别提到了梁启超1925年于清华大学所做的关于“政治家之修养”的演讲，梁启超看到了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个去道德化、去伦理化的交易形态，因此强调德性教育的意义，这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
唐小兵随后提到了梁启超“做第一流的人”的主张，对于梁启超来说，重要的是发现每个职业的内在价值，而不必要到了最大程度的攫取社会资源、支配他人的时候，才能得到尊严感。梁启超强调的 “做第一流的人”，就是要对前一种意义进行坚守的人。在唐小兵看来，梁启超的“趣味主义”反映了他肯定生命、热爱生命，在每个职业的尊严中寻求自我意义的态度。面对我们今天对于生命的倦怠感和无聊感，应该回到梁启超在演讲中所提倡的“趣味主义”。唐小兵引用梁启超的话来解释他晚年的选择和自我调整：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唐小兵认为，如果在今天，梁启超会反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会反对“能动的虚无主义者”，他会希望青年人更加广阔地拥抱生命和时代，成为对自己的生命有文化和意义自觉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