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3日晚上11点半，毛泽东住所书房内，一场众人期待已久的手术开始了。手术目的是治疗毛泽东的左眼白内障，主治大夫是唐由之一位当年49岁的中医，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主治医师。与一般中医不同的是，唐由之主要以手术见长，尤其是针拨白内障术。这场手术无疑是令人紧张的，护士测量发现唐由之的心跳达到了每分钟120下，有的医生失手将水壶打翻在地，但是毛泽东一直很平静，听着钢丝录音机播放的《满江红》接受手术。唐由之定下神来，仅仅用了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手术。结果很成功，短短的康复期后，毛泽东左眼重见光明。高兴之余，毛泽东要来纸笔，写下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赠送给了唐由之。（孟兰英《眼科专家唐由之回忆：毛主席听〈满江红〉做手术》）
那么，中医为何能做白内障手术呢?这和一般认知中的中医不擅长手术，是否有所矛盾?事实上，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医已经有了初步的白内障手术法。
一、 金篦术的起源
唐由之所操持的针拨白内障手术，是他本人在古代的针拨术基础上改进而来的。针拨白内障又叫“金篦术”，因使用金针为手术工具而得名，由古印度阿育吠陀医生Sushruta在公元前4世纪发明，汉代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北凉时期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卷八：是时良医即以金錍决抉其眼膜。“錍”同“鈚”，是一种类似箭头的扁长锐利工具，发展到后世就演变成所谓的“金针”。南北朝时期这种手术已经得到了运用，《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鄱阳忠烈王恢传》：后又目有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到了唐代，这种手术运用更为广泛，在众多名人笔下都留下了印记。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刘禹锡《赠婆门僧人》：“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二、 白居易的眼疾
在众多患者中，白居易十分引人瞩目。他中年以后患有白内障，长年求医效果不佳，最后决定以手术方式解决。为此写了《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佛力赊。”“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日本学者埋田重夫曾著文《眼病对于白居易的意义视力障碍给诗人带来了什么》，认为《眼病二首》写于白居易五十四岁之时。
从症状和年龄来看，白居易似乎患有白内障。但是《与元九书》里有提到“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似乎又有飞蚊症。在《花非花》里又说“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种“夜半来天明去”夜重晨轻的症状似乎又证明伴随有青光眼。白居易为了解决“纵逢晴景如看雾”的苦恼，多次寻求解决办法。从诗句来看，他可能曾同时求助于僧道和医家，“僧说客尘来眼界”，所谓“客尘”乃佛教用语，指的是染污心性的外来烦恼，与“自性清净”对称。医家则认为“风眩在肝家”，即认为患的是风眩，风眩乃医学用语，南朝徐嗣伯曾撰有《风眩方》一卷。风眩一词包含广泛，可能包括今人所说的癫痫、偏头痛、高血压等，传统医学认为肝不藏血，血气亏损，风邪上乘，《黄帝内经》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记载，《龙树菩萨眼论》也有“肝热” “肝风”的病因分析，故有“风眩在肝家”之说。而且医家还劝告白居易戒酒，这是白居易的软肋，他一生爱酒，“平生好诗酒”，而酒精是一切眼病的大敌。白居易还可能求助于道士，道士则秉着清静无为的原则劝告他“早罢官”。
在万般无奈下，白居易还自己翻看医书，所谓“龙树论”应该就是《龙树菩萨眼论》，眼科专书，可能是隋唐时期成书，从书名到内容都受到了印度医学的巨大影响。该书记载了金篦术：“若翳状已成，非汤药所及，徒施千万，亦无一效。唯用金针拨之，如发云见日。”白居易说：“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应该就是在看了《龙树论》之后认定药物治疗已经无效，于是求助于金篦术。但是这个手术有较大风险，“此法治者五六，不治者亦四五”（《原机启微》）。白居易是否根除了疾病不得而知，从白居易晚年疾病诗来看，情况似乎并没有得到彻底缓解，白居易还不时抱怨“眼昏”，但他活到七十余岁，生活质量看起来也还不错，还得意赋诗云：“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池上篇》）所以晚年那些哀叹眼昏的诗歌，也许包含了诗人固有的夸大习惯吧。
三、 从胡药胡医到本土化
印度地界炎热，眼病患者众多，这大约是促生先进眼科医学的重要因素，所以印度眼医在中国很受欢迎，刚才提到的刘禹锡诗就是赠给“婆罗门僧”的。所谓婆罗门僧在中国广泛介入各种医疗活动，连唐太宗也曾服用其丹药。唐后期南诏攻打成都的时候，还特地劫走了城内的胡人眼医（极可能是印度医生）。在眼科用药方面，印度医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玛瑙，现代中国的北方部分地区是产玛瑙的，但是宋以前的玛瑙绝大多数来自异域，玛瑙在古文献中有马脑、玛瑙、马瑙、码碯等多种写法，很可能为外来词的译音。《太平御览》卷八○八马脑条：“魏文帝曰：《马脑勒赋》曰：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玛瑙经常被胡医用于治疗眼疾尤其是白内障，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主目生障翳，为末，日点。”李时珍把这一条收入了《本草纲目》。这个疗法极可能就是胡医带来的。再例如西北出产的胡盐，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它与境外医学的关系。《宋书·张邵附侄畅传》：“胡盐疗目痛。”陈明《〈医理精华〉：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的实例分析》对于中古时期各种眼疾药用盐进行论述，从中能看出那时候对于药用盐的普遍追求。到了后来，西北地区的药用盐甚至成了重要的经济、政治斗争工具，《册府元龟》记载，唐元和五年曾有渭北党项拓跋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在盐州放牧十五年，愿定居于此，这就是因为药用的青白盐利润丰厚。这些盐后来成了西夏经济基础之一，宋曾以禁青白盐贸易来惩罚党项李继迁。
虽然胡医、胡药在眼科领域内大有光环，但是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鉴真和尚就是其中一位当事人。在第五次东渡过程中（天宝七载，748年），鉴真乘坐的船只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泊十四天，濒临绝境之时终于在海南岛振州靠岸，后来从那里返回内地。路途中，鉴真的重要助手相继去世，他心情郁闷，再加上热带炎热的摧残，眼睛出现了问题。鉴真自身精通医药，但是可能是出于“医不自治”的传统，或者是被胡医光环所迷惑，他还是延请了一位胡医，“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治疗，眼遂失明”（《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是一次失败的治疗，究竟是什么眼病、有无采取手术手段、哪里失误也不清楚，唯一确定的是从此鉴真双目失去了光明。但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才为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增添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解，紧闭双目的鉴真成了勇敢、毅力的代名词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人物。
还有一种失败是“不适合”，针拨白内障法不能适用于所有白内障患者，杜牧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无奈的过程。他的弟弟杜顗曾为镇海军幕府吏，患有白内障，在扬州求医问药而不成，后来听说有治眼名医石公集，于是请石公集到扬州，行针拨白内障手术，但依旧没有治愈。会昌二年（842）“虢州庾使君”告诉杜氏兄弟同州还有一个眼医周师达，水平在石氏之上，杜牧以重金聘请周师达前来，但是周只是指出石公集诊断失误，认为杜顗的病不适合实施手术，“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针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药，某未知之”（《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未采取措施即离去。此处所说的“赤脉”有可能指白内障与角膜血管翳并生，血管绵延向瞳孔，包裹角膜，从而导致失明。此病现代手术尚且有一定风险，唐人更无法应对。杜牧兄弟只能由极端的希望转向极端的失望。由此可见，《原机启微》所说的“此法治者五六，不治者亦四五”不是一句虚话。
从唐朝开始，针拨白内障法已经彻底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胡人色彩逐渐褪去，围绕它产生了很多本土名医。宋代苏轼曾有《赠眼医王生彦若》，记载了亲睹的针拨白内障手术场面，操持者是名医王彦若：“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苏轼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勇于尝试任何新鲜事物，常常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在旁观手术的时候看到王彦若运针如神，去翳如拆屋，一时惊叹不已。紧跟着他开始怀疑王彦若会法术：“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古代医巫不分，医者操行幻术也是时常有的事，所以苏轼认为王彦若在使用法术也是当时正常的“联想”，但是王彦若却来了个不予置评：“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大致意思是我自有我的方法，这个道理你看不懂和你也讲不清楚，干脆利落地阻击了苏轼进一步探索的科学精神。
王彦若之所以拒绝苏轼的探问，估计除了手术技法复杂，难以一言半语解释清楚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保密。所谓“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是中国古代所有技术阶层的共识，中国古代医人以世俗医为主，生计指靠市场，一招鲜吃遍天，所以特重保密。孙思邈曾说有的医者甚至父子之间亦严格保密，眼科这个领域自然不会例外。甚至连药名都花样百出，目的无它，就是为了保密。宋代洪迈《夷坚志》记福州某人患眼疾，好友赵子春声称有特效药“二百味草花膏”。二百味药的“大型”药方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患者质疑二百味药何时可以凑得?过了几日赵子春携来药品，果然奇效，患者不久痊愈。再三追问，可能是碍于友情，赵子春解释说该药其实只是羯羊胆，去油脂填蜜，晒干碾粉，既然只有两味药，那么为何叫“二百味草花膏”呢?“以蜂采百花、羊食百草”，两个“百”相加故曰二百，目的就是“故隐其名以眩人云”。这种保密让人啼笑皆非。宋代《秘传眼科龙木论》：“不是医人夸巧妙，万两黄金永不传。”大约也是这种保密行为的体现。
四、 绵延千年的技术之光
宋代还有一则有关针拨白内障的故事。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夏四月，高宗生母韦妃（显仁皇后）扶徽宗棺椁归宋。临行时宋钦宗苦苦恳求转告高宗，若能回宋，只要当太乙宫主即可。韦妃哭着回答：“吾先归，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但是回来后却再也不敢提出迎宋钦宗之事，原因很简单，接回宋钦宗之后，宋高宗地位会十分尴尬，位置不保，谁敢提这事，就是在触碰宋高宗的底线。
晚年时韦氏患目疾，招募医生治疗，此事在《宋史》卷四六二如此记载：“皇甫坦，蜀之夹江人。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愈，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偁以坦闻。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但是在《雪履斋笔记》却是如下记载：“宋显仁后韦氏两目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请治其右，报当不赀。道士曰：‘后以一目视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即道士使用针拨白内障法治好了韦氏一只眼，却拒绝治疗另一只，原因是提醒韦氏违背了当年的誓言。此事真假不可知，道士有无胆量挑战宋高宗底线也是个疑问，也许《雪履斋笔记》记载的只是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的流行，也从侧面反映出民间对于针拨白内障神技属性的认可。
宋代以后记述针拨白内障的医书可谓层出不穷，例如《龙木论》极有可能脱胎于白居易所说的《龙树论》，避宋英宗赵曙的名讳改为现名，但内容更加丰富，将白内障的老年型、先天型、外伤型、并发型作了区分。该书还成为宋太医局教材。宋代《太平圣惠方》，元代《原机启微》，明代《银海精微》（托名孙思邈）、《证治准绳》，明清之际的《审视瑶函》，清代《张氏医通》《医宗金鉴》《目经大成》等等都有关于这项手术的记载。《龙树菩萨眼论》还传播到朝鲜，成为《东医宝鉴》的一部分。
《东湖集》里甚至还记载有医者劝告患者：你的白翳不够厚，所以还不到手术时机，可以多吃一些“发物”，待以时日，让白翳增厚，然后一举剥离。这种从容无疑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清代《目经大成》将这种手术归结为八法：一曰审机，二曰点睛，三曰射覆，四曰探骊，五曰扰海，六曰卷帘，七曰圆镜，八曰完璧。那时候的针拨白内障技法可以说已经日趋成熟，例如对于进针部位（角膜与外眦中点），对白内障剥离后的位置观察等，都颇符合科学之道。
可以说，正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唐由之才有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发明。虽然现在已经有了比针拨白内障更先进的治疗手段，但是依然掩盖不住这项手术的熠熠光辉，这是一道顺着丝绸之路放射进来并且绵延千余年的技术之光。
本文节选自《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于赓哲著，中华书局2021年4月出版，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