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在新的苏维埃文化正在形成的时期，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要把倾向于苏维埃的人们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但是，托洛茨基主张对这些人要“耐心、仔细和宽容”，强调了“教育”，而斯大林则强调了“斗争”。在措施上，托洛茨基强调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引导，而斯大林在承认物质支持的必要性外，更看重组织措施。
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苏联走到了十字路口
1924年是苏联历史进程中一个特殊的风向标。这一年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减产，流离失所的农民纷纷涌进城市，寻找栖身之所。工业萎缩，失业工人人数猛增，而源源不断涌进城市的农民又给国家经济添加了难以承载的重荷。但对苏联来说，1924年又是打破西方国家封锁坚冰的一年，先后有十几个国家承认了苏联的存在，与它建立了外交关系。因而，苏联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对这个刚刚组成不足两年的多民族联邦来讲，政治的风向标该指向何处呢？是调整经济，让新经济政策险境中重生，还是把国家经济继续捆绑在对内外敌人作斗争的战车之上，甚至是退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
饥荒在蔓延
当年的漫画《匆忙承认》，表现了各国纷纷承认苏联，而苏联外交官接应不暇的状态
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5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认为，一切都是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作祟，出路就在于“排挤和消灭私人中间商”。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营垒中的两股强硬势力——两个“鹰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鹰派”是军事领域的，另一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
军事领域的“鹰派”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因此必须高速度发展为战争服务的“动员经济”。他们强调，战争将在2年后或者5年后到来，因此国家的经济计划必须以2年或5年为一个周期。他们的代表是以军事工业总局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海军监察局为首的各部队和军事部门负责人。意识形态领域的“鹰派”原本集中在“契卡”-“奥格布”的系统之中，但在新形势下，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掌控的宣传鼓动部和出版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检查监控愈益强化，成为与奥格布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并有逐渐扩大影响与作用的趋势。
这幅漫画描绘的是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拿着外交证书，在抚摸孩子（年轻的苏联）的头说：“瞧，承认我们啦！”
军事领域的“鹰派”不在本文的阐述之列，只简述宣传鼓动部和出版部对意识形态逐渐强化的检查监控。
雨后春笋般的文学社团
文学创作可以说是苏维埃俄罗斯意识形态里的风向标，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已经多次证实了这种状况。在耐普经济下，随着私人经济成分的增加和作用的增强，文学创作领域中私人的、志同道合者的自由结社和以他们为主体的私营出版社的繁荣成了耐普开放花园中的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到了1924年，各种自由结社的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和活动。在以数十甚至百计的文学团体中，较为有名和有影响的，有“列夫”（左翼艺术阵线）、“谢拉皮翁兄弟”、“山隘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打铁场”和“瓦普”（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等。
这些文学团体创作流派各异，风格不同，意识形态也大相径庭，当然人员也非常复杂。“列夫”是从早已存在的“未来主义派”分化出来的，主要人物有马雅可夫斯基、布里克、阿尔瓦托夫、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谢耶夫等人。他们否定传统的艺术形式，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家参与生产这样一个简单的阶段。这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诗中所宣称的：“我也是工厂，而如果没有烟囱，我会更难受。”“列夫派”提出了艺术就是“社会订货”的理论和“生产的艺术”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文艺的形式就是随笔、采访报道和口号。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是：“把钢琴抬向街头，用钓竿把大鼓从窗口挑出去！”，“街路——我们的画笔。广场——我们的调色板。伟大的革命编年史还没有完成。到街头去，未来主义者们，鼓手和诗人！”
“列夫”杂志
“列夫派”成员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
“谢拉皮翁兄弟”把纯美的美学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不承认文学的社会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它的最年轻的、最有才华的成员伦茨（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描述过的《法律之外》的作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也许，正是伦茨把“谢拉皮翁兄弟”送上了当时文学团体的闪光顶峰。19岁时，他写了一篇后来被看作是“谢拉皮翁兄弟”宣言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他在文中声称：“艺术是没有目的没有思想的：它存在是因为不可能不存在”，提出了“创作自由、没有章程和规章的生活的原则”。伦茨对“谢拉皮翁兄弟，你们和谁在一起？和共产党人还是反对共产党人？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和谢拉皮翁苦行修士在一起。”他宣称：“我们写作不是为了宣传。”另一位“谢拉皮翁兄弟”左琴科也在文章中说：“从党员的观点看我是非党之人……我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是纯粹的俄罗斯人。”（均见《Литературныезаписи》，1922г.No.3）他们在这里所宣扬的就是：我们是非党的、非政治的、非意识形态的艺术家。
左琴科
无产阶级文化派营垒中的成员主要多是来自工人阶层的职业作家：格拉西莫夫、加斯捷夫、基里洛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和波良斯基等。他们把几乎所有的其它文学流派都看成是非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而且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列宁当年曾经尖锐地批判过无产阶级文化派头号理论家、批评家亚·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危险的，它可能成为冒险和残酷失败的思想基础。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束和耐普的执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分化成了不可遏止的时代现象。
还有一个关键的文学社团“山隘派”。这个派别是以十月革命后唯一被当局认可的杂志《红色处女地》的主编沃龙斯基为首的，其成员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拥护者，70%的成员是党员和共青团员。“山隘派”的主张宣言是：他们是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作家的联合体，是全面地和无条件地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新文化使者。而在艺术创作上，“山隘派”又主张创作要真诚，要襟怀坦白，要凭灵感、凭冲动，即使与党的纪律相矛盾也在所不惜。
20世纪20年代涌现出的文学团体远不只是这些，但上述团体在当时的政局下是一些十分风光的弄潮儿。还存在其它各种各样的文学组织，甚至还有什么派别也不参加的作家。如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等。
文学社团如此众多，成员又极其复杂，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却主要忙于经济的易轨、政治决策的转换和领导力量的重组，一时间对这些兴起和不断涌现的自由结合社团既缺少统一的看法，也没有明确的决策，因此各个社团之间的论战从它们成立伊始也就持续不断，难于指导，更谈不上控制了。有关文学、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的最早论战是20年代初有关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那时无产阶级文化派遭到批判和停止活动，主要是因为它对个人、个性绝对否定的机械思想。而这场争论实质上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迅猛涌现出的、非十月革命一代的新人：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思绪、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代人的评价；二是如何看待和解决十月革命一代和新生一代人的关系及其走向问题。简言之，就是在文学领域里该哪种意识形态当家，该实施怎样的政策？
下面两份档案揭示了他们当年的对话，托洛茨基的信件有个别删节，斯大林的批示是全文。
列·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青年作家、艺术家等人的便函
（1922年6月30日）
我们无疑正冒着失去青年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倾向于我们的人们的危险。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的关注，更准确地说，只是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对个别人有偶尔的关注，或者是以极简单的方式所表示的关注。在物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在把最有才华的和革命的人们推向资产阶级的或者敌对我们的出版社，在那里这些年轻的诗人不得不站在一条线上，即不得不潜藏其对我们的好感。
必须把对新生的苏维埃艺术代表人士的关注，完全个体化的关注当成我们的任务。为此目的必须：
一、对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进行认真的和细心的登记。登记工作集中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检查总局。每个诗人都应有自己的专案文卷，文卷中包括他的生平资料、他现在的联系：文学的、政治的以及其它方面的。需要这些资料的目的是：
使他们能够认清在准予出版适当的作品时检查的必要；
使他们能够帮助党的批评家弄清相关探索的趋势；
以及可以根据这些资料采取在物质上支持青年作家等人的某些措施。
拉普派的著名作家：费定，富尔曼诺夫，列别津斯基（从左至右）
二、现在就应该搞出一份无疑有才华和无疑同情我们的作家的名单，这些人为薪金所迫正在被推入资产阶级一方并且有可能明天就会像皮里利亚克一样站到敌视或者半敌视我们的营垒里去……
三、给最重要的党的出版物（报纸，杂志）下达这方面的指示，有关这些青年作家的评语要写得较为“实用”一些，即要达到对该青年作家起到一定影响的目的。鉴于此目的，写评语者应该事先了解作家的全部资料，以便对他的发展脉络有个较为清晰的概念……
四、我们的检查也应该具有前面所指出的教育的一面。对那些已经完全形成资产阶级艺术倾向的作家们的出版物可以并且应该严厉对待（斜体字为托洛茨基原用，下同——闻注）。对已经成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实际集结中心这样的文学艺术小团体必须毫不留情。但同时也必须细心地、谨慎地和宽容地对待尽管他们在自己作品中有无数形形色色的偏见，但明显是在革命方向上发展的作品和作者。
至于第三类作品的问题，禁止它们的出版应该只限于极端的情况。需要事先让检查员尝试与作者沟通，如果作者不信服，该同志要能够有效地、内行地和具有说服力地向作者解释作品中反动的东西，否则即使他的作品能出版（如果没有反对出版的严重结论），但同时也会出现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的批评文章。
1.关于对青年诗人支持的形式问题应予以特别的研究。当然，如果这种支持表现为稿费（个人化）的形式是最好的，但为此需要解决青年作者在何处出版的问题。《红色处女地》鉴于它的纯粹的党的性质对于他们来说创作篇幅是不够的。也许，不得不创办一个在统一的坚强领导下的，但又能够让不同个人的“倾向”有足够空间的非党杂志。
《红色处女地》杂志
2.显然，无论如何，为此得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
3.这样的措施也应适用于对青年艺术家。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讨论一个问题：在哪个机构建立上述专案文卷并将此工作交给哪个人来个人负责。
列·托洛茨基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Документы ЦКРКП (б) – ВКП (б), ВЧК – ОГП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 Под ред. А.Н. Яковлева）
7月3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便函迅速作出了回复。
约·维·斯大林就列·达·托洛茨基的有关青年作家和艺术家建议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函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有关通过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支持来争取接近我们的青年诗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十分及时的。我认为，苏维埃文化的形成（在这个词的狭义上）现在还刚刚开始，尽管作家们，同时还有某些“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波格丹诺夫等人）对此已经谈论得很多。显然，这种文化应该在倾向于苏维埃的青年诗人和作家与各种各样反革命的流派和小集团在新的舞台上作斗争的进程中形成壮大。将倾向于苏维埃的诗人团结成一个核心并在这一斗争中竭尽全力地支持他们——这就是任务所在。我认为，这种团结青年作家的最合理的形式就是该有一个独立的组织，比如“俄国文化发展协会”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将青年作家扯进检查委员会或者某个“官办”机构的尝试就意味着把青年诗人从我们身边推开并且把事情搞坏。能把热心的、但倾向于苏维埃的非党人士，比如说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放到这样的协会的领导岗位上就好了。物质的支持，直到给予某种形式的资助，是绝对必要的。
为了确定方针，我建议由宣传鼓动局副局长雅科夫列夫同志负责我相应的质询。
约·斯大林
（АП РФ. Ф. 3. Оп. 34. Д. 185. Л. 5.）
在上述来往便函中，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一个共同点是要密切关注青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在新的苏维埃文化正在形成的时期，都要把倾向于苏维埃的人们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但是，托洛茨基主张对这些人要“耐心、仔细和宽容”，强调了“教育”，而斯大林则强调了“斗争”，认为新的苏维埃文化“应该在倾向于苏维埃的青年诗人和作家与各种各样反革命的流派和小集团在新的舞台上作斗争的进程中形成壮大”。
“阿克梅派”：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索洛古布。（从左至右）
此外，在措施上，托洛茨基强调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引导，而斯大林在承认物质支持的必要性外，更看重组织措施：为青年作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并指派可信任的人到这个组织的领导岗位上去。因此，斯大林在文字中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将青年诗人和作家的管理工作集中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检查总局的建议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做，也就是“将青年作家扯进检查委员会或者某个‘官办’机构的尝试就意味着把青年诗人从我们身边推开并且把事情搞坏”。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决策，到1924年时，自由结合的、形形色色的文学小团体就成了苏联政治舞台上的一种突出现象，各种倾向和流派的相互抨击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就风起云涌。这现象既反映了那个时代发展潮流中自由开放的现实与需求，又给当局的政治检查监控带来了难以检查监控的尴尬。这种现象还表明，十月革命所孕育的一代新人正在以顽强的力量生长并且具有傲视老一代革命家与取而代之的潜在趋势。
在1924年的风云变幻中，布尔什维克不再将这种现象看成是单纯的文学和出版的问题了，也不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下的出版总局能胜任对这类事情的处理了。于是，新形势下的与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问题就愈日强化，由党中央机构（宣传鼓动部和出版部等）直接来干预、决策、管理文学社团以及各类出版物的事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文/闻一；编辑/子杰；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