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中心所在，首都及其附近区域。自汉代以来，京畿的管理，多由国都所在的州或郡统领，唐代也不例外。唐前期，以雍州/京兆府统京畿，安史之乱后，随着肃宗至德元年（756）置京畿节度使，领京兆、同、岐、金、商五州，京畿道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机构。京兆府下辖万年、长安两京县（长安及其近郊），以及数量在20上下浮动的畿县。
依唐《令》对基层建制的规定，州县之郭下为坊，而郭外（在田野者）为村（《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引）。长安城内列坊，外郭以外就有散村，如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唐人无论城居或村居，理论上都按照“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标准被编为基层行政组织，村坊——乡里制并行，被称为唐帝国地域治理上的一种“二重构造”（宫崎市定《中國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國崩壞の一面》，《東洋史研究》18-4，1960）。
长安城及畿县城为京畿区的“城市”，而上述区域外散布的自然聚落，为京畿区的“乡村”。以“乡村”与“城郭”“城市”对举，不仅符合当代中国情，亦贴近唐人表达习惯（唐宪宗朝敕书中就将“乡村户”与“坊郭户”对举）。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人口萃集、文明闪烁的大都会，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注意中世纪地中海区域的城市，“不论怎样繁荣昌盛——例如佛罗伦萨——都必须在其方圆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取得供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569页）唐长安的发展壮大、日常运转，也必然与周边区域、以上界定的京畿的“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中国中古城市与乡村互动的一个侧面。本书尝试以京畿的情况探讨中古时代的城乡关系。
一、阐释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模式
后工业化时代，城乡差距的拉大日益凸显，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何时形成的，是否适用于描述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城乡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前工商业时代，在以农立国、四民分业的理念影响下，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绝然不同的面目。
对于漫长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许多社会思想家及历史学家提出过思考。马克思指出，亚细亚古代的城市，并非经济、工商业发展的产物，而通常仅仅作为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而存在，城市居民大部分还从事农业，“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农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收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强调城市多因国家政治力而崛起，而由于其消费性，必得与代表农耕生产的乡村连为一体；侯外庐（《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2）等都有类似的观察。这种观点为牟复礼发展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的框架，并用来阐释明初南京城的地位（Frederick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下文出处同）；他指出，与西方比较，中国城市没有城市大建筑，没有“市民”，没有与周围乡村分开的政府，乃至建筑样式、空地利用、服装样式、饮食方式、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等其他显见的方面，都未显示出城乡特有区分；旧中国城乡一统。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上述观察统言古代中国，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乡关系也有着或显或隐的变化；这其中，唐宋之际的城市变革是一个转折点，虽则相关核心论点如官市崩坏、坊墙倒塌等近来引起学界的再思 (如鲁西奇《“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2；包伟民《以历史思维看唐宋城市史》，《光明日报》2017年6月11日)，但工商业的解禁确乎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经济地位，商业取代农业成为城市的主要经济动力。因政治、军事、宗教等原因建立的城市，得以摆脱“寄生性”与单向消费性，成为社会物质再生产的主体，大部分依靠本地的商品生产、市场流通来满足自身需要，甚至将商业经营扩大至城外的郊区、农村，促成了郊区市镇及乡村草市的繁荣。
《都城纪胜》描绘南宋杭州，“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据王民信主编《西湖老人繁胜录三种》）这与唐都长安郊区由墓田、寺院、道观、地主庄园、官人别业、平民耕地构成的自然景观，形成反差。在市场体系发展基础上，城、乡经济互动频繁，出现了宋人所谓“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富则国富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哲宗元祐二年）的新型城乡关系。
那么，我们还关心唐宋变革分水岭之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如是否各自成为独立的地域单元，承载的社会功能有何联系与区别？能否找到思考早期城乡关系的另一框架，下两节以唐代京畿区的城市与乡村为例，进行说明。
二、长安城乡：“非均质”的统一体
自战国秦以来，基层的聚落就有城邑与散布的自然聚落之分；到六朝时“村”成为乡野聚落的通称；唐帝国以律令的形式将聚落名称规范为“村”与“坊”，从制度上实施统一管理，从而形成了自然形态上的“城市”与“乡村”之别。
敦煌壁画中的城郭与郊外（莫高窟217窟北壁 盛唐时代）
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唐政府倾向于采取城乡并管策略。京畿区的情况是，在行政管理中，以长安城为核心，置万年、长安两京县，县治设于外郭城内，而县域则突破外郭城限制，延伸至郊外乡村，西至沣水，东抵蓝田县境，南至终南山；长安城与城周边的乡村，皆属县辖。在经济管理与产业布局中，城、乡皆遵从唐政府重农抑商、四民分业的管理理念，城内除政治居民与宿卫系统外，还应居住有平民，平民主要从事农耕，《长安志》记载城南居住密度较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据辛德勇、郎洁点校本，三秦出版社，2013）而由于城内可耕地相对不足，国家制度还规定，“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者，听隔县受”（《通典》卷二《食货典》），可推测农耕仍然是城居者的主要生产方式；城内也有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居民，但其商业活动被局限在两市和坊内。乡村区域，以工商为业者远不及农人，无论是大土地所有者，还是自耕农、雇农等，当都以耕、织等农业经营为经济作业方式。京畿地区的城、乡呈现出极大的同构性。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长安有多面性，政治性是最本质的性格，其他功能开发都服从于政治性。虽然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城内也有农业生产活动，但这些零星的生产所得，远不足供应户口数约在一百万以上的巨型都市。而政治、礼仪、文化之都的发展要求，也消解了长安的生产冲动。长安城市消费，除部分粮食、紧缺物资由江淮、河洛、河北等地供应外，宫廷及高级官僚所需蔬菜、瓜果、鱼类、鲜花、薪炭，一般由本地相应之官署至畿内采购；而城内士庶对粮食、副食、药物、薪炭等的需求量更大，主要从入城贩卖的乡民处购得。城市与城内各类官、私设施的建设，劳力主要来自近畿；开元后拱卫京师的禁军、彍骑，多取京兆府及近辅州白丁；连在京执役诸色人，也多出京兆府。
唐长安成为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消费性远大于生产性，一方面它的壮丽城池、强健甲兵、丰实仓廪、新样艺文、富足藏书为世界所称道；另一方面，它却只是国家倾尽关中、京畿人力、物力所供养的“寄生虫”。长安以无上的政治权威统御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供应并制约着城市，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城、乡统一体。
珠宝鉴定学中有一个专门术语叫“非均质集合体”，笔者想借“非均质”来描述京畿的城乡关系。这种统一体，是不平衡的，具有积极属性的资源，如士族精英、能工巧匠、粮食、物产、货币、财富等，往往由乡村区域流向京城；而京城所无法容纳的一些消极属性资源，如豪强、游侠、恶少、逃户、罪犯，则溢出至郊区（在长安周边主要是终南山区），为害乡里，造成了“内地边缘”的盗匪型社会（语出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城市的溢出（Spillover Effect），还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乡村，通过经营园林别业、碾硙等水利事业，与乡村区域的在地势力抢夺自然、人力资源，进行寻租。虽然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注意到这种城、乡之间的非均质流动，并在适当时候予以介入，如将资源收归府县等敕令，但在长安城与周边乡村天平的城市一边加上重量级砝码的，也正是以首都为权力寄居地的这位统治者。皇权高于一切。
三、“长安傲态”的形成
牟复礼在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用傲态（superiority）来形容城市之于乡村的优越感，并指出由于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文明里没有城市“傲态”。的确，古代中国因政治、军事防卫等因素建立的城市，被包围在乡村的海洋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城居或乡居，村自村、坊自坊，是民众的自来生存状态而已，并未经过刻意选择。秦汉时代大部分农民生活在城郭中的闾里，构成“都市社会”；在汉帝国崩溃过程中，农民由于各种契机离开了城市，在山野建立新聚落；而到六朝时代，生活于田野之中的，有侨民，也有山东贵族，贵族通过“村”结合成社会网络，通过控制乡论，成为乡里名望家，赢得乡民的倚重，也获得出仕的资格。唐以前的各时期，似并不存在士族城居、农民乡居的固定搭配，但世入隋唐，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历年间（766-779）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的总结：“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通典》卷一七《选举五》）精要提示了选官制度变化所导致的士族居住地变化。九品中正制创立以来，乡里社会的名望家把持着察举官僚的权力；而当大一统重新出现，专制王朝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之际，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唐帝国通过大兴科举、重建中央地方官学体制、整理儒家经典等举措，确立了国家对文化的主导权。
城居，于官僚家族而言，既便于日常政务的处理，与同僚、文士交游，获取官场资源；又便于子孙脱离乡里村学的浅陋习气，接受官方学校的教育，日后更顺利应科举，进入官僚梯队。在此感召下，士族阶层中的精英逐渐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城市，尤其是帝国的两京聚集。毛汉光梳理了中古十姓十三家八十三著房籍贯的迁移情况，发现这些姓氏，无论郡望何在，终唐之世，多数著籍于长安、洛阳（《从士族籍贯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2002）；笔者也曾讨论过籍贯原在京畿的京兆韦、杜氏家族经营策略的变化，发现他们多数已不再生活在城南韦曲、杜曲的乡村家，而由于仕宦的需要，移居长安，实现了数代在城内坊里的散居或聚居（见本书）。这股士族城居的潮流，自隋唐一直持续到两宋，对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地位产生了影响，乃至重塑了社会精英的城乡观念。
《唐长安城南图》，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中唐文人官员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被贬谪江州，致书挚友元稹，描述自己的志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与元九书》，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时代稍早的韩愈也以“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表达人生选择（《后廿九日复上书》）；“兼济”与“独善”，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古士族精英的生活理想，“兼济”对应的场域是韩愈所说的朝廷，而“独善”对应的场域则是山林，又分别可以联系至城市与乡村。
城居与乡居，原是士人人生选择之两端，并无优劣之分，唐帝国广大乡村区域依然充盈着未出仕的读书人，处士、僧道等文化人士，依然是“堂皇壮丽的礼的世界”（语出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文）；但于多数士人而言，“独善”毕竟是“兼济”其次的选择，在人生的上升阶段，为了实现辅佐人王、裨补时弊的政治理想，就只有城居，为帝王近臣。首都长安近帝王居，正以无限的政治机遇，超越其郊乡，为仕进之首选。而一旦离开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近在城门外的乡村，也形同放逐。比白居易出仕稍早的刘禹锡曾描述走出帝京的心态，“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人生不合出京城”(《曹刚》《和令狐相公别牡丹》)。元和中官昭应、渭南尉，在长安郊乡转徙的王建，慨叹“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寄广文张博士》)；在长安西南武功县任主簿的姚合也埋怨“远县岂胜村”“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长安城居，成为中唐文人的共同理想。
唐代长安，在政治上统辖乡村，在经济生活中汲取乡村的资源与养分，在文化上傲视乡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优越感，我们称之为“长安傲态”。这种傲态，或许可视为一种早熟的城乡分别。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精英分子的思想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制度化的城、乡分离（城乡居民职业结构分化），唐中后期元和中肇始，直至宋代方才完成（参谷更有《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思想战线》2004-6）。
（附记：本文的主体内容摘自徐畅《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4月出版）结语部分，并在原文基础上有所改写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