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在文物保护与利用、数字化建设、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尝试，走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前列。但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世界顶尖博物馆相比，其传播手段、研究角度仍存较大差距，基础数据采集、整理和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未来如何让故宫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过程中最大限度发挥它当代的价值，做好推广普及工作，还有多方面工作需要完善。
多渠道全领域传播文创领域取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原状陈列的讲解与阐述、数字化保护标准制定和数据采集以及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为其他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树立了标杆。
文物三位数据实现定期定量采集，前沿技术应用研究工作稳步推进。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故宫博物院已形成常态化的文物数据采集流程、系统性的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体系和规范，采集超过64万件院藏文物影像数据，以及超1700个点位、覆盖57.6万平方米（占故宫总面积的80%）的古建筑360度高清全景数据。“仅2020年，故宫博物院就采集超过6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在今年五一重新开放的陶瓷馆中，观众可以通过现场设备查阅文物的超高清三维立体图样，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软件随时观赏馆内文物。
积极参与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记者了解到，随着国家加快推进文物数字化相关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故宫博物院积极参与其中。2017年，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共同牵头完成了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与示范》，为我国文物数字化采集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故宫博物院还积极参与地方相关标准建设，参与的北京市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的器物篇部分已基本编制完成。
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开发、阐释与传播作为工作重心，积极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故宫博物院院校合作项目近年完成了系列化、系统化和教学对象全龄段覆盖，现共有50余个成熟、常态化的教育项目。此外，故宫博物院还开发了轻量化、贴近生活的数字化文创产品，缩短文物与观众距离。其中，一款名为《每日故宫》的应用软件深受观众喜爱，截至2020年底，下载量达到300万次。
需深耕博物馆职能加大文化传播后劲
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故宫对馆藏文物的研究与阐释仍有待提高。首先，从外界定位来说，不少观众仍将它作为一个旅游点，而不是文化类博物院来看待；从横向对比而言，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工作相比一些世界知名博物馆仍有提升空间；从转化利用来讲，文化出版物和文创产品的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仍有待进一步开发。
通识介绍仍存在短板，部分展览缺乏足够深刻内容。北京博物馆学会相关负责人认为，故宫身兼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综合性博物馆，应从宣传、讲解、科普等方面着手，突出博物馆定位，尤其是尽快更新、丰富讲解词，提升吸引力。此外，故宫近年来推出大量展览，颇受市场好评。但是部分展览投入大、技术新，却缺乏足够深刻的内容，阐释相对空洞，应该是缺乏专业布展人所致。对此，故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数字化采集和宣教方面，故宫近年来已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人才队伍呈现年轻化趋势，经验积累需要时间。而如何留住现有人才队伍，也是故宫博物院近年面临的难题之一。
数字化持续推进难。部分受访者表示，大英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已将采集到的文物照片、数字化信息放在网站上供公众下载收藏，国内博物院这方面工作相关规章制度相对滞后。“比如，故宫藏品基础数据的信息完整性仍不足，一件藏品的采集应设计流转传承过程，曾在何时在哪几个宫中用过，这些基础信息可以考虑在展出时公布。”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数字化工作，至今仅有10人左右的摄影师队伍。院藏186万件（套）文物，根据文物管理政策，每次提取文物需要两个人配合，故宫自身人手相当有限。
科普通识作品开发较粗放。相关专家认为，故宫的出版物、文创产品与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卢浮宫相比，投入、传播差距较大。如卢浮宫针对不同国别、不同年龄的观众，推出多种文字、多样排版的周边产品，仅中文产品就有中文简体和繁体版本。目前故宫博物院馆藏品介绍、讲解方面推出的读物，尚未实现针对各年龄层、适合不同专业的受众传播细分。
多管齐下增强文化传播吸引力
受访专家表示，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在于既要收藏也要研究、展示，让观众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充分实现故宫的博物馆职能，除做好数据采集整理与展陈规划工作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吸引力。
形成数字化采集规划，深入挖掘文物数据，为观众提供多元化数据服务。部分受访专家表示，虽然故宫博物院目前采用的二、三维影像采集标准都处于全国最高水准，但是国外文博机构在文物数据面向社会开放服务领域时间较多，开放授权和公众服务机制较为成熟，文物数据的价值挖掘方式较多元，值得借鉴。北京城市规划学会专家、三山五园研究中心主任贺艳认为，数字化采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的工程，需立足未来传播特点，提前形成规划。
适时调整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指导方针。2002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10多年过去了，我国经济社会大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认为，“文物的保护是抢救性的保护是由当时环境决定的，当时各地大兴建设，不抢救不行。合理利用当时就作为最高标准了”。但是，合理利用和弘扬传承不能画等号，传承、弘扬的内容应体现在方针中。
破除文创产品研发机制梗阻。故宫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认为，文创产品是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方式，但在当代社会情境下讲述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和审美冲突，还需全社会更大的“包容度”、上级智能部门的“容错度”，以及全行业尽快明确“活起来”的尺度。
“博物馆大多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对文创开发缺乏积极性，如果依托公司使用博物馆资源来做文创产品，宣传解读却不归博物馆控制。”部分受访专家建议，理顺体制机制，将文创视为博物馆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破除人才瓶颈，保障博物馆对文创开发人员需求。
（原题为《故宫文物活化利用的喜与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