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来到亨茨波因特（编按：纽约社区）时，我并没有打算去麦当劳餐厅，更不用说每天在里面度过好几个小时了。我长大以后就没怎么去过麦当劳。小时候，我们会去麦当劳过生日，或者庆祝少年棒球联盟比赛的胜利。在位于美国南部农村的我的家乡，第一家麦当劳开张的时候，我参加了有乐队和当地体育明星前来助兴的开业庆典。到了我的高中时代，麦当劳已经成为我们小镇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会聚在餐厅的停车场，尤其是在周末的晚上。我没有去过那里，因为我一心想要离开家乡，而不是融入其中。
后来我上了大学，然后到北边的巴尔的摩读研究生，再然后又到了更北的华尔街上班。只有在长途旅行需要上厕所时，我才会走进一家麦当劳。或者是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我会让孩子在麦当劳的海洋球里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
除此之外，我对麦当劳没有任何想法。我周围的人经常拿麦当劳开玩笑，嘲笑去那里用餐的人。我不会加入他们，但是我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在我的家乡，有越来越多的快餐连锁店，以及沃尔玛、达乐（Dollar General）、必乐透（Big Lots）等商店，它们也都是被忽视和嘲笑的对象。我平时不会去这些地方，除非太无聊了，去散散心。
在亨茨波因特，我每天都去麦当劳，因为人人都去。这是我的新朋友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没有稳定的住所，他们需要干净的水，需要给手机充电，以及免费的无线网络。麦当劳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便宜好吃的食物。（“加15包代糖的咖啡，涂着糖浆和糖的热香饼。多加糖浆。这就是瘾君子的早餐。”）
他们的一天是在麦当劳里开始的，通常是在中午左右在洗手间里洗漱，有时注射一针毒品。因为洗手间里没有镜子，他们会在停车场的汽车后视镜前化妆。然后找张桌子待几个小时，躲避室外的炙热或严寒。
在麦当劳，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在这里，可以暂时逃离街头动荡不安的混乱生活，可以像所有人一样重新融入群体之中。他们远远比我更需要这些，也更加能体会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麦当劳不光对我的朋友们很重要，对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这里总是挤满了全家老小和老夫妇，尤其是在周末的早上。傍晚，这里则坐满了少男少女和约会的年轻人。
这里真的没有太多其他选择。麦当劳是亨茨波因特对公众开放的少数受欢迎的空间之一。虽然用意良好的非营利机构在亨茨波因特提供服务，但当我问人们想要在哪里见面或吃饭时，答案几乎总是麦当劳。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非营利机构或者公园，答案无外乎两种：“那是什么地方？”，或者“他们总是教育你该怎么做”。非营利机构有很多关于行为的规矩和说教，还会对你进行无声或有声的指责。
在亨茨波因特的第三年的最后时光，我每天都会在麦当劳待一会儿。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是社区的核心。麦当劳是亨茨波因特真正的社区中心，如果我要深入了解亨茨波因特，我必须在麦当劳花一些时间。
二
离开亨茨波因特3年后，在全国各地来来回回行驶了15万英里之后，我走进了俄亥俄州的朴次茅斯，再次寻找麦当劳。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区域没有麦当劳，俄亥俄河的防洪堤壁上绘着的一系列20英尺高的壁画，展现着朴次茅斯昔日的景象。
自20世纪40年代的鼎盛时期以来，朴次茅斯的境况急转直下。那时这里居住着四万名制造钢铁、鞋靴和砖块的工人。如今工厂几乎都搬走了，就业岗位也随之消失，城镇的规模缩小了一半，毒品泛滥成灾。
随着工厂、就业岗位的消失和许多居民的离开，留在朴次茅斯的人们尽最大努力去守护这座城市，拥抱它的历史，保持着自豪感。这种骄傲反映在了朴次茅斯的这些壁画上。这些壁画想要告诉人们，朴次茅斯是一座值得游览的古色古香的城镇，但同时也在掩盖这里更严重的衰落。市中心的大部分区域基本上闲置着，只有县市的服务机构，以及几家苟延残喘的当地商铺。
我们的国家已经分化成两个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里，市中心有夜生活、餐馆、维护良好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你可以通过生鲜杂货店的类型，以及店里的蔬菜种类来判断自己是否身处这样的世界。你也可以根据便利店里是否有无糖饮料来判断。
在这个世界里，居民们会向我讲述他们克服了哪些挑战以及未来的计划。这里有担心和沮丧，但主要是因为追梦路上的妥协，或者是有太多事需要应付。我应该去西海岸实习吗，还是在华盛顿读研究生？
朴次茅斯则属于另一个世界——亨茨波因特的那个世界。在这里，人们的故事主要是关于对伤害的隐忍，似乎无法逾越的挫折，以及对往昔的留恋。这里的焦虑来自有限的选择：我的公司更换了东家，听说要搬到另一个州；我的姐妹们走了，如果我也搬家，将没人照顾我的父母；我的症状令我感到恐惧，但我没钱去看医生；我不能申请学校，因为我有欠款，我不想被人找到。
在这个世界里，活力在市中心之外。在朴次茅斯，我也是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麦当劳。它位于一条出城的繁忙公路上，路的两旁全都是快餐连锁店、购物中心、电子烟商店、支票兑现店以及汽车配件商店。这片区域的核心是一座巨大的沃尔玛超市，周围是大片停车场，附近的铁轨上停满了运载煤炭的车厢。钢铁厂曾经就坐落在这里，现在只有一根又高又细的大烟囱矗立在停车场边上。
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找到一个面向麦当劳停车场后面的安静位置，坐下来缓解驾驶的疲劳。几分钟后，一辆破旧不堪的生锈汽车匆匆停在了我的面包车旁边，距离故意离得很近，以便躲在我车子的阴影里。我看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中年妇女拿出了一支注射器，往司机脖子上推了一针。司机一动不动，头偏向一边，露出可以让她扎针的血管。两名7岁左右的男孩在后座上玩耍。
每天上午，麦当劳的人都很多，但不光是用餐的大人和孩子，还有一些常客占据着某个角落的位置以及旁边的卡座。虽然上午是麦当劳最忙的时候，但有些人一整天都待在那里。他们大多数是朴次茅斯本地的退休男性，一辈子从事着消防员、炼钢工人、建筑工人、卡车司机等有工会保障的工作。
他们谈论政治和彼此的八卦，每当有警车经过，他们就会猜测警车要去哪里，是不是又有人用药过量了。警车拉响警笛呼啸而过，人们纷纷摇头。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
每人都能讲出一个关于亲戚、朋友或身边的人死于滥用药物或者正在跟药物抗争的故事。“这张桌上人人都有个药物成瘾的家庭成员。”比如一个“反复被送入康复中心”的侄子，或是一个“因为长期滥用药物而早逝”的兄弟。
一个穿着睡裤和短背心的妇女坐在店里，对着一个屏幕破碎的iPad大声叫嚷：“他不尊重我的问题。他不理解我焦虑情绪的发作。每次发作时，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我都不是我了。我受够了他这个烂人！我受够了所有人！”iPad里的声音只是回答说：“从来没人理解过我们。”
从麦当劳沿街走700码，在一家汉堡王餐厅的门口，有两个脏兮兮的孩子正坐在一辆购物车里。购物车里塞满了罐头、儿童玩具和散发着尿味的毯子。他们的父亲倚在购物车上，2岁的女孩和3岁的男孩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女孩拿着一袋薯片，袋子皱巴巴的；男孩拿着一个空的“激浪”饮料瓶。一个脏脏的芭比娃娃扭曲着躺在满是污垢的毯子上，一条腿插进了汽水瓶里。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过了太多失意、痛苦和绝望。我看到了无数成年人因药物成瘾而坠入深渊，有时还拖累了身边的人。对于这种在很多地区已经成为常态的混乱，我已经变得有些麻木——这也是迫不得已。
然而，看到两个脏兮兮的孩子坐在购物车里，我还是颇感震惊：这是我离开亨茨波因特之后就未曾见过的一种赤裸裸的绝望。我不能视而不见。我走过去，与靠在购物车上的父亲攀谈起来。
这位名叫詹姆斯的父亲礼貌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语气中没有绝望，也没有愤怒。他很实在，语气中的平静与在门口处闲逛的几个人的嘈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詹姆斯以这种方式生活已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孩子，他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养育孩子。这意味着一直陪在他们身边，在捡饮料罐和瓶子的时候用购物车推着他们，紧紧跟着他们的母亲。孩子的母亲就站在旁边，穿着睡裤和夹克衫，背着一只小小的“爱探险的朵拉”粉色背包。她的眼神一片茫然，手里拿的纸板上用粉笔写着：“无家可归，饿。帮帮我们。”
詹姆斯告诉我，他们一年半前因为没钱交房租，被赶了出来，然后就一直流浪。现在他们住在一个老朋友房子后面的窝棚里。“棚子里接了一根电线，过去三天夜里都挺暖和的，所以还不错。”
詹姆斯和他的两个孩子，朴次茅斯，俄亥俄州
几天后，我又见到了他们。詹姆斯正在麦当劳的洗手间给塑料瓶子灌水，为孩子们清洗。孩子的母亲站在路边，停下的汽车里有人递给她一些零钱。一名女子把车开进停车场，给了她两提瓶装水，随后跑进了麦当劳。除此之外，人们只是漠然地从他们身边经过。
“你吃药吗？”我问。
“以前是的，我们两个都是。”
“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不了。嗯，只吃丁丙诺啡和纳洛酮。因为没有处方，我都是在街上买。”
他说他十几岁就开始喝酒，19岁的时候开始吃止痛药。此后他又尝试了更容易上瘾的，比如Oxy 80s，然后是海洛因。“我出生在朴次茅斯，身边到处都是毒品。人人都吃药。”
“有人干预过吗？比如警察？社会服务机构？”
“一个部长来过，要帮助我们。”詹姆斯说，“除此之外，没人把这当回事。”
三
詹姆斯和他的孩子是我在亨茨波因特和朴次茅斯的世界里发现的那种痛苦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这种痛苦存在于我走过的每个城市：从布法罗、纽黑文、克利夫兰，到塞尔马、埃尔帕索、阿马里洛。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感到被另一个世界的成员甩在后面，感觉到被遗忘，甚至更糟糕，被嘲笑和污名化。而另一个世界正跟着国内生产总值一路跃升。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正是被像我这样的人甩在了身后。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利用教育走在前面。人们对我的期待是把读书放在首位，上大学，然后读研究生，所以我发愤图强。我离开了乡下老家，进入了精英学府，获得了上流社会的工作，也因此住进了高档社区。
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的同事、邻居以及多数成年友人都跟我一样，全国各地大多数成功社区的居民也是如此，这些人往往是银行家、教授和律师。几乎所有人都利用教育离开了我们认为通常极度压抑、狭隘和充满偏见的家乡。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地去做这个制度要求我们做的一切，首先就是打造一份能让我们进入心仪的学府的简历。我们在进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证明——本科学位证、暑期实习证明、专属组织的成员资格，我们的简历越来越丰富。我们经历了一个个小型的精英教育机构的洗礼，才有了获得精英职位的机会，最终才有机会住进专属的社区。
在许多方面，我们就像坐在前排的孩子，渴望学习，也想让老师知道我们在学习。我们想要名列前茅——我们也做到了。我们永远在前排，不是物理上的，而是等级制度上的前排。我们是班级里顶尖的学生，我们就读于顶尖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我们在顶尖的律所、银行、高校、媒体公司和科技公司任职。
共同的经验以及获得成功所必须遵循的规则让我们有了相同的世界观。我们崇拜知识，尽可能地学习，但几乎总是从书本上学。我们认为只要进行足够的学习研究，运用科学理性的思维，就能获得真相。有了足够的时间、数据、实验和计算机，我们认为我们几乎能弄懂所有问题。
我们总是在移动，曾经在许多地方生活过，未来还会再次迁徙。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你的事业会向前发展，所以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我们的社区是全球化的，因此可以说它是多元的，虽然在高中之后，每个人的路径都差不多。
我们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去改变世界，而且有着美好的愿望。我们普遍懂得自己的优越地位，并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对少数族裔更加包容。这意味着要破除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贬损、拒绝和剥夺了太多人，理由仅仅是他们的肤色、性取向和观点。
然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是多么深入和无处不在。我们的目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已经让自己脱离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真实体验，包括我们想要帮助的地区和人们。大部分少数族裔和贫穷的工人阶级都被排除在我们的俱乐部之外，因为他们缺少文凭和证书，而当前的制度又让他们很难获得任何文凭和证书。
我们获得成功和教育的路径是相似的，并且以相似的方式脱离了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现实，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狭隘的世界观。我们基本上只重视那些我们可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物质财富。那些无法轻易衡量的东西——社区、尊严、信仰和幸福——基本上被忽视，因为它们很难被看见，尤其是当我们与之隔着遥远的距离时。
我们对那些落后的人充满同情，但同时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抵达我们这里的机会（无论是多小的机会）。我们从未想过改变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我们从未意识到，我们所看重的东西——获得更多的教育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
在前排，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是我们多数人最为重视和认同的目标，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我们信仰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去监管。我们衡量成功的指标变成了股市涨了多少，利润有多大，公司的效率有多高。如果某些社区、城镇和人因此而痛苦，那也是以进步的名义，为的是实现更大的福祉。
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痴迷让一些大型公司变得强大，它们用特许经营店和仓储式商店填满了许多社区，打垮了市中心那些本地人开的小商铺和餐馆。经济实现了增长，但本地的社区、工会，以及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本地人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也随之消失。
虽然在我们这些位于前排的社区里到处是可以私人订制的精品商店，但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却不得不面对我们造成的新状况。
如果我们坐在前排，他们就在后排。他们不愿或者无法离开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到精英学府去求学。有些学生没有选择求学，因为他们没兴趣，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负担——家庭、朋友、大大小小的问题——没法专心学习。他们只想高中毕业，然后找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稳定工作，通常是在他们成长的社区。
然而实际上，后排的人们却只能生活在一个由高效的快餐连锁店、公路商场、折扣店和政府大楼组成的乏味的世界里，这里只有闪烁的荧光灯，以及写着各种规则的沉闷的墙壁。在这个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里，对家、家人以及社区的感情于他们而言毫无帮助，也无法帮他们支付账单。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工作机会在逐渐消失。
四
在距离朴次茅斯的麦当劳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一个需要跨过几道铁轨才能抵达的区域，一群吸毒的妇女正绕着一座被查封的仓库转圈。当有汽车经过时，她们有时会微笑和挥手，有时则会躲起来。
一个年纪更大的矮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在这群妇女中间穿梭。他只穿了一条宽松运动裤，头上有一个新伤疤和一排U形钉。他朝我的方向骑过来，运动裤里塞了一瓶廉价酒，非要让我给他拍照。“我要出名。”我问他头上的U形钉是怎么回事。“我被打了。”我问他为什么，他骑着车走开了，声音越来越大地喊着：“我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他从妇女旁边经过时，一个妇女冲他喊道：“滚远点，鱼头！”
在街对面，一名妇女从一辆停着的汽车的乘客车窗处冲我喊话：“你跟鱼头说话干什么？他不正常，总想欺负我们，占我们便宜。”这名乘客名叫K，穿着运动裤和一件防风夹克衫。司机名叫M，32岁，穿了一条睡裤和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薄衬衫。他们问我是不是摄影师，我说是。K笑着说：“你来到了红灯区。”她们看起来都十分疲倦、肮脏，有一种病态。“我们今天一个客人也没接呢，急需来一针。”
在拐角处，红灯区的边缘，有一座住宅十分醒目，因为房子维护得太好了。现年41岁的克里斯正在前院扫落叶。这是他母亲的房子，他从小在这里长大。他的母亲曾在街对面的米切尔莱斯（Mitchellace）公司工作。该公司位于一座庞大的建筑内，如今楼几乎空了。楼后面的停车场围着篱笆，篱笆顶端是带刺的铁丝网。楼并没有完全闲置，里面还有几家被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来的新公司。他停下手中的活计说：“我尽量让这里看起来舒服一些，让我妈妈的家保持着我们记忆中的样子。这周围到处都是妓女，从大约10年前开始的。毒品也泛滥成灾。”
我说，他看到这些一定很难受。
“我尽量帮助这些妇女，”他说，“给她们一美元，或者让她们用我的手机，但这并不会让她们远离现在的生活。我曾经对药物上瘾18年。朋友们也都是这样，周围到处都是药。我是从用奥施康定和大麻开始的，然后变本加厉。最后，药物完全掌控了我的生活。直到我因为抢劫被判了5年监禁，我才戒掉了药物。我现在已经戒瘾8年了，平时什么也不做。”
“挺不容易啊！”我说。
他对我的同情不以为然。“现实就是如此。这里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工作，没有事情可以做。”
大约一英里开外的山上，35岁的珍正抱着她的孩子。她在红灯区工作已经7年了。现在她刚从康复中心出来，戒掉了海洛因，跟她最小孩子的祖母生活在一起。
她正跟一岁的女儿待在起居室里，女儿紧紧地抱着她，孩子的父亲坐在旁边。电视节目里，人们正对着彼此大喊大叫。这些人住在一起，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算是在一起了。“情况很复杂。”她说。这是珍的第七个孩子。她有两个孩子已经死了，其中一个出生时就死了，另外一个死于一场摩托车交通事故。在这场事故中遇难的，还有珍的父亲。
“我是父亲养大的。他在OSCO铸造车间工作。我妈妈？我对她没什么印象。我唯一知道的是她对药物上瘾，有精神病。我14岁时因为受到虐待离家出走，后来到了一个寄宿家庭，然后又辗转于各处。我甚至在肖尼州立大学读了一个学期，冒名顶替了别人。”
她很早就尝试过药物，但直到24岁才开始大量服药，先是维柯丁，然后是海洛因。我问她为什么，她耸了耸肩说：“人人都这样。”
药物成瘾越来越严重之后，接下来就是卖淫。“我需要经常吸毒，因此没有固定的工作。人人都知道卖淫女在哪儿，我又住在这个区域，所以每当我走在街上，总有男的过来问我。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女孩都是出来卖的，他们总是想要新的女孩。当我怀着B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那么难受，因为我孩子的父亲在监狱里，所以我没有钱，我试图戒掉海洛因。去了诊所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个男的想要带我走，我就跟他去了。我只想过得好一点。后来我就又做了7年的妓女。”
我问她有没有固定的客人，她说有几个。她会收他们的钱吗？“跟我的约会对象不会收钱。我下定决心，永远不跟瘾君子或者酒鬼上床，他们没钱嫖娼，因此会想要骗你。或者他们根本硬不起来，然后就拿你撒气。他们大发雷霆，然后打你。”
孩子的父亲听着这一切。等她说完，他已经准备好出去找药了。他仍然在吃药，但正努力戒瘾。于是他们谈起了谁还在吃药，谁不吃了，谁跟谁住在一起，谁进了康复中心或者监狱，谁出了城跟亲戚住在一起。
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购物车里的那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否还在吃药。他们一脸茫然地问我：“用购物车推孩子的夫妇有好几对，你说的是哪对啊？”
五
在美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后排人”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大学校园或是富裕的社区之外，你会看到空荡荡的工厂，用安全栅栏围着的闲置土地，或者是水泥地基上长着杂草的空地。企业关门或者大幅减员，原因是受到自动化的影响，或者是“搬到了墨西哥或亚洲国家”。
这些就业岗位的流失是过去几十年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这些政策专注于提高经济增速、利润和效率，受到了我和其他“前排人”的支持。以经济增长、效率和利润的名义，我们开放了边界，让大量廉价的产品涌进来，让工厂和就业岗位如洪水般大量流走。我们以国内劳动者为代价，让遥远国度的股东变得强大。我们为我的老东家华尔街提供它想要的一切，而它真正想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降低劳动力成本。那基本上意味着把只需要体力就能完成工作的美国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把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机会带到美国。
对我和周围的其他人来说，作为进步的代价，就业岗位的流失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些数据得不到重视，因为它们会被其他方面的收益所抵消。与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相比，这只是很小的损失。而这些收益主要流入了我们生活的区域，也没有让我们感到不安。
过去几十年，朴次茅斯失去的不只是就业岗位。这些工作岗位是社区的基石。人们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到工厂工作，然后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可以每两周领到一份薪水，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和养老金。这种稳定让他们可以拥有一个围着白色尖尖篱笆的小家，生儿育女。
没有了稳定的就业机会，朴次茅斯开始瓦解。其他后排的城镇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整个社区四分五裂，城镇的中心被掏空。
我们这些“前排人”没有充分明白和意识到就业岗位流失之后产生的其他损失——摇摇欲坠的市中心，破碎的家庭，孤独、痛苦、绝望、毒品、屈辱和愤怒。社区瓦解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并不会在我们的表格里呈现。
留在这些社区里的人们看着工厂消失，市中心没落，看着小区里充斥着毒品和绝望，他们知道这些损失不只是表格里的数字那么简单。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维系社区，守护尊严。他们在任何可能的空间去建立新的纽带和社区。在布朗克斯和农村地区，在黑人居民区和白人居民区，也包括麦当劳。
六
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有8万人口，比我去过的多数社区都大，距离芝加哥只有40分钟车程。它有小城镇的那种温暖。这种温暖起初并不明显，因为这里的景象令人震惊：虽然稀疏的居民区里坐落着一些保持良好的简单房屋，但这里的很多区域都已经荒芜，到处是生锈的工厂和长满野草的空地。
加里市中心有许多破败的建筑，门口都是尿液和垃圾。有些建筑被野草和灌木所覆盖，有些被烧毁，有些画满了涂鸦（“海洛因会有的！”）。还有一些建筑集这三种情形于一身。
一个周日，我来到加里市中心，那里几乎空无一人。附近的少数几家商店、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的项目都已经关门。在城市的其他区域，到处是教堂的停车场，但曾经的教堂已经不复存在。
这里毫无生命迹象，就连空置的建筑似乎也没有被任何人占据。唯一的例外是一栋部分用木板封住的住宅，住宅门口的台阶上有一堆垃圾。垃圾堆最上面是一个打翻的比萨盒子，比萨倒扣过来，但仍然完整，老鼠和鸽子还没有来觅食。
唯一开门的商店是蜂鸣器酒廊（Buzz Box Lounge）内的“大使馆烈酒”（Embassy Liquors）酒铺。虽然没有顾客，但一名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处，躲避着外面的冷风。
一名妇女牵着一个小孩走进我的视野，她们是从街那头的家庭美元（Family Dollar）连锁综合商店里出来的。她们走得很慢，小女孩蹦蹦跳跳，东张西望。妇女低着头，径直往前走。她们明亮的颜色——妇女穿着红色的裤子，孩子穿着蓝绿色的夹克衫——在沉闷衰败的景象中十分耀眼。当离我有半个街区远的时候，小女孩转过身来看着我，露出了大大的笑容，向我挥手。我也微笑，向她挥手。女子没有往我这边看，也没有微笑，她一直拿着一部红色翻盖手机在打电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小女孩喊道：“嘿，先生，给我拍照片好不好？”女子嘘声示意她安静点。我说：“当然了，你妈妈同意就行。”小女孩停下来，摆了一个姿势，露出灿烂的笑容。女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摇头表示拒绝。她的神色坚定而漠然，推着小女孩往前走。“快点，我们要来不及了。”
街道两旁都是有混凝土地基的空地。多数建筑都已经倒塌，瓦砾已经被市政工人或者垃圾捡拾者拉走。我独自一人，专心拍摄唯一的瓦砾堆。一辆黑色越野车在我旁边停下，司机是美国禁毒署的探员。他不是来工作的，而是回家探望母亲。
他在加里市长大，后来离家去参军，留在了加州。他主动告诉我不要担心自身的安全，他说这里的居民虽然名声不好，但都努力工作，彬彬有礼，而且很聪明，虽然这个城市看起来是这副样子。我表示赞同，这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因为我在这里已经待到第四天了，我的观察就是如此。
他在离开前解释说：“我们这里曾经是美国的谋杀之都，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可以被谋杀了。我们这里曾经是美国的毒品之都，但是买毒品你得有钱，而这里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也没有能偷的东西了。”
七
工作岗位大量流失的同时，加里还面临着另一个严重问题：种族主义。加里市居住着大量非裔美国人，工厂搬走之后，多数白人也离开了，此后便一直如此。几乎没有黑人可以选择离开这里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通过贷款买一套更好的房子。从那以后，加里接受了没完没了的调研、污名化和说教，最终作为一个有关“内陆城市的黑人出了什么问题”的例子而遭到嫌弃。
然而，虽然加里市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冲击，陷入了似乎无止境的衰落，人们最初也都充满疑虑，但加里市仍然有温暖的社区。它主要存在于加里市少数繁忙的地点之一——两家麦当劳餐厅，一家位于老工厂附近的市中心，另一家则偏远一些。在这两家麦当劳餐厅，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群人占据着角落的位置，随着其他常客的抵达，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大。他们大多是老年男性，许多人早早就到了，因为他们上了一辈子的早班。许多人在加里出生和长大，从小就认识。
78岁的沃尔特和85岁的鲁本是其中的两位常客。一天午后，他们坐在麦当劳餐厅里的一张桌子旁。餐厅所在的购物中心基本上无人光顾。他们是早晨的那些成群结队的顾客中仍然赖在这里的最后几个。小时候，他们两家只隔了一个街区，沃尔特很钦佩鲁本这个酷酷的兄长。“基本上是他把我带大的。”
鲁本说：“我为加里市感到骄傲，因为这里是我唯一熟悉的地方。我当兵时去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欧洲，但我还是回到了加里。问题是，加里变了。先是钢铁厂工人解散，然后到了1967年，他们提名了一位黑人市长，于是白人就开始大规模离开。他们都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市中心’。人们曾经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购物。这里是印第安纳州的第二大城市，我们当然很骄傲，非常骄傲。毒品问题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那时候毒贩开始露头了。你看到现在的闹市区是什么样吗？丢人啊，太丢人了！”
他的父亲在钢铁厂工作，他本人也是。“我高中一毕业就进了钢铁厂，当了起重机操作工，厌倦之后就去了工具车间。那时你可以这么做，辞掉一份工作，再找一份。工作机会很多。后来我在1952年参了军。”
沃尔特插嘴说：“你每份工作持续时间都不长，干了没几年就匆匆忙忙出国了。”
鲁本接着说：“我回来之后，当了25年警察。”他停顿了一下。“你现在得离开加里才能找到工作……我年轻的时候，你需要有强壮的背肌和柔弱的内心才能得到一份工作。现在你需要有柔弱的背肌和强大的内心。”沃尔特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说：“我要认真对待这段采访，因为我很在乎。”他挺直了身体，不再开玩笑，表情一下子严峻起来。
“我在钢铁厂工作了38年6周零3天。我不记得确切的几分几秒了。这是好工作吗？如果你没有工作，炼钢算是不错的工作。任何有薪水的工作都是好工作。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工作多的是。我最后做了一名电工，但一开始是做工人——高温的工作，脏兮兮的工作，油腻的工作。我们黑人必须从这些干起。我通过努力才做上了电工。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好工作不会找黑人来干。你必须十分渴望并主动提出要求。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你必须离开加里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没人能在这里生活下去。你必须去有工作机会的地方，他们要求学历，这里没有工作机会。”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得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都是种族隔离造成的。当工作岗位流走时，白人可以搬走，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我们黑人没有选择，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他们有好工作的新社区，即使他们愿意，我们也买不起房子。更糟糕的是，我们看着他们留下的好房子，却不能买，因为银行不借给我们钱。种族隔离加上缺乏工作机会，加里市遭受了非同一般的暴击。”
沃尔特点了点头。“我已经在这里待了78年了。加里对我一直不赖。现在没人能在这里待下去，如果还想有未来的话。”
八
占据着麦当劳餐厅的不光是早上成群结队的那些人。在市中心的麦当劳，有人在玩多米诺骨牌（“每周都会找几个人下午聚在一起”），有人在安静地读《圣经》。年轻人在手机上看视频，或者戴着耳机玩电子游戏，或者阅读《哈利·波特》，或者坐几个小时听音乐，看着窗外的世界。这里不光是加里的社区中心，也是城市广场。
正在读《圣经》的人，加里，印第安纳州
就像其他贫穷社区一样，加里市正遭遇一些严重的问题，包括毒品和流浪人员。这些问题都在麦当劳里暴露无遗。
在卫生间里，鲁迪戴着一顶圣帕特里克节的旧帽子，正专注而缓慢地把在水槽里洗好的衣服放进烘干机的热风里。他的自行车就停在外面的停车场里，上面挂着装有瓶瓶罐罐和衣服的袋子。他微笑着，为自己制造的脏乱而道歉，说他愿意接受采访，而且说我应该去他住的地方看看。“我现在没有家，但是你可以在第四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叉路口找到我。我在那儿待着。”
在卫生间外面等候的是一个年龄更大的男子，穿着产自不同时代的不同清洁度的蓝色杂烩衣服。他正拿着四个满满的塑料袋，耐心地等着鲁迪做完事。鲁迪离开后，他走了进去，一名从旁边经过的麦当劳员工大喊：“不许在这儿洗澡。不许在厕所洗澡。说你呢！”
一名年轻男子穿着街上一家快餐连锁店的工作服衬衫，扣子开着，坐在卡座里。他盯着窗外，其他时候则翻着一张旧报纸。我打完一个电话之后，他走过来问是否可以借用我的手机。我把手机借给他，他拨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让对方接他回家。“在下一个班次开始前，我必须睡会儿觉。”他解释说，自己刚刚连上了两班。“我也想买部手机，但是我有账单要还，只能先等等了。”
在餐厅的另一侧，一名年轻女子——23岁的伊玛尼——正戴着耳机看手机上的视频。我们对着坐了有一段时间，最后我来到她面前，告诉她我正在写关于加里市的文章，问她能不能和她聊聊。
几年前，她和母亲为了逃离芝加哥的犯罪和高生活成本，搬来了加里市。今天她休息，正在等姐妹与她会合，顺便用用这里的免费无线网络。她说她经常在麦当劳待着，因为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加里市仍然经常发生暴力事件，虽然没有芝加哥那么严重，但仍然很糟糕……这里废弃建筑太多了。从这些建筑旁经过，我总是心惊胆战。我不想变成被扔在某个建筑里的尸体。”
我们聊了聊她的希望和梦想，然后我问她的家人现在怎么样。
她的父亲是监狱里的常客，也不怎么管她，她说。我问她父亲为什么会入狱。
“第一次是因为毒品，后来几次是因为家暴。”
“家暴？”
“他打起女人来毫不留情。”她停顿了一下，“包括我妈和我。”
“很遗憾。你们太不容易了。”
“我已经不在乎了。生活还要继续。”好像是为了说服我似的，她又说，“他真的没影响到我，我很强大。”
在角落里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另一名男子一直在看着我们。看到我为伊玛尼拍了照片后，他隔着桌子冲我喊：“给我拍照，来听听我的故事。”他身上有一股古龙水和酒精的味道。
他告诉我，他来自威斯康星州，现在在加里市是因为“在这里受到了指控”。
我：什么指控？
他：性骚扰。
我：怎么回事？
他：我以不当方式碰了一名女性。
我：你坐牢了吗？
他：对啊，三年。
我：还有别的指控吗？
他：还有几个。
我：是什么？
他：贩毒。
我：你现在打算改过自新吗？
他（慢慢地重复，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我不会碰女人了，除非她先碰我。
九
西尔维斯特坐在卡座里，看向窗外，小口喝着一杯麦当劳的咖啡。他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贝尔佐尼，他的祖父母在那里以采棉花为生。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搬到了加里市。“为什么是加里？南方的种族形势不好。我们搬家的一个原因是我用煤块打中了一个白人小孩的眼睛，我们当时只是在玩耍。我们只能离开了。”
他开了27年卡车，虽然他曾经想做一份白领的工作。“我想要获得一份高级的工作，我想要成为会计，甚至开始学习会计知识，但是白人不喜欢受教育的黑人。我当时脸上有胡子，这让人们觉得我是一个‘不容易掌控的黑人’。不过，我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前跑了将近300万英里。”
他十分怀念老加里市，怀念人们去俱乐部赌博和听布鲁斯音乐的时光。“那时候这个城市是活着的。你在周五能领到工资，过一个像样的周末。现在，加里市分裂成了黑人和白人的世界，有些社区、房子和建筑不允许我们黑人进入。我们不能骑车到城里的某个特定区域。然后，所有的白人一夜之间都离开了。我们一觉醒来，城里只剩下了黑人。他们是在一夜之间离开的，真的很奇怪。整个社区都空了，曾经在钢铁厂工作的白人所拥有的建筑都空了。在楼被搬空之前，他们不让我们进入这些建筑里。
“他们什么也没给加里留下。他们拿走了一切值得保留的东西，比如好工作。白人甚至偷走了我们的音乐，就像他们偷走其他东西一样。黑人孩子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善。饶舌音乐把白人没有偷走的那些音乐也给毁了。”
另一张桌子旁坐着的老人跟西尔维斯特年龄差不多，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斯特森宽边帽，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他说自己名叫耶稣·基督，看着不像精神不正常的样子。他很友好，愿意聊天，谈论了自己的过去和工作。
“耶稣·基督”在麦当劳，加里，印第安纳州
“我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只有参军的时候离开了两年，然后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近19年。”跟西尔维斯特一样，他也谈到了他年轻时的加里市的样子，谈起酒吧、俱乐部和赌博的故事。他说完之后，我问他是否信仰宗教。他停了下来。“这个嘛，我信仰读《圣经》。”我问他为什么叫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他拿出钱包，给我看他的驾照和银行卡，上面显示的名字都是耶稣·基督。我离开之前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无意冒犯，但是你碰过毒品吗？”他笑了。“现在不怎么碰了，我都戒了。现在只吸可卡因。”
（本文摘自克里斯·阿纳德著《美国底层》，许楠译，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