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
1938年9月，张伯伦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定，回国后，他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将继续，这让民众和议会放松了警惕，欢呼雀跃。即便在1939年初，希特勒赫然违背承诺时，人们依然抱有幻想，期望通过外交手段遏制德国扩张，至少让英国避开当时还局限在欧洲东部的战争。同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打破了英德协定中有关波兰主权的保证，如法炮制了一战中占领比利时的做法，粉碎了人们的希望。随后，张伯伦代表英国向德国宣战，但与一战爆发时伦敦的沙文主义情绪不同，人们谈起这次宣战只有麻木和恐惧。
众所周知，希特勒并没有与英国开战的打算。鉴于实力强大的皇家海军仍然毫发未损，而1940年春天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又没能获得制空权，所以希特勒对手下将领递上来的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持怀疑态度。但无论怎样，英国方面为了加强防御、保卫伦敦，迅速落实一系列紧急措施，各行政区在农田上修建了碉堡，架上了机枪。据我所知，这些堡垒后来都看不到了。有消息称，希特勒想在占领伦敦后，把总部设在布鲁姆斯伯里的议事厅——这很符合希特勒后来对工业的美好空想。1940年秋天，“海狮计划”被放弃，伦敦的防御转向抵御德军空袭。这场全然不同的战争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人们心里都没有底。
这也唤起了伦敦人对一战的那段恐怖回忆，的确，如今的轰炸技术更加先进，空战将带来怎样的可怕后果，难以想象。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道，首都会立即“在战争爆发后被夷为平地”，它将是“一片混乱景象，医院被炸毁，交通中断，流浪汉尖叫着求助……我们被迫接受敌方制订的条款”。不少人和这位左翼哲学家持同样的观点。丘吉尔曾在1934年警告，如果战争爆发，将有300万-400万市民从伦敦逃亡乡下。白厅也在1937年做出预测：空袭的前2周将导致60万人死亡。医院也提前预备出30万张床位用以救治伤者。最终，伦敦组织了66万女性和儿童撤离伦敦，其中包括一半的学龄人口。据报道，这次撤离行动中，没有一起意外事故发生。
一半心思放在东边战场上的德军从1940年9月开始轰炸英国，但效率很低，目标也非常随机。轰炸开始后，伦敦在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此举虽然不被拥护，但却行之有效。隧道被用作防空洞，一些家庭也在后院花园里建造了简易的防空洞。但在市中心，它们其实没有多大作用。警报响起后，总有大批人群涌入地铁站。当局试图制止，却无效。车站里迅速挤满了人，当局不得不听之任之。
对伦敦人来说，1940年的冬天，伦敦经历着不同寻常的战争。每天晚上，人们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这种感觉就像置身于一战期间的前线战场。1940年12月29日，130架德军轰炸机1分钟内投下300枚炸弹，圣保罗大教堂一带陷入一片浓烟和火海，但大教堂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老城区有三分之一遭到空袭。此后，德军的轰炸短暂停止，希特勒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与苏联的战争之上。直到1944年，德军又发动了由14次突袭组成的“小型闪电战”。这一次，德军的进攻从194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使用的武器包括V1导弹和V2导弹。
人们对轰炸的感觉也各不相同。作家伊丽莎白·伯恩（Elizabeth Bowen）谈道，每晚，伦敦人都“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天色渐暗，暮色袭来，陌生人在街角互道晚安，互祝好运。每个人都希望今晚自己不会死掉，更不要连死了都没人知道”。白厅进行爱国精神宣传，提振士气，并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在胜利到来之前，残酷的轰炸是不可避免的考验。据说，上千名被疏散的儿童在轰炸停止前就回到伦敦了，反倒显得政府反应过度。
年轻人似乎更加从容淡然，即便战争和死亡就发生在他们面前。1941年1月，一枚炸弹导致躲在地铁河岸站的117人丧生。当时，我的母亲还是一名本科生，她作为志愿者成为伦敦东区的急救车司机。后来，我问她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她只回答说“像开救护车的感觉”（尽管我之后才理解，对一个十几岁出头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段经历是多么痛苦）。恐惧之外，伦敦还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常态化”。即便在伤痕累累的金融城，办公室职员也会克服不便每天正常上班。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一周有两三天睡在办公室，但他只是抱怨没事可做，太无聊了。
市民的坚毅，而非政府宣传的“大轰炸精神”，成为战时文学的刻画对象。再小的事情，都变得重要起来：迈拉·赫斯（Myra Hess）在国家美术馆举行午餐音乐会；风车剧院的脱衣舞女郎依旧“夜夜营业”；摄影师拍下大火中的圣保罗大教堂穹顶；伦敦塔的护城河沟渠里种上了粮食；诺埃尔·考沃德（Noel Crowd）创作出歌曲《伦敦骄傲》（London Pride）。伦敦似乎参与了一种新的战争，仿佛找回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精神。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军队，都勇敢地面对这场战争。
美国广播界的一代传奇爱德华·默罗（Ed Murrow）对轰炸进行实时播报，向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人展现了战争下的真实英国。他用声音讲述：女孩们穿着裙子若无其事地走路上班，富人们在酒店大厅饮酒交谈，而轰炸距离他们咫尺之遥，甚至可以清楚听到炸弹落下的声音。一位听众告诉默罗：“你将伦敦的死难情况置于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为伦敦牺牲的人也是为我们牺牲的人。”以往，有人认为“远隔重洋的英国没为战争牺牲什么”，因为默罗，这样的误解被消除了。在丘吉尔看来，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和中立态度，在1941年加入盟军，默罗功不可没。
和所有针对城市的轰炸行动一样，伦敦大轰炸也旨在打击民众士气，诱导他们给政府施压，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态度。但德军的轰炸，无论是对德还是对英，两点目的都没达到。它甚至没有干扰到民众为抗战做出努力。空袭防护、灭火、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宿，这些落在民众身上的防御任务，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丝一战期间不曾有过的公共参与感。随后的调查显示，二战期间，自杀率和精神痛苦率都有所下降，那些关于公众恐慌和“轰炸神经后遗症”的预测纯属无稽之谈。
大轰炸的持续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二战中代表伦敦的标志性事件，又被称为“第二次伦敦大火”，导致约3万名市民丧命。统计显示，当时的伦敦人中，每3人就有1人死于二战，而且是平民而非军人，这个数据出人意料。此外，差不多10万间房屋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因战争而损毁的房屋数量是前者的10倍。伦敦东区的部分区域，有一半住房都无法住人。
自信于战斗实力的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也发动了类似的轰炸，贯穿整个战争期间。与德国相比，英国的损失微乎其微。据估计，约50万德国平民在轰炸中丧命。德国城市和中世纪小镇因战争遭受到野蛮攻击。英国飞行员坚信，他们是赢取战争胜利的关键，或许都不需要地面部队的配合支援。事实证明，这一判断严重失误，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空军均付出了惨痛代价。
百废待兴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的当天，伦敦市民走上街头欢呼庆祝，但其实，这更像是在舔舐伤口。英国为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伦敦看上去就如战败城市一般——漆黑一片、荒芜不堪、满目疮痍。战争结束后，德国和日本的制造商迅速恢复生产。而英国政府宣传语“最好时期”的背后，是劳动力不足和投资短缺的窘境。伦敦制造了一种需要独立自主的错觉——我上学时老师总是这样说——还告诉我们要享受胜利的果实，这是它的主要问题。但事实上，胜利很大程度属于美国和苏联。对这两个国家的人来说，果实就摆在那里，触手可及。
和一战后一样，二战后，英国人也期待赢得了战争的国家能在和平时期积累资本，再次发展。1945年的大选中，工党出乎意料地打败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或许是因为工党的宣传口号“赢在当下的和平年代”更贴近民心。所以，当被占领的德国以惊人速度恢复经济、重建国家时，英国人也在等待政府有所作为。计划经济依然在实行，食品、建材、新闻用纸和衣服布料的供应配给由白厅决定，好像市场经济还不能被信任一样。生活上，斯巴达式的军事管理稍稍有些放松，但改变很小。1946-1947年的冬天，伦敦遭遇严寒天气，但煤炭供应不足。当时的照片显示，几百名伦敦人安静地排队购买土豆。在丘吉尔眼中，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就等同于“排队主义”。
唯一和商业重建沾边的积极动作是1947年通过的一项决定，费尔雷航空的测试跑道从不方便的克罗伊登机场移至希思罗的“伦敦机场”。调整后，年客运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达到25万人次，1955年超过250万人次，1960年达到500万人次。希思罗机场每次扩建，都对附近居民保证这会是最后一次。但随着穿过人口密集区域的航线不断增加，机场屡屡违背承诺。
伦敦遭受的实际破坏虽然并非涉及各行各业、影响全市，但也不容小觑。此前离开的数万人陆续返回，等待他们的是毁坏的房屋和待兴的商业。金融城内，三分之一的办公场所和绝大多数的仓库被毁，剩下的还在继续进行生产制造和商业活动。金融领域，部分外资撤离，战后也没有马上回归。伦敦金融城似乎就要从“世界金融之都”的神坛跌落，美国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最明显的就是纽约华尔街的崛起。尽管联合国首次会议的举行地点为伦敦的卫斯理公会中心大会厅，但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了美国。
经济领域之外，生活回归常态的信号也浮出水面。1947年，迪奥在巴黎发布了新风貌系列，引发强烈关注，为战后的平淡低迷注入新鲜活力，这也让很多人产生疑问：为何伦敦设计师获取布料还需要政府定量配给？1948年，伦敦伯爵宫车展重新开展，但此时的伦敦，汽油供应缺乏，等待购买汽车的名单越来越长。同年，艺术理事会成立，剧院和画廊迎来复兴，对伦敦大有裨益。也是在这一年，伦敦承办了第14届夏季奥林匹克奥运会，在公众眼中，国际地位有所回升。我记得被父亲带着去看开幕式，我坐在他的肩膀上见证圣火点燃。
什么样的城市？
1942年战事最吃紧的时候，战时内阁为了假装一切正常，发布了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董事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组织调研的战后福利改革报告。报告内容与他在一战期间和劳合·乔治的讨论要点一脉相承。城市规划领域，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也做了类似的调研。阿伯克隆比是一位学术派建筑师，曾参与1937年的巴洛报告调研。人们期待他能利用大轰炸这个“机会”为伦敦开启新时代。他被授权可以直接报告给伦敦郡议会，无须经过中间部门。
战争结束意味着这些计划都能启动了。但相关工作必须由致力于集中改革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来负责。张伯伦的济贫法方案和措施，不再归伦敦政府管控，而是纳入白厅的“国家援助”规划中。时任卫生大臣的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私下里不喜欢伦敦郡议会的莫里斯，看到伦敦对医院的管辖权被夺，自己的国民医疗体系取而代之，格外高兴。就连房地产领域，“国有化”也成了大势。丘吉尔“被下台”之前，曾计划在老“地狱火”导弹工厂建造100万间组装平房，宣称“建好只是时间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击，计划成了笑话，组装平房的单位成本是郊区普通半独立式房屋的三倍。现在，伦敦南部的卡特福德还能看到极少数的组装平房，它们小巧而古朴，还被列入了“历史保护建筑”名单。
阿伯克隆比对伦敦的规划受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席卷欧洲的规划理论革命启发，又融合了专制和民主国家的建筑理论元素，更大胆，野心十足。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将柏林视为新日耳曼尼亚，以帝国规模进行规划。共产主义下的苏联则按照斯大林的都市主义进行城市建设。东欧的所有城市，都在进行市容清理，国家统筹铺设道路、建设基础设施。斯佩尔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古典主义的几何美学特征，彰显了气势磅礴的帝国地位——希特勒觉得柏林就是新罗马——但对建筑设计的“一言堂”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设计亵渎了随时间推移而演变发展的欧洲城市文化，是对历史建筑的不尊重。
对这些建筑思路产生深刻影响的始作俑者是瑞士裔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原名查尔斯艾都阿德·吉纳瑞特（Charles Edouard Jeannere）的他带动现代主义建筑师在战前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倡导“建筑是一种社会艺术……一种可以改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工具”。1933年，基于此理念的英国现代主义建筑组织MARS成立，柯布西耶呼吁支持者“将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单位，重新进行理性调配……以此来实现我们的宏伟事业”。为此，需要“照亮家园，照亮数百万工人的生活”，以“宏伟、高贵和威严”作为追求目标。
年轻的建筑师完全被勒·柯布西耶迷住。如果说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为战争提供辅助，那么和平年代，技术也能发挥作用。建筑师就是战场上的指挥官，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居住情况。勒·柯布西耶对年轻人说，要想想伟大的法国统治者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在用思想统治乌合之众的黄金时期，人是微不足道的。但能留名千古的人是伟大的”。就像英国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麦克斯威尔·弗莱说的那样，建筑师应该“只向那些可以理解我们的人表达自己，其他的就只能顺其自然”。
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觉得勒·柯布西耶和他的追随者疯了。勒·柯布西耶提议拆掉巴黎塞纳河整个右岸的建筑，然后建造多排60层高的混凝土建筑。伦敦建筑联盟学院则在伦敦执行了性质相似的计划。除了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和大英博物馆外，这个计划没有放过任何可以使用的土地，老建筑的周围散落着巨大的混凝土厚板，还有通车的高速公路。大轰炸好像是一个推手，是建筑领域开启新“篇章”的序曲，之后的城市发展则完全由着性子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还能从建筑联盟学院的实习建筑师口中听到类似的说法，他们没有说错。
阿伯克隆比的方案
阿伯克隆比既是新成立的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也在家乡利物浦任城市规划教授。他的观点符合当时的境况，具有事实基础。他怒斥过去的伦敦“过时、糟糕，住房不合适，社区不成熟，交通不通达，工厂拥挤，城市规划水平极低，开放空间分配不平等，通勤越来越不便利，‘堵’成了上班族的噩梦”。从尼克·巴特拉（Nick Barratt）撰写的关于伦敦规划史的书中，能够看出阿伯克隆比拥有“规划师对于整洁和整齐的偏执，希望地图上呈现的布局形状漂亮规整，这是规划师的常态，但不幸的是，也是他们的通病，因为他们很少会考虑已经存在的建筑”。一如巴特拉所言，阿伯克隆比“蠢蠢欲动，希望能够拆除建筑，重新建造”。
方案的核心借用了约翰·格温在18世纪60年代倡导的理念，即：伦敦的扩张以周边乡村为代价，规模已经过于庞大，应该加以遏制。战前提出的绿带概念，应该严格执行，留作耕地或休闲用地。城市还应适应汽车的出现和使用，在绿地范围内建设五条“环状道路”和大量辐射状道路。最靠近市中心的环路要将金融城、南华克和西区围裹起来，如果可以的话，穿过遭遇大轰炸的市区。第二条环路经过诺丁山、樱草山、伊斯灵顿，再南下至罗瑟希德、佩卡姆和克拉珀姆，值得一提的是，克拉珀姆后来因为作为线路枢纽又被称作“高速公路匣子”。第三条环路则是南北循环。另外两条，被提议建在更远的郊区地带。就金融城而言，这几条线路都比较远，因此，有人提议沿着老城墙的外延建一条金融城自己的环路。金融城的修路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完成的部分包括巴比肯区“伦敦城墙”附近的双向车道、沿泰晤士河平行修建的上泰晤士河街和下泰晤士河街。
光是修路，阿伯克隆比就花了数十亿英镑，因修路而迁离的伦敦市民数量比大轰炸时期撤离的人员还多。但这些对阿伯克隆比来说无足轻重。他说，如今的伦敦，“破败不堪”，房屋“单调沉闷”，不适合现代生活。超过50万人，包括40%的东区居民都应搬迁到伦敦的8个新卫星镇居住。指定住宅区禁止进行工业生产活动。所有道路周边都应设置为绿地，对公众开放，进出无须许可。
人口密度、土地使用和建筑高度需要严格管控。要把“不好的、丑陋的”，无法定义的，全都清除。阿伯克隆比把他的理念概括为“有机社区”，和历史“村庄”——肯辛顿、伊斯灵顿、哈克尼、斯特尼——可以融为一体。这些区域应当用栅栏隔开，不经过任何交通线路，就像城市博物馆里的物件一样被保护起来。而剩下的伦敦地区，则要“改头换面”。规划后的都市，将不再野蛮生长，取而代之的是“有序、有效、美丽、开阔”。这个方案的全部内容，可以通过一部黑白短片进行了解，片名叫《骄傲的城市》（The Proud City），线上就能观看。
雷恩之后，还没有谁能把伦敦当作一块画布，按照个人喜好在上面尽情“创作”。雷恩或许还能找到借口——伦敦当时几乎就是一张白纸，但阿伯克隆比面对的是一个拥有700万人口的成型都市。1947年，根据他的方案，新的《城乡规划法案》（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出台，成为地方政府积极管控未来城市发展的首份法律保障。这项法案给予各区委员会允许或拒绝开工建设的权力，并规定委员会无须赔偿建筑商因此产生的利益损失。法案还确立了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的条款，编制了保护名单。此外，法案采纳了战时阿斯瓦特委员会的提议，对私人建筑的超额利润征收“增值税”，作为公共项目的开发资金。只有出现“极端困难的情况”，才能免交或少交。由此积累的中央基金达3亿英镑。
同期进行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调整。这项政策调整可以与伦敦大火后，伦敦对雷恩重建方案的官方回应相提并论。1944年通过的法案允许立即启动对遭遇轰炸建筑的重建工作，即便建筑只是轻微受损。所有在战时被用作办公场所的房屋，都可以延续这一用途。此外，1947年法案的附录中标注，为保证修复顺利，允许所有被毁建筑重建时建筑面积增加10%。当地役权和正常分区条款相冲突时，优先适用地役权的规定。
这一系列所谓的紧急措施，尽管初衷是好的，却成为阿伯克隆比方案的绊脚石，导致其一败涂地。1947年法案没能推动城建，反而催生了免责和规避的恶行，其本质就是腐败猖獗。附录的漏洞过于明显。相关的负责大臣刘易斯·斯尔金（Lewis Silkin）后来承认，“我们没意识到会被钻空子”，但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纠正措施。一直以来，英国政府都对首都规划能力不足。对阿伯克隆比来说，他的方案和其他人的方案一样，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在与“敌人”的首轮交战中，撑着“活”下来。
城市反击
阿伯克隆比的“敌人”是经历了二战、心灵伤痕累累的伦敦市民。公平地说，从各方面看，伦敦都糟糕透了。建筑物暗淡肮脏，雾霾和煤烟让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人无法欣赏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那些建筑中令人惊喜的视觉细节。在当时，要让人从远处就被这些“黑色石块”吸引，怎么想都不可能。被轰炸过的街道，还留有锯齿状的破损，里面填满了沙砾。莱昂内尔·埃舍在他的关于战后重建历史的书中写道：“阴暗的露台静静地立在那儿。人行道上的沙袋腐坏开裂，沙子渗出来。老鼠肆意出没地窖。夏日里，没有修剪的野草长满了整个后花园。”黑色是主色调，偶尔看到一棵树，可能多一分绿色；再有就是亮红色，来自不经常经过的公交车和立在路边的电话亭及邮筒。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这抹红色，每隔一段时间，政府好像就会对其重新粉刷。它们代表了逆境之中的伦敦精神——用微笑面对困境。
但仍然有事物在“破土而生”。伦敦街头的观察家发现，每次轰炸后，早上总有手里拿着笔记本的人在废墟周边转悠。他们才不是追随柯布西耶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盈利。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毕业于伦敦房地产管理学院，在伦敦西区那些老庄园被炸毁时看到了即将到来的重建商机，他们是战后要出现的地产繁荣的先驱者。他们的做法，是在早上空袭后打电话到地产公司，寻找急于转手的房屋卖家。他们很清楚，只要有人还将这座城市作为梦想之地，这座城市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彼时的伦敦，一如1666年一样，在为生存而战。人们需要工作，工作就意味着办公场所。收益也就随之流动起来。轰炸停止后，土地所有者、租户或开发商最不需要的就是像阿伯克隆比这样的知识分子。但勃勃待发的新趋势，被白厅和郡议会大楼里的政客扼杀在摇篮之中。
其中的一些企业家想到了开店。亨利·普莱斯（Henry Price）在大轰炸后的废墟上创建了自己的制衣帝国——55先令西服店。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代表“制衣人品位”的男装品牌也是这时起家创办的。还有人单纯地想要买地来开发，比如随后声名鹊起的哈罗德·萨缪尔（Harold Samuel）、乔·利维（Joe Levy）、查尔斯·克洛尔（Charles Clore）、菲利克斯·芬斯顿（Felix Fenston）、杰克·柯顿（Jack Cotton）和麦克斯·瑞恩（Max Rayne）。20世纪60年代，奥利弗·马里奥特（Oliver Marriott）还是一名年轻的财经记者，他发现，有几位不起眼的伦敦人突然变成百万富翁，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在其1967年出版的《房产繁荣》（The Property Boom）中，他记录了这些人是如何利用1947年法案中的漏洞，从伦敦的规划社区中牟利暴富。随着20世纪40年代进入尾声，新“战线”浮出水面，在房地产这片战场上，一方是极端理想主义的“理论派”，另一方则是毫无规划、只看重利益的野心家。
节日插曲
1951年，各方似乎出现了休战的苗头。同年，南岸举办了英国艺术节，被视为战后工党执政期结束的标志。举办地点在一处新建的音乐厅，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英国的今天是战前自由派人士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靠战后现代主义者建立起来的。讽刺作家迈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称，自由派就像是“食草动物”，现代派则是“食肉动物”。虽然新音乐厅在设计上毫无柯布西耶或阿伯克隆比的色彩，但至少实现了后者欲在河岸打造文化区的愿望。它整体风格轻松活泼，美丽如画。活动展馆里，展出的是英国科技和工业领域的先进成果，它们仿佛自带光芒，为市中心增添了温暖和缤纷色彩。埃舍记录自己从特拉法加广场前往活动场地，“向南沿着阴暗的、到处开裂的诺森伯兰大道走到头”，经过临时搭建的泰晤士河桥，就到了一个不同寻常、奇特万分的“游乐场”，里面全是“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热气球、大小轮自行车……埃米特小火车、糖果铺，还上演着伊灵喜剧”。
我对这次艺术节的印象来自漫画《老鹰》（Eagle），漫画记录了伦敦最为潮湿的夏季。25年后，在制作英国广播公司周年纪录片时，我采访到了很多当年参与创作《老鹰》的漫画作家。时隔甚久，他们再次回忆起当时自己对乐观和热情的强烈渴望，年轻时的梦想却因战争连连受挫。作为更年轻的一代，我很难去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深度创伤，也难以感受他们在某些时候的恐惧——害怕被现代主义者打败和取代。
丘吉尔将这次艺术节视为社会主义者的自我宣传。1951年，他在艺术节结束后重任首相，立即下令清理掉所有场馆，发现宫和云霄塔都被拆除，只有音乐厅保留了下来，这处场所只使用了一次就被拆掉了，就像许多为一次性活动建造的场所一样。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但在伦敦郡议会建筑部门接管之前，它已经沦落为荒废之地。1968年，音乐厅的周围建起了混凝土建筑——海沃德画廊，其不愿透露姓名的“创意团队”表示，设计的核心是沉湎丑陋。户外的两个雕塑画廊一直没被使用，而且此后，这里就不断建建拆拆。丹尼斯·拉斯登（Denys Lasdun）设计的国家剧院于1976年落成，位于画廊隔壁，更具时尚感。国家剧院和海沃德画廊一起，成为伦敦文化史上具有革命性的里程丰碑。部分泰晤士河上游区域被用作停车场，现在基本都还在。至少，2000年建成的千年穹顶虽同样饱受争议，却坚挺地保留下来，成功改建为休闲娱乐场地，焕然重生。
（本文摘自西蒙·詹金斯著《薄雾之都：伦敦的优雅与不凡》，宋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