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工人阶级”和“社会革命”。然而，欧洲的社会主义党随即发现，这样宏伟的目标不足以支持他们获得选票、人民也更加关心执政党能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主义党选择通过一步一步的改革，最终实现革命目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整个西欧的工人组织和资本家组织之间实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妥协，逐渐拥抱了市场和资本主义；但由于它们保持了财产结构不变，并允许市场分配资源，社会民主主义在减轻不平等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的根源。
本文记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来临时所展示出的恐惧、希望和他们对未来的期许。通过阅读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里斯基（Bruno Kreisky）和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的书信交流节选，我们可以了解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第一次嗅到他们的长期计划即将面临的危机时，是如何看待未来的。
本文节选自“现象世界”出版的新书《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关于社会民主衰落的采访与论文集》。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本文作者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是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政治及经济学教授。
1991年的某个时候，我应邀到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的安达卢西亚联合会（Andalusian Confederation of the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做演讲。之后，联合会的秘书送我回酒店。我问他党内为什么普遍士气低落。他回答说：“他们让我们说一种不属于我们的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秘书并没有提到1980年代的工业结构调整，这大大减少了党内的工业工人阶级基础。他也没有提到电视的出现，电视的出现降低了该党动员工人选民基础的重要性。他也没有指出西班牙社会的文化转变，这使得新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显得突出。相反，他认为党的转型的根源在于语言——党的领导人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来对支持者发表讲话，公开解释世界，并为他们的政策辩护。那么，这种不属于“我们”的语言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过去，去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探险。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两个关键词：“工人阶级”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废除阶级制度的“终极目标”。然而，当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加选举竞争，并第一次获得议会权力时，这一“终极目标”并不足以赢得选举支持或治理国家。作为政治领袖，社会主义者必须提出一项足以立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计划。此外，为了赢得选举，社会主义者学会了淡化或模糊阶级的语言。当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阶级对抗阶级”的战略时，而社会主义者则结成了联盟和阵线，旨在吸引“人民”。
因此，改革主义诞生了：通过选举表达民众对其的支持，然后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社会民主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在改革和革命之间没有选择。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观点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它是一个革命政党……社会党是最积极的改革派。”他进一步指出：
我也不相信一定会有突然的飞跃，跨越深渊；也许我们会意识到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域，就像航海家意识到已经越过了半球的界限一样——不是说他们在越过海洋时能够看到一条延伸到海洋上的绳索，警告他们已经通过了界限，而是他们的船在前进过程中，一点一点地被带入一个新的半球。
但是，即使“达到社会主义”本身是难以察觉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目标。“革命”将通过不断积累的改革来实现。
继19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Swedish Social Democrats）成功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整个西欧的工人组织和资本家组织之间实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妥协。社会民主党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计划》中宣布的宗旨：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市场”，在必要的情况下实行“国家”。社会民主党以自由、就业和平等为目标来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加强了政治民主、改善了一系列工作条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扩大了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为大多数人提供了物质安全的基础，同时促进了投资和增长。
但由于它保持了财产结构不变，并允许市场分配资源，社会民主主义在减轻不平等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的根源。这种矛盾在1970年代达到了极限。许多旧的弊病被克服了，新的毛病又出现了。事实上，在19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比20世纪初少。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约束是不可阻挡的，而政治上的失败意味着改革可能被逆转。在大多数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执政期间拼命寻找应对措施，试图在经济危机面前维护他们对“终极目标”的承诺。在197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政党制定了新能源政策、工人管理方案和经济计划结构。但在1979年，詹姆斯·卡拉汉在英国败给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1984年法国密特朗政府中共产主义者的离开，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密特朗的紧缩政策是面对国内和国际约束的最后妥协。剩下的只有连续不断的“第三条路”。
直到新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演变已经被大量地记录下来。左派对新自由主义攻势的投降更令人费解。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当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第一次嗅到他们的长期计划即将面临的危机时，他们是如何看待未来的，这将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幸运的是，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恐惧、希望和计划。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夕，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里斯基（Bruno Kreisky）和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之间的书信往来尤其引人注目。
1970年，西德德国总理勃兰特（左一）与东德总理威利·斯托夫会晤。
这次交流包括一系列的信件往来和两次面对面的辩论。它由勃兰特于1972年2月17日发起，以1975年5月15日在维也纳的一次谈话结束。勃兰特于1969年成为德国总理，1972年赢得连任，在1974年辞职。克雷斯基于1970年成为奥地利总理，并一直任职到1983年夏天。帕尔梅于1969年在瑞典上台，1976年选举失败后离开，1982年重新上台，1986年被暗杀。因此，在大部分通信期间，这三个人都是在职的。
交流发生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以及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期间。在此期间，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期间，石油价格上涨了约300%。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从1960年至1973年的平均3.2%上升到1974年至1981年的5.5%；同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从3.9%上升到10.4%，GDP增长率从4.9%下降到2.4%。
勃兰特在交流中首先呼吁讨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引用戈德堡纲领，宣称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作为社会成员在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进行合作。”帕尔梅立即呼应了这一变革方向：“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个负责管理社会的政党。我们的任务更多的是要改造它。”克里斯基甚至更明确地提到了最终目标：“社会主义者……要消除阶级，公正地分配社会的劳动产品。”
与让·饶勒斯一致，三人都拒绝在改革和革命之间做出选择。对勃兰特来说，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因为没有人能认真地去否认，所有倾向于增加我们自由领域的改革和系统的转变都毫无帮助。”帕尔梅拒绝将暴力革命归位“精英主义”，声称改革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运动的支持之上的，并认为改革主义只不过是“改善体制的过程”。克里斯基不太确定改革的累积效果，也无法具体地表明改革会带来的变化效果，但他也相信“总有一个时刻，（改革的）量变会引起质变。”
这三个国家都担心长期目标和当前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坚决实行民主，他们认为改革的进展取决于民众的支持，也欢迎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然而，无论他们对长期目标的承诺如何，他们都是政党的领导人，有责任赢得选举。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人们会把他们的支持建立在生计问题，而不是在遥远的目标上，所以这就是他们关注的问题。正如帕尔梅所写的那样：
人们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必须解释思想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光说我们需要修改这个系统是不够的。在这个方向上的所有努力，都必须与解决人类问题有关。
问题是：收入不平等和资本集中加剧、失业率上升、自然资源有限、环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克雷斯基指出：“迟早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实际的政治中，我们的原则能够引导我们走多远？”他对跨国公司的崛起、环境对增长的限制以及手工劳动的贬值感到担忧。这三封信都具有前瞻性：三人讨论了可以推进其基本价值观的结构性改革。
1973年12月2日，三个国家开会讨论了石油危机的后果。勃兰特认识到，这是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决定性突破，需要认真努力加以解决。克瑞斯基敲响了第一个警钟：
在我看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缺乏远见。出现了一种特别危险的事态发展。人们相信，像上世纪30年代初那样的危机不会重演。然而，我们现在看到，政治事件日复一日地对我们的经济形势产生了全球性的威胁，而就在几个月前，这种威胁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临的情况的严重性不能被低估。
帕尔梅道出了其中的困难：
我们告诉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他们的孩子的情况会好得多，我们将能够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新形势）提出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因为从“不再有持续的盈余可供分配”的那一刻起，分配问题就明显地难以解决了。
布兰德对这些担忧表示赞同，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必须防止不平等现象的加剧。18个月后，在1975年5月25日的另一次当面会谈中，凯斯基更明确地提出了财政限制的问题：“现在正是应该进行改革的时候。这只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大力发展社会政策，我们将无法为它们提供资金。”
因此，他们拼命寻找一种独特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应。克雷斯基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找到自己对现代工业社会危机的回应。”勃兰特否认了这样的指控：“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仅仅局限于‘战术演习’的政党。1959年的纲领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将我们与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宏伟目标分开。”他们一致认为，一些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正在变得更加困难，但他们强调，通过引入员工共同管理、新能源和环境政策以及增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的改革，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帕尔梅认为“对进步的简单信念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他在“私人化的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之间寻找新的“第三条道路”，并提出了详细的11点改革方案。勃兰特告诫说，“改革社会的努力不能停止”。
改革并没有停止。1974年勃兰特辞职后，他的继任者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继续推行刺激政策，尽管他越来越重视财政约束，并减少了一些公共支出；直到1982年，他被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投下不信任票而下台。帕尔梅在1976年的选举中失败，但在1982年重新执政，恢复了大部分临时政府制定的消减社会政策，但强调了工资限制，并且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克雷斯基赢得了几次选举，并一直执政到1983年，继续扩大社会政策，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方面。因此，尽管财政和外汇赤字的阴影削弱了改革，但改革的热情并没有被放弃。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时期呢？社会民主党和左派作为一个整体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在198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并从那以后持续下降。
对社会民主选举衰落的解释有很多，但这不是我打算在这里研究的。贴上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标签的政党，在选举中可能表现得更好或更差；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们的愿景的内容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传统产业工人基础的萎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财政紧缩，以及保护本国货币不受金融投机影响的必要性，社会民主的语言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勃兰特、克里斯基和帕尔梅对石油危机造成的财政约束的提及中感受到这种语言。我们从意大利前总理朱利亚诺·阿马托（Giuliano Amato）对“需要平衡社会权利和财政稳定”的理解中听到了这种语言。我从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那里亲耳听到了这种语言上的转变。我问他，作为总统，他觉得什么东西最具有制约性？他回答说，“市场”。
这些约束是真实存在的。西班牙前首相菲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曾告诉我，1986年比塞塔（西班牙及安道尔在2002年欧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货币）挤兑在几天内就使西班牙损失了“相当于国家卫生预算的资金”。缓慢的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国际收支危机没有给社会主义政府留下多少回旋余地。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代价是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手绑在背后：年度赤字不得超过3%，债务与GDP之比不得超过60%，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几乎是不可能的，增加的社会支出也受到严格限制。随着右派右倾，左派在右倾道路上走得更远，中左派和中右派的经济政策变得几乎无法区分。社会民主党支持资本流动自由化、自由贸易、财政纪律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放弃反周期政策和使用大多数的产业政策。
五十年来，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相信平等能促进效率和增长。用瑞典社会民主党部长贝蒂尔·奥林（Bertil Ohlin）的话说，社会支出“代表了对最有价值的生产工具的投资，即人民本身”。然而，他们突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关于“权衡”的话语：在“平等与效率”之间权衡，在“平等与增长”之间权衡。世界充满了“两难”和“三难抉择”。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发明了多达5个困境（没有一个“困境”符合这个术语的逻辑意义）。“政府只能做这么多”，社会民主党人附和右派的说法。“责任”：撒切尔主义词典中的一个关键词，被从国家转移到公民个人身上。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言，“人们可能为新政治的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座右铭：即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除了这种语言上的转变，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2010年出版的《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沉沦》（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一书里，名为“新资本主义秩序”（A New capitalism Order）的宏大章节中敦促进行与战后时期的同样改革：政府应该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他们应该促进创新，提供社会保障和保险，并防止剥削。“新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回顾过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发展轨迹是鲜明的。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会议曾宣称：“无产阶级组织成政党是确保社会革命胜利及其最终目标：消灭阶级的必要条件。”瑞典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渴望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社会主义者要废除剥削、消除社会的阶级分化、消除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结束资本主义生产的浪费和无政府状态，消除一切不公正和偏见的根源。他们不仅要解放工人，而且要解放人性，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把能源和资源合理地导向满足人的需要，为人格的无限发展创造社会条件。
事实证明，这些目标并不可行。但改造社会的愿景存续了近一百年，即使是在必须应对眼前危机时，即使是在一些想法——最突出的是生产资料国有化——显示出自己的错误时，即使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经历政治失败时。这就是1970年代末消逝的东西。谈到80年代的改革，阿马托反思说：“我们一点一点地消减了公共开支，超过了让社会权利得以维持的程度，（甚至）到了会使社会权利恶化的地步。”冈萨雷斯也很怀念过去：“让我担心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民主党死于成功。它的死亡是因为它不能理解它所帮助创造的社会，并不是它开始时的社会。”法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罗杰·马尔泰利对密特朗政府的评论最为尖锐：“左派在上台后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时间滞后’。当1981年左派掌权时，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在经历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
勃兰特、克里斯基和帕尔梅交流书信合集的名称是《社会民主与未来》。但这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人最后一次在应对眼前危机的同时，努力保持变革的视角。也许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尽其所能地进行了转型；也许他们成功地使一些改革变得不可逆转。他们适应了文化变化，促进了性别平等，并敏锐地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环境灾难。这篇文章无意质疑他们的成就。但是，在眼前障碍的冲击下，他们提出的、“能够为社会指明方向”的共同未来的愿景都已消失。对安达卢西亚秘书来说，不再是“我们的”的语言是一种无法延伸到下一次选举的语言，一种不能引导社会走向长期目标的语言——而这正是我们必须重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