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学发展高峰论坛暨《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现场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滕贞甫、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贾玉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分析当下文学创作的得失，并探讨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的可能性。
从传统中寻找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是从古至今推动文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仅就当代文学而言，“红色经典”中的传统叙事元素随处可见，新时期则兴起了“寻根文学”的热潮，到了9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循环时间模式”同样是对传统小说的回归。因此，正如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季红真所说，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吸收了传统的不同侧面罢了。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依然有必要更加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以及回归传统的重要性。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谈到，我们现在遇到了新的麻烦、新的危机，那就是，丧失了对整个现实世界的把握感。我们的文学当然很繁荣，但太多的作品显得“无情无义”，很多年轻的读者跑到网络文学中去了，因为其中包含着传统的情义。我们对传统资源的吸收和研究也不太够。比如，在很多研讨会上，讨论一部作品，专家们会说，它与《史记》有什么样的联系，它继承了《红楼梦》的什么笔法。这些都太皮毛了，任何一个作家，只要经过一定的文学训练，大都可以实现。今天，我们重提民族文化传统，关键在于提炼出传统文化的精义、要义，让我们的文学变得更加有情有义、更加生动迷人，有更多人去阅读。
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缺乏“情义”，来源于作家评论家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缺乏足够强大的主体意识。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传统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评论家们是有情义、有情怀的，他们敢于张开双臂，拥抱一切。但现在，这样的主体意识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个过程注定不会那么简单，因为现实世界依然是如此复杂，而且，不是把《论语》《孟子》拿在手中，就能够立即回到传统的怀抱。
从传统汲取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必须立足于今天的现实语境。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谈到，传统是由多种元素相互交织而成的，而且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它的面目异常复杂。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单一的明确的一个传统当中去。我们可以借鉴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把握传统的“道”，立足现实对文化传统进行审视。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也认为，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去古代典籍中寻找传统，可能不是很好的法子。民族文化传统依然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且正在经受着诸多的考验。这些是独特的民族元素，它是活生生的，而不是僵化的枯燥的东西。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说，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现实语境，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如果我们找不到传统文化的发展逻辑及其与当下现实的内在联系，我们对传统的汲取和借鉴可能就会流于形式，仅仅是一些“雕虫小技”。
传统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时间维度的变化性，更在于空间维度的多元性。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兆寿、大连民族学院教授李晓峰等谈到，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个丰富的存在，它们既有统一的大传统，也有各自独特的小传统。这些传统之间相互通融、交汇，共同构筑了我们国家美丽的文学百花园。这是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为我们呈现了文学的独特魅力。只要少数民族作家们向着历史、传统、现实、自我不断深入挖掘，一定可以写出更多带有独特印记的优秀作品。
谈论民族文化传统，当然也离不开世界视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谈到，只有在一个“他者”出现的时候，“传统”这个概念才会有意义。而对中国新文学来说，这个他者就是西方文学传统。无论是从叙事逻辑还是从文体形式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离传统文学越来越近了。这样一种状态是作家们在中西、古今等维度上不断腾挪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封闭地讨论“传统”，必须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观念。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培浩谈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面对着相似的心灵困境。我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吸纳，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意识之上，让我们的文学达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其间，还举行了《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吴义勤、王金胜、丁帆、王彬彬、张志忠、谢有顺、李遇春、董迎春、郭冰茹、徐勇、陈培浩等11位学者的10篇论文获奖。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分别主持了高峰论坛和颁奖典礼。
11位文学评论家获得《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名单如下：
王彬彬 《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
作者独辟蹊径，对高晓声语言修辞方面的“独特格局”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深入扎实的文本细读、字斟句酌式的解读，概括出高晓声“顺势借意、仿用翻造、正词歪用、歪词正用、大词小用”以及在数字上的“虚假的精确”等几种修辞手法，并追根溯源地揭示出鲁迅和古代小说家对其的影响。文章行文机巧、灵活、富于鲜见，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文本独到的分析、把握、解读能力，于微观之处彰显了研究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
谢有顺 《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的<篡改的命>》
本文深入地解读了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精神特质，指出作者以荒诞和反讽的方式还原了表面嘻哈内里沉重的三代人“城市梦”主题，以具有喜剧精神的悲剧有力地祭奠了荒谬的时代，作者善于捕捉埋藏在小说文本之下与时代关联的深意，在飞扬的文学现场中发掘独特的“这一个”，更流露出作为批评家对问题的敏锐捕捉和新颖洞见。
徐勇 《八十年代选本出版格局与意识形态功能变迁》
作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史视野出发，着重论述了八十年代文学选本的出版与主流意识形态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选本参与文学批评自足性及其主体地位构建的重要价值，文章切入视角独特，知识谱系考证清晰完整，重视影响选本价值转向的内外因素，提升了选本作为批评方式的社会参与意识，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外源性视野。
董迎春 《诗体通感与通感修辞——诗歌符号学之视角》
作为近年比较活跃的诗歌研究者，作者联系中外诗歌理论与实践，深入探讨了诗歌作为通感文体的话语特质，同时提出通感修辞强化了诗歌的文学空间和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本价值的现实意义。全文既有合理恰切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又注重感性与直觉浸润下的例证分享，论述同时兼具了思辨之真与诗意之美。
郭冰茹 《上海书写中的世俗性——读<繁花>与<天香>》
作者凭借女性特有细腻与温婉的体悟，将两部以世俗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繁花》与《天香》为佐证，从器物、人情、地理空间三个角度论述了“世俗性”或曰对世俗经验的书写成为当代小说重要内容的呈现，并指出这也是小说生态正常化的表现。文章立论新颖，例证分析精微独到，充满主精神体悟的热情介入，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
丁帆 《文学制度与百年文学史》
本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的序言，站立于文学史的宏阔视野，高屋建瓴，概括性地论述了“有形的文学制度”和“无形的文学制度”在不同的时段如何构建，如何支撑和支配着文学史的发展走向，并试图在二者的互动下找出制度史发展走向的内驱力。文章视野宏大又条缕清晰，说理透彻，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以及面对文学史的全局性姿态。
张志忠 《大奖纷纷向莫言：经典化的过程及其价值取向》
作者通过对作家莫言获得的各种重要文学奖和颁奖辞的系列梳理与分析，论述了莫言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的不同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文章切入角度独特，材料丰沛，论证别开生面，特别是能从文学国际化视野、文学接受学角度来看待“经典化”过程。
吴义勤 王金胜 《俗世人心 自有庄严——评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
本文从生活与艺术、现实与生命、俗世与美学三个角度阐释了陈彦长篇小说《装台》的内蕴价值，指出这是一部透视装台人生活状态和生命庄严的现实主义力作。全文论述紧贴文本内容，既有设身处地的阐释与解读，又有超逸于文本之外的高屋建瓴的归纳与提升，文字具有一种穿透力与超拔之美。
李遇春 《贾平凹：走向微写实主义 》
作者以一种回溯式的小说美学考察，试图揭示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能在各个时期引领文学风骚的深层缘由，即他总是在寻找符合个人艺术趣味的新的文体表现形式，作者命名了这种独特的诉求——微写实主义，是对其创作的一次有意义的解读和定位。文章敢于打捞作家创作的未探索之领域，自成体系，论证准确严密，逻辑建构性强，问题意识浓厚。
陈培浩 《小说如何“重返时间的河流”——心灵史和小说史视野下的<望春风>》
作者站立于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坐标中，从“心灵史”与“小说史”两个维度，考察了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的核心命题，即“重返时间的河流”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精神还乡的优秀文本，并提出了格非写作中文学立场和小说艺术在时代转折中做出综合性的反映。作者中西理论素养积淀较深，文章立论开阔，例证细致缜密，论述圆熟，富于文采与个性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