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1865年，宝顺洋行、大英轮船公司、老沙逊洋行、琼记洋行等十余家洋行在香港成立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直译为“香港上海银行”，简称HSBC），中文全称为“香港上海汇理银行”，1880年代前后开始称“汇丰”。汇丰银行从创立之初就将营业基地和目标定位在中国，因此将总行设在香港，而非英国本土或其殖民地印度，这是英国海外银行中的首例。但它在成立初期不仅代表英国，同时还代表美国、德国和帕西商人的利益，而其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
19世纪末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
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初创时以“中国的银行”自居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而近代汇丰在华的历程，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汇丰银行与中国有关的档案分布于多家档案典藏机构，数量繁多、类型繁杂，档案文献保存状况不一，利用不便；学界研究中所利用的汇丰银行档案资料多散见于近代外债档案、金融档案、外交档案中，缺乏系统性的整理。
4月27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开题报告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课题组成员就近代汇丰银行涉华档案的整体情况做了汇报，并介绍了他们即将展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会议由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致欢迎辞。
会议现场
据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宋佩玉介绍，英国藏近代汇丰银行涉华档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这一课题系以英国汇丰集团档案馆（HSBC Group Archives）藏档案为基础——该档案馆是保存汇丰银行史料的关键性机构，企业档案馆的开放程度有限，档案调阅和使用相对不易，以往学界利用并不多。此外，课题组将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University of London）藏亚迪斯个人档案（Addis Papers）、麦克莱恩个人档案（McLean Papers）、梅乐和个人档案（Maze Papers）、太古洋行档案（Butterfield and Swire Ltd Archive），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藏怡和洋行档案（Jardine Matheson Archive），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藏殖民部（CO）、外交部（FO）、财政部（T）档案、李滋罗斯个人档案（Leith-Ross Papers）等9种档案中汇丰银行涉华部分（1865—1949），进行系统收集，建立数据库，整理专题档案资料汇编，深入考察近代汇丰银行在华活动。
1878年汇丰银行上海纹银一两
英国汇丰集团档案馆（HSBC Group Archives）
宋佩玉教授表示，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曾保管关盐税款、内债基金，掌握财政、铁路、实业借款，垄断国际汇兑，吸收存款，发行纸币，在操控金融市场的基础上扼住近代中国财政、经济命脉，集中体现了英帝国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过程；另一方面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加速了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拓展，构建了涵盖亚洲、欧洲，甚至北美的国际金融网络，提供的包括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等在内的金融资源对近代华资金融业有着较强的示范作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她还指出，汇丰银行自成立开始，与中国的联系从未间断；从这个角度而言，汇丰银行与中国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关联，汲取历史经验也有助于当下构建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总体格局。
上海汇丰银行大楼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雁教授、河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戴建兵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陵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侯中军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徐昂助理研究员分别介绍了各子课题的研究情况。子课题分别从金融、外债与中英关系等不同面向展开，将汇丰银行置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经济史、金融史、外交史乃至全球史的整体框架之内，探究作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跨国企业的汇丰银行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金融、外交方针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个案的角度阐释近代中外关系的另一面相。
专家组成员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就档案搜集的范围、主题、分类，数据库建设的可行性与操作方法，以及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问题等给出了详细的评议意见，如在数据库建设中可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现有数据库合作、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在研究中应注重宏观层面对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影响、考虑汇丰银行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考察汇丰银行多元的资本来源、储蓄来源问题，等等。专家组的评议为项目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与方向。
档案透露了哪些历史信息？
宋佩玉教授和马陵合教授向澎湃新闻提供了“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项目中的部分档案和研究说明，展示这些档案资料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1、受爱国运动影响的外资银行钞票
1936年汇丰银行的发行数（档案来源：FO 371/20269）
1936年汇丰银行的发行数（档案来源：FO 371/20269）
宋佩玉教授表示，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民众提出“不向外国银行存款，不用外国银行钞票”的口号，对英、日系银行钞票发行打击很大。与此同时，华资银行业逐渐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发行制度和发行准备，信用亦相对提高。与之前在华钞票发行额直线上升不同，自1925年起，外资银行发行钞票有上升也有下降，有的银行逐渐被淘汰，有的则进一步增长。
据《汇丰银行行史》记载，1926年8月31日的42951680港元总流通额中，在其他国家流通的为81610港元，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流通的为42870070港元，前者仅占0.19％，后者占99.81％，而其中上海地区流通1618060元，占总发行额的3.77％。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中、中、交三行所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币，并集中发行。外资银行不得在中国境内发行，原有发行逐渐收回。据统计，币制改革时，外资银行钞票在上海流通的仅为300万元，占全沪中外各行钞票流通额之比率，不及1％；在天津流通的为150万元，占该市钞票流通额的2.5％ 。
而根据1936年1月，汇丰银行向英国外交部、财政部、殖民部的报告，截至1935年12月31日，汇丰银行钞票在上海的流通数为港元741559元，在天津为15033元，北平为7965元，汉口为1587元，芝罘为1091元，厦门为597元，福州为657元，总计768489元，占整个汇丰银行钞票流通额119116741元的0.64％。
2、走向西南大后方
（档案来源：FO 371/31648）
以上为宋佩玉教授提供的1942年汇丰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的相关函电。1942年1月23日，驻华英国大使馆远东商务专员霍伯器（Edmund L. Hall-Patch）致电孔祥熙，转英国财政部请求，“自沪港外国银行停开后，滇缅路之输出入以及外国对华汇款，均感困难”，因此英国财政部与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商议，“拟在昆明或重庆筹设分行，以供同盟国之军事需要”。1942年8月，财政部颁布《关于外商银行拟在国内设立分行呈请注册应行呈报各件之规定》，对外国银行的设立进行限制管理。1942年冬，汇丰银行默里（W. C. Murray）前往重庆筹建汇丰银行重庆分行。1943年1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给外银字第一号营业执照，汇丰银行重庆分行于同年3月1日在川盐银行大楼正式营业，不久迁至第一模范市场38号新址继续营业。
3.汇丰银行与华中铁路公司的存废
（档案来源：FO 371-8031）
据马陵合教授介绍，中英公司和华中铁路公司是汇丰银行的重要关联企业。中英公司由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于1898年联合组成，主要经营铁路投资。它先后设营业所于上海、北京，其铁路投资，遍及京奉、沪宁、广九、沪杭甬、宁湘等主要铁路干线。20世纪初年，英国福公司与中英公司为避免在中国铁路权的竞争中两败俱伤，于1904年共同出资组成华中铁路公司，共同铺设长江流域的铁道，资金100000英镑。实际上，这是一家英法合资企业，比利时参与较少。在投资事业上，主要包括津浦铁路借款、续津浦铁路借款、浦信铁路借款等。
这家企业的经营业绩远不如中英公司，除了成为津浦铁路的主要贷款方，其他铁路投资往往是半途而废。“该公司成立之初是为华中地区铁路建设而建，但从未从事过任何工程，其全部资产是在浦口信阳铁路的一小部分权益。”1913年，华中铁路公司与北洋政府交通订立浦信铁路五厘借款合同。借款额为300万镑，年息5厘，购料费用5厘5，期限40年。合同签定后，主要由英方提供资金，负责勘测筑路。在浦信铁路债票发售之前，华中铁路公司通过垫款着手筑造此路。英国工程师波伦为浦信铁路总工程师，负责全线勘测、设计和施工。为独占该路权益，汇丰银行曾有过解散公司的提议。但是，英国外交部并不支持，因为解散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只会激怒法国人。由于法国人的反对，这项提议最终放弃。欧战爆发后，债票无法发行，华中公司垫款亦经用罄，遂即停工。1920年，英法美日新银行团成立后，并垄断在华铁路投资权，投资范围和规模是按国别进行分配。若英国银团获得铁路投资权，必然会交给华中铁路公司，但法国也会获得一半利益。亚迪斯（C. Addis）认为这是解散华中铁路公司的良机，并以此维护英国财团的利益。他的这一方案因列强在华利益关系，并没有得到执行。除此之外，亚迪斯还曾建议将华中铁路公司业务限定为英国在华工业代理商，避免对铁路的直接投资，但因欧洲各国在华投资复杂关系，此方案也没有变成现实。华中铁路公司虽然在华投资非常有限，却持续存在了多年。
4.汇丰银行与京赣铁路借款的变动
（档案来源：FO676/407）
以上为马陵合教授提供的有关汇丰银行与京赣铁路借款的档案。京赣铁路是民国时期开始修建的由南京至江西的一条铁路。1936年，京赣铁路开始筹建之时，“当时可充抵押之财源，几已搜索殆尽，不得已求之英庚款”。1936年12月11日，由铁道部、中英庚款董事会、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及中国银团共同签订总合同，另由铁道部与怡和、汇丰及中国银行团各签订分合同。京赣铁路宣贵段需外洋材料90万镑，除向中英庚款会借用45万镑外，还向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借款45万镑。合同成立以后，即分批定购材料。1937年11月，南京、宣城相继沦陷，即将建成的皖赣铁路被迫停工。此前所购路料难以运入，而且已起运之材料，在神户及大连被日方扣留。为避免更大损失，将滞留海外的路料委托英方代为出售，并希望英方将尚未使用的款项移至西南地区的新路建设。经过会商，中英双方拟将将筑路材料及剩余款项移用于湘桂铁路桂衡段。1938年6月16日，签订补充合同，将已订购及可订购之材料设备品，全数移充建筑湘桂铁路衡桂段之用。除原有担保品仍有效外，并以湘桂铁路衡桂段之财产及收入为担保品。
在这一过程中，英方曾有过犹豫，但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则支持将款项转移。1938年5月，怡和洋行致函英国外交部商务参赞A.H.乔治，要求将京赣铁路借款45万镑转借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建设，并称汇丰银行、怡和工程有限公司支持这一做法。英国政府方面对此笔借款存有不同看法，但英国外交部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支持中国抗战，并力图扩大英国在中国铁路建设上的利益，尤其是提供铁路材料方面，只是将这笔转移的借款的性质界定为出口信贷，避免引起国家的反对。因京赣铁路已使用了20万镑，所以，英方确定的原则是由汇丰银行与英庚款董事会各提供27.5万镑材料款，共计55万镑。这笔借款对湘桂铁路迅速通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档案牵涉近代中国金融市场、铁路经济与政治变局的不同面向，但仍只是近代汇丰银行涉华档案的冰山一角，更多资料仍有待专家学者的挖掘与整理，以期嘉惠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