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20世纪的女性知识分子，林徽因的形象常常被公众话语的迷雾所遮蔽。在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陈新华看来，人们往往用“玛丽苏”的剧情臆测林徽因的一生，看不到她“为往生继绝学”的使命感，也看不到她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我们选择性地对林徽因的一腔热血视而不见。”
作为一名林徽因研究者，她用《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一书，梳理了林徽因的生平故事，以林徽因和她的生命世界中所能观察到的时代和价值选择为线索，勾勒民国初期留学归来，致力于家国建设、民族独立富强的一代知识分子群像。
4月24日下午，陈新华来到科兴科学园大夫第深夜图书馆进行现场分享，本次活动由深圳南山书城、中信出版集团和正中企业服务共同主办。就林徽因的建筑学研究学术路径、学术理念，陈新华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她心中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林徽因形象。
陈新华谈《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本文图片 主办方提供
林徽因：“我的主义是要生活。”
历史上真实的林徽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陈新华首先谈到了一个故事：沈从文、张兆和与高青子的婚恋情感。事实上，沈从文和林徽因之间有着长辈关怀一般的情谊。
当沈从文陷入感情上的矛盾与痛苦时，便写信找到林徽因来述说。林徽因给沈从文回的长信中就说到：“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
陈新华认为，这段话是解读林徽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这其中包含对林徽因对于人性的认知，也表达了她的一个基本立场，即“我的主义是要生活。”
选择忠实于自己的生活，诚实地去表达，而不是急于追赶潮流的林徽因，由此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逆时代潮流的写作者。在林徽因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她写过大家庭里的中与西、新与旧的冲突，她写大宅门里女性的生存困境，她写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基本是围绕社会上层的圈子，但是这能代表她对时代的痛楚完全无感吗？
陈新华认为：“答案恐怕恰恰相反，因为这个维度只是林徽因身上的一个面向，林徽因的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是属于本土、传统的。虽然出身于社会上层，但是她从来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中国现实问题无感书斋式的读书人，而是始终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甚至于，认为自己不了解乡土社会，不了解劳工社会，并且为此而感到焦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恰恰也说明了林徽因拥有一种希望不断改变自己，投身到广袤的中国大地，投身到时代洪流中的自觉。”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是什么样的？
林徽因的诚实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还体现在建筑学领域。作为一个建筑学家，林徽因有一种人格化的建筑审美，她认为建筑最宝贵的品质也是诚实，外在装饰如实地体现了内部结构。
具体到林徽因建筑学研究的历程，陈新华谈到：“如果按照时间线索来梳理林徽因的建筑学的研究，可以看到她的研究重心以抗日战争胜利作为界限，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抗战胜利之前，她和梁思成的研究工作基本是围绕解读营造法式和撰写中国建筑史展开。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以北京的规划和建设为主题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去。如果各用一个词来总结林徽因在抗战胜利前后两个阶段的学术工作，前一阶段或许可以用‘整理国故’来总结，后一个阶段则应该是‘开创未来’。”就林徽因的学术道路来看，她的“整理国故”也是为了“开创未来”，为了从历史推演到现在，推演出中国建筑的现代形式，这背后是她一以贯之的，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学术立场。
陈新华提到：“林徽因的学术愿景，就是以自己的所学，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在古今中西的碰撞和冲突中，寻找到一条出路，为我们国家的艰难转型尽自己的一己之力。在这个过程中，她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也真真实实地遭遇到了介入的危险和坚持立场的危险，最终在追问和困惑当中度过了余生。”
在《风雨琳琅》这本书中，作者陈新华也专门谈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建筑学研究上的重要观点：“林徽因和梁思成不仅仅是埋头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师。在他们眼里，古建筑是‘技术与美’的结合，‘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更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
陈新华认为，建筑的意义在于收容了每一个人的情感和记忆，甚至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历史、文化最直观、真实的体现。它关乎的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世界文明史当中的位置”这样的大命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林徽因和梁思成当年的学术探索，仍可以烛照当下，因此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