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通史大课堂,珍贵讲义审视民族文明

本文摘自《中国通史》,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7年3月

钱穆先生中国通史大课堂,珍贵讲义审视民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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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第二章:黄帝与殷墟文化

文字由何人所创?又由何时开始?一件东西的发明,绝非一个人能成事,而是陆续由人不断改进,但讲出来时便只举出一个代表人物而已。有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这个说法不全对,在何时由何人发明很难讲,此乃经过许多时代许多人积累合成的发明。

在没有文字前,人们只能用记忆,即是口说相传,将该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一代代地传说给下一代,亦称“口口相传”,便称为“传说的历史”。因此,就有人在传说中羼进了神话的成分。

中国的祖宗是黄帝,因黄帝以前的人不值得一提。在神话中有部分是不真实的,并非信史,只能称是“传疑的时代”。文字记载前的历史是传说,是神话。或者先从器物再讲到文字也是一种说法。但把器物与神话加以联系融会贯通,到如今仍没有人能做到这一步功夫。

黄帝究竟是新石器抑或旧石器时代的人,至今仍难以定论。如要根据史前史、考古学来说则是可以的。神话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讲的话不一定有证据,但可能是真实的,而仍无证据可说,却不一定无证据。胡适先生认为一定要证据是不对的。传说也有可靠的。诸葛亮借东风是神话,但赤壁之战是真的。

近来我国讲史喜讲器用和田野发掘,但无人讲传说神话。其实,传说多有可信的。也因此近代的上古历史的看法可分为两条路:一条路是传说,一条路是器物。

关于地下发掘方面,主要是在造铁路时发掘所得。

我国有两大极重要的发现:一是殷墟,发现了商代文字。

照中国的传说,讲历史是从五帝开始,五帝在三皇以后。三代是指夏、商、周。

今日在地下发掘出商代文字,故认为商代前均非信史,是神话之说,但我认为传说也有十分之六七以上可信。

殷商是铜器时代,正式有历史。

商以前是史前史,这是一派说法,但我认为传说的追记历史仍有可信之点。以上两种说法如何会通,现在还没有到此时候。

历史包括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一是追忆、口说,二是器物与地下发掘。亦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

在黄河以北,平汉路西,太行山东,有安阳县,有一小屯村,发掘出很多东西,有古董贩子携往北京。我国药材中一向有所谓龙骨者,有药材商人拿去卖给北京做官的,发现是些龟甲、兽骨,甲骨上的花纹,其实是文字,当时称为“契文”,或“龟甲文”,或“甲骨文”。经研究后,认为此种文字作贞卜用,是贞卜文字。

再进一步加以研究,知小屯村有洹水,小屯三面环洹水,在安阳县西北五里处,小屯正处于洹水之南。《史记·项羽本纪》有云:“洹水南殷虚。”项羽渡过洹水之南,“虚”(墟)者,有古人曾经住过,今已成空墟。

殷墟者,意即从前商朝人住过的地方。犹如今日之九龙城,原先是宋王台。因此想到甲骨片上的可能是商朝人的文字。与《史记·殷本纪》一查对,确实不错,故亦称为“殷墟文字”,亦可称“殷墟甲骨文”,或可称为“殷墟贞卜文”。发现这文字到今天不到六十年。以上所讲之殷墟文字是商王贞卜吉凶所用。

我国较早的是篆文,由李斯刻写于石板上。更早的是钟鼎文,刻于铜器上。最古的就是这种三千余年前的甲骨文了。甲骨文是商王用来贞卜的,与《史记·殷本纪》所说的完全相同。对于研究甲骨文最有贡献的要推王国维。王氏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因外国人特别注重古物证。如埃及文化的古文字,为法国人研究所认识,因而说出埃及历史;同样有人研究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亦因此而推知其巴比伦历史;英国人亦在印度研究印度文字,法国人则在安南研究中国文字,借以了知印度和中国的历史。

外国人见了殷墟文字,才开始重视中国的古文化历史,

因此顾颉刚说凡殷墟文字以前的中国历史都靠不住,竟说夏禹是大爬虫,他因而发起了疑古运动。胡适重证据,亦重视疑古之说。顾颉刚等人还著书一册,名之曰“古史辨”,此运动至今已历三十余年。

叶龙附志:

有一位英国人读了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他当年是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他想了解中国真实的历史,特地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某日来访问钱先生,这真是值得吾人警惕。

罗香林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当年王国维先生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古史新证》,证明“夏禹”的名字已刻在钟鼎文中,因此推翻了顾颉刚二十多万字的《古史辨》长文。

……

作品简介

钱穆先生中国通史大课堂,珍贵讲义审视民族文明

《中国通史》,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7年3月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钱穆(1895-1990)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专著丰富,达80多种,逾1700万言。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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