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耳环出土于一座公元前2世纪的女性墓。墓主人可能是匈奴政治联盟下某一部落或属国的贵族，这一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北方草原。这对耳环的质地为黄金，镶嵌有半宝石和透雕的椭圆玉石，展现了匈奴和汉两大文化中多种文化的艺术和审美。匈奴和汉，长期以来是东亚邻国，两者的关系是理解丝绸之路东段早期历史的核心，却经常被简化为一种对立关系。这对耳环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与外交、贸易、通婚，以及技术和文化交流有关。它正处于这些文化重新谈判领土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时期，这一过程导致了长距离欧亚贸易路线，即丝绸之路的扩展。这对耳环还反映了整个丝绸之路地区上，沿着欧亚大陆生态界线分布的内欧亚民族和外欧亚民族相遇的故事，以及他们与其他物质或器物之间的交流。除此，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对耳环可能是某个人的珍贵财产。我们不可能通过她的眼睛来看待这对耳环，但作为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学者，我们要努力理解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塑造了她对周边事物的认知和反应的世界。
匈奴和草原
大部分居住在欧亚北部的游牧民族没有书写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历史均由在他们南边定居的邻人来记载。邻人是游牧社会外部的人，他们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解释游牧社会。在这些早期社会中，并没有专业的人类学家从游牧民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而且在这些历史记载中，他们还往往被看作对定居民族的一种威胁。因此，考古学很重要，它为理解这样的社会及其复杂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的拜尕兹（Begash）遗址发现的农作物小麦和粟，推翻了早期游牧民族没有农业文化这一较早观点。由此，迈克尔·弗兰凯蒂（Michael Frachetti）得出结论：“草原游牧民族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已经有了农作谷物。”并说：“这可能在小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粟传入西南亚和欧洲的过程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遗址中已发掘的两座城址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草原居民都住在帐篷里，他们也并不是终生不断地迁徙的。换言之，这片土地上存在很多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这些都是由环境塑造的。
还有证据显示，中国最早的文明就已和草原存在联系，而且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这可以在宗教中看出，比如甲骨占卜，又可见于引进的农作物小麦、商代（约前1600-前1046）晚期墓葬中发现的马车，以及环首兽头刀和铜镜。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注意到早期中国存在产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玛瑙珠，她认为这些玛瑙珠是由草原民族带过去的。正如吉迪恩（Gideon Shelach-Lavi）总结道：“我们不应该低估草原民族在向中国社会传播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会有选择地接受那些适合贵族身份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
然而，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发生了变化。此时，一种对立的情况开始出现在汉文史书中，即历史上所谓定居的、文明的汉文化与其邻近的草原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主要依靠考古资料，认为在匈奴作为游牧骑兵于公元前1千纪晚期兴起之前，汉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威胁。直到那时，生活在汉朝北边的主要还是有文字的、徒步作战的农耕民族。有人则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那时的汉文化很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一些半游牧民族，与匈奴部落联盟的相遇改变了当时中原地区各个统治国家的贵族的看法。在此之前，贵族们似乎都认为，只要被文明的力量征服，天下所有人就都能被开化。但此后，他们的看法愈发倾向于一种二元论观点：匈奴成了“他者”，一个“天性”就与汉人迥然各异的民族。汉文史书对他者的强化，无疑是出于将带来巨大威胁的民族妖魔化的需要，如金鹏程（Paul Goldin）所述，这也回应了秦帝国（前221-前206）构造的“汉民族”概念，“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称自己为汉人，也就意味着称别人为非汉人。新的王朝不得不虚构一个无法和解的对手，而匈奴恰好就在这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谢尔盖·米那耶夫（Sergey Miniaev）注意到，中国早期史料对北部邻人的称谓很多，第一次提到匈奴是在《史记》中，但其中记载的公元前318年的相遇很可能不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或“‘匈奴’也可能是对畜牧部落的统称，这在当时很常见，毫无任何民族文化意义”。塔玛拉·金（Tamara Chin）认为，司马迁避免了“人类学修辞”，没有把汉人对他者的征服写进汉人“在文化和道德上具有优越性的叙述”中去。她认为，这种修辞是在秦之后，随着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开疆拓土而出现的。成书于1世纪的下一部史书《汉书》，则将汉人的征服牢牢地置于其中。
其他定居者的文化也不得不通过给他者命名或贴标签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从这些史书中，我们对定居者文化的了解难免要多于他者。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使用了斯基泰（Scythian）一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则把他们的草原邻居称为塞种（Saka）。早期的汉文史书对他们北边的民族也有数个称呼。由此，围绕这些被如此称呼的民族的起源和族属问题，人们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匈奴方面的讨论焦点在于，匈奴可能等同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说的匈人。然而，许多学者仍持怀疑态度。如金鹏程所言：“‘匈奴’是一个政治术语，没有理由证明它曾指代一个具体的族群，相反，的确有很多理由证明它不是……通过在匈奴统治区域的发掘，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汉文史书记载了居住在黄河大拐弯（位于今鄂尔多斯一带）东北部及其腹地的定居民族、游牧民族和骑兵。许多学者提出，正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与这些民族的相遇，使得赵国（前403-前222）的一位统治者将他的步兵变革为骑兵。在此之前，马一直被用来拉车或驮载货物，尽管有育养计划，但中国始终没有足够的马用于军事。骑兵的采用，也使服饰改革和武器改革成为必要。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马成为中国北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在文学艺术上，马也是常被颂扬的对象。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据汉文史书记载，约公元前209年，随着秦军势力扩展至鄂尔多斯的北部和西部，秦朝边境上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汉文史书称这些部落为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他们向周边扩张，将北方的其他部落（位于今蒙古国境内）也纳入联盟中。匈奴向西迁至塔里木，将被汉人称为“月氏”的民族赶走，并对塔里木的一些绿洲国家实行统治。向南，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新建立的汉朝（前206-220）的军队，将他们从秦朝先前占领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汉朝派遣使节协商和约，与汉人那时和其他邻国缔结的和约一样，其中包括汉人公主与外族首领的和亲。汉匈双方都接受了和约，承认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并以汉朝和前朝修建的长城划定部分边界。此外，汉人还同意定期向匈奴提供包括丝绸和粮食在内的物资馈赠。汉人史官记录了匈奴首领的话：“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金云缙（Hyun Jin Kim）认为，这表明此时的汉朝成为匈奴联盟的附属国。
汉武帝时，这种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他成功实现了领土扩张，向东北进据今天的朝鲜一带，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向南征服南越国（前204-前112）。汉武帝计划与被匈奴驱逐出塔里木的月氏结盟，攻打匈奴。他的战略是，月氏从西侧、汉军从东南侧共同发动攻击。然而，派去磋商此事的使者张骞并没有成功——张骞在途中被一个匈奴人抓获，在匈奴生活多年，但亦因此获得了很多情报。尽管如此，汉朝仍发动了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汉朝而言，战争的最终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守住草原地区。匈奴联盟崩溃后，公元前53年，汉朝与已经分裂的匈奴的其中一支，即南匈奴缔结和约，南匈奴的首领对汉朝称臣。至此，汉匈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尤锐（Yuri Pines）认为，游牧民族自身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并且他们不愿意接受汉人的定居生活方式，于是使得汉人与游牧民族的相遇“成为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和民族史上最具意义的事件”。
在丝绸之路时期的欧亚大陆上，这样的相遇绝不仅见于匈奴和汉人之间，其互动的方式也并不单一。定居民族的历史学家常常把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简化成冲突或对立，事实上这些关系要复杂得多。与汉人一样，罗马人也建造了用于抵抗外族入侵的边墙、堡垒等防御体系。在希腊的史书中，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典型的“他者”。被称为斯基泰的民族，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从希罗多德到拜占庭的史书中。再往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一群从东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打败，这群游牧民族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前247-224）。帕提亚人成功地采用了一种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甚至对罗马边境造成威胁。
那么，这对耳环属于匈奴，还是汉呢？用这种方式来标记它有意义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究匈奴和汉背后的复杂联系，以及墓葬（发现耳环的西沟畔墓）所揭示的这些关系的各个方面。
西沟畔墓
西沟畔位于鄂尔多斯的东北边缘，黄河在此处开始向南拐弯。它的纬度与在其东边的北京大致相同。西沟畔墓发掘于1979年。遗憾的是，其考古报告比较简略，大多数墓葬没有图，出土遗物也缺乏详细介绍。墓葬的位置分散，这表明它们可能分属不同的葬地，年代上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其中最早的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或可能更早，更晚期的墓葬和居址则被考古学家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正处于匈奴联盟时期。公元前2世纪的9座墓葬中有4座没有被盗，其中M4因其随葬品最为丰富而引人注目。这里讨论的耳环就出自该墓。
M4位于遗址南部，距离一个可能是居址的遗迹不足1千米。这座墓葬没有图示，但据描述是一座土坑墓，墓主为女性，仰身葬，头向东北。随葬品中金器最多，此外还有用银、铜、玉、石和玻璃制成的装饰品，其中有用琥珀、玛瑙、水晶和青金石制成的项链，舞人纹、虎纹和龙纹石佩饰，三翼式铜镞和青铜马。耳环则是置于墓主头部的精巧头饰的一部分（图1）。
图1 包含草原耳环的头饰复原图
这对耳环由两块卵形的透雕玉佩制成。这两块玉佩并非完全相同，但上面均刻画有蜷曲的动物，一个头朝侧面，一个仰面向上（图2），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龙。玉佩周边包有联珠纹薄金边。玉佩之上，有环将之与金牌饰相连，金牌饰周围也饰以联珠纹，内部镶嵌有石鹿。另有方形镶嵌金串珠，用精美的链子连接成串，垂于两侧。大多数的镶嵌物都已经脱落，留存下来的有蚌壳、水晶、玛瑙、琥珀和玻璃。
图2 耳环玉佩上的纹饰
饰有鹿形图案并在其中镶嵌绿松石的金片是被锤揲成形的，且以金珠点缀。锤揲是金器制造中最简单的工艺，早在这一时期之前的草原地带和定居的人群中已有发现。联珠纹即在平面上将金珠连在一起的装饰，是一种更先进的技术，也见于很久以前的草原地带和定居社会的边缘地区，如希腊和古代中国的边疆。孙志新根据南越王赵眜（南越国的第二任君主，前137-前122在位，卒于公元前122年）墓出土的联珠纹金饰，认为历史上可能存在一条经由南亚进入中国的海路。南越国是占据现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和越南北部的一个国家，有证据显示，南越有一条海路连接南亚，甚至更西的地方。此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比这些文明更早的草原地区都发现有联珠纹，这表明可能还有很多条传播路线。
与M4一样，M2也有包括腰带牌饰（图3）在内的金银器，以及残缺的马头、羊头和狗头骨。遗址内其他公元前2世纪墓葬的随葬品则没有这么丰富，一般是武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以及动物骨骼。在遗址地表发现的农具以及其他遗物，表明此处可能是一个居址，进一步说明这里曾经存在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半游牧社会。M2和M4随葬品的丰富程度表明它们是贵族墓葬，而在其他墓葬中，随葬之贫乏则说明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狄宇宙指出：“晚期游牧社会的复杂性在该遗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对耳环的形制、质地和纹饰，以及其他随葬品，仅是这个复杂社会的一部分。
图3 M2出土腰带牌饰上的纹饰
铜镜和腰带牌饰：贸易与交流
在沿生态界线分布的墓葬中发现的两类物品——铜镜和腰带牌饰，很好地说明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身份认同、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铜镜长期以来就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腰带牌饰则与草原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最近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有人提出了更加复杂的模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人都认为铜镜独立起源于中原的商（殷）文化。经过仔细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铜镜是从中亚传至中原的。在这一经过修正的观点中，张莉提出草原和中原之间存在两条早期的路线。第一条路线，以河西走廊上的齐家文化（约前2200-前1700）为媒介。河西走廊位于今天的中国西北部，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铜镜从中亚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actrian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BMAC）向北传至阿尔泰，然后向南沿着古弱水（今黑河）到达其在祁连山的源头。祁连山形成了河西走廊的南界，样式和工艺就从这里传入二里头文化（约前1900-前1500），即今天的洛阳附近，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
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一条新的传播路线出现了，张莉认为它取代了弱水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作“北方地带”，范围包括鄂尔多斯地区及其以东、以南的周边地区。贺兰山将这条路线与弱水路线分割开来，张莉进而认为中原与河西走廊这一周文化（前1046-前256）的发源地在此时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她注意到，其他文化通过北方地带横穿草原地区，然后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见于该路线上的墓葬出土物，也可以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器物（即商代青铜器）中看到，同时商墓中也有来自草原的器物。然而，铜镜在此时的中原地区消失了，直到商文化之后的周文化时期才重新出现，并且很可能又一次由草原传入，但这次的风格与之前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传播及其影响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清晰地看到从草原到中原的文化输入。
M2发现的腰带牌饰，是从黑海到鄂尔多斯的草原地区墓葬中常见的典型饰物，也是一直以来备受学界争议的主题（图3）。由牌饰做成的腰带不是草原上任何一个民族特有的，它既是一种实用性的服饰，也是社会地位和更多其他内容的象征。M2的牌饰是金质的，展现了一头猛兽攻击另一只动物的画面，即一头老虎在攻击一只野猪。这种动物捕食的主题在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中也有发现。它在草原上传播开来，并在公元后的1000年里广泛流行，常见于金腰带牌饰、剑鞘、带扣和其他易携带的物品上。但动物捕食并不是草原上独有的主题，它还出现于公元前4千纪晚期的埃及，以及1000年之后的西亚。乌尔王陵（约前2650-前2550，位于今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一件银制化妆盒的盖子，就饰有狮子攻击公羊的主题。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这种主题就被各个与草原接壤的帝国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上描绘出来，例如公元前9世纪亚述古城尼姆鲁德（Nimrud）的方尖碑，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吉威耶宝藏（Ziwiye treasure，位于今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中的金银器，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波斯波利斯的石雕，以及公元前4世纪希腊古都佩拉的狄奥尼索斯神庙中的马赛克、马其顿墓葬中的绘画和伊特拉斯坎石棺（Etruscan sarcophagus）上的雕刻。人们都渴望看到一条简单的传播线路，如艾达·科恩（Ada Cohen）在讨论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在位）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这一主题时说道：“为了解释它在希腊世界存在的原因，人们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去假设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科恩还指出，从法国散文家蒙田（1533-1592）开始，作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一主题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它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在不同地方。她认为，更有意思的是探讨该主题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和描绘方式，观察它们之间是否有交集，以及如何产生交集。
匈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分布在其西边草原上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未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匈奴是该文化的延续，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匈奴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它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完全不同。无论是哪种情况，西沟畔墓和许多其他墓葬显示，匈奴也使用腰带牌饰。它们是草原服饰的一部分，用来将骑马者的短上衣保持在合适的位置，也用作一个便携的存储空间，以放置匕首和其他必需工具。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是长袍，不适于骑乘，也不需要这样的腰带。不过我们也能在中原看到草原风格的腰带牌饰，分别在位于中国东部徐州狮子山的楚王刘戊（前174-前154在位）墓和中国南部南越王赵眜墓。刘戊墓的牌饰是金质的，与里海以北乌拉尔河畔的俄罗斯波克罗夫卡（Pokrovka）2号墓地发现的鎏金铜牌饰、西安郊外汉墓出土的腰带牌饰和现藏于纽约的两件鎏金铜牌饰十分相似。爱玛·C.邦克（Emma C.Bunker）认为这些牌饰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设计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做出调整，“攻击场景的活力几乎消失在对图形的处理中，图像转变成令人愉悦的样式”。
徐州刘戊墓和西沟畔墓出土的腰带牌饰，背面皆有汉字说明牌饰的重量和主题，这支持了它们是在汉朝作坊里生产或者至少是由汉人工匠制作的观点。此外，西沟畔M2一件牌饰的背面有用布压印的痕迹，这表明它的制作工艺是失蜡失织法。在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关于这几件器物的研究中，她认为那是“汉人的发明，专门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外国（草原）市场”。匈奴时期这些墓中出土的其他器物都是鎏金的，因此邦克认为它们也都制造于汉朝的作坊。如果事实的确如此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件草原风格的器物及其主题（如饰有动物捕食主题的腰带牌饰）不仅见于中原地区，也存在于迎合汉以外市场的器物生产中。有证据表明，面向草原市场的产品制造很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国。其他地点的发现，则证明了这些物品通过贸易、朝贡或劫掠等方式移动到更远的地方。
腰带牌饰的发现，不仅表明各诸侯国的工匠在为草原市场生产物品，还显示各诸侯国的人也对这些物件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有时候会修改牌饰上的主题。它们大量出现在贵族墓葬中，例如南越王墓中的金牌饰和玻璃牌饰、楚王墓中的大量金牌饰，这说明它们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军事领袖无疑也是匈奴贵族，但他们还参与了贸易——获得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另一种方式。狄宇宙说道：
贵重物品的大量累积，反映了贵族体现自己身份的一个“网络模式”。游牧民族的贵族逐渐与其他远距离地区的贵族取得联系，并从中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力。贵重物品的交换，包括贸易和朝贡，成为贵族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而这些财富，宣扬和巩固了家族权力的延续。与外国的联系、象征某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外来物品，标志着在特定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象征体系，这种体系颇似“网络模式”，而非“共同体模式”。
匈奴不仅从他们的汉朝获得物品。诺彦乌拉（位于今蒙古国南部、色楞格河畔的另一处匈奴遗址）墓葬出土的纺织品中，不仅有汉朝和当地制造的毛毡，还有几乎可以确定是在中亚或西亚制造的织物。诺彦乌拉还出土了一枚希腊-巴克特里亚银质徽章，被当作马具重新利用。高勒毛都2号墓地（位于今蒙古国境内）也在匈奴的领土范围内，出土了一件罗马玻璃碗。这些器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晚期至1世纪，晚于鄂尔多斯墓葬。这些墓葬也与西沟畔的土坑墓和其他鄂尔多斯遗址不同，有埋在地下深处的木椁室，并以斜坡墓道连通地面。属于贵族的主墓葬周边还有若干陪葬墓，其中埋葬了贵族的追随者。
耳环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可能生产于中原或草原地区的作坊。又或，玉牌饰由熟知这种材料的汉人工匠在中原或草原地区设计并制作，然后卖给或赠予匈奴，匈奴工匠把它们加入了这件精美的头饰中。玉和龙常与中原文化联系在一起，但与本书讨论的大多数其他主题一样，它们的故事并非那么简单。
玉和龙
几种不同的矿物都被称作“玉”，早期中国最有价值的软玉发现于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不过，一些被认为是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软玉，而是蛇纹石或大理石。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些玉或石头不仅被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还用于制作礼器和丧葬器，例如“璧”，一种正中有孔的扁圆形玉器。墓葬中发现的玉器几乎都没有使用痕迹，这可以证明它们是礼器。然而，由于墓葬之外的玉器能保存下来的特别少，我们无法确定实际生产了多少其他用途的玉器，以及其中有多少早已丢失。
玉是一种坚硬的石头，需要用砂来打磨。这些早期玉器都是昂贵的珍品，其精良制作证明了当时的工匠具有高水平的技艺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中国出土玉器的产地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软玉的产地应该包括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和塔里木盆地的和田地区。因此，一些玉器很可能是从3000多千米外的和田进口到中原地区的。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制作它所需要的技艺和时间，才使得它对中国早期的统治者而言非常珍贵，就如同青金石对于埃及法老一样。玉有从白色到黑色的各种颜色，最透亮的玉是半透明的。而用来描绘其颜色的词语，如羊脂白、鸡骨白、橘皮黄、翠羽绿、鸡蛋黄、象牙白、鸭骨白、羚羊黄、鱼肚白、虾子青、菊黄、玫瑰紫等，则反映出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玉的审美。
软玉也包括发现于蒙古国和东西伯利亚的碧玉。邦克讨论了一件透雕玉佩，认为它可能是用产自东西伯利亚的碧玉雕琢而成的，并且很可能在草原上生产。因为玉石硬度大，所以最有可能的加工玉器的方法，是用石英砂、碎砂岩和碎黄土来打磨，这些材料的主要成分是石英。但在这些玉器被制成之前，金属材料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碧玉佩饰的图案，与伊沃尔加（Ivolga，乌兰乌德[Ulan-Ude]附近）匈奴遗址和东西伯利亚发现的青铜腰带牌饰几乎相同，还与在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Omsk）附近的锡多罗夫卡（Sidorovka）一个墓葬出土的镶嵌金牌饰（非透雕）类似。最后的这个遗址，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前2世纪，碧玉佩和青铜牌饰的年代则略晚。目前已知有一群汉人工匠曾在伊沃尔加工作，所以这件碧玉佩很可能是出自他们之手。软玉、青铜和金牌饰上均有一种被称为龙的动物，蜷曲、长角、头似狼首，现在经常被认为与匈奴有关，更有人提出，这是汉朝更细长的龙的原型。该野兽也发现于公元前3千纪晚期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中亚艺术中，但萨拉·屈恩（Sara Kuehn）在研究东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这种野兽的图像时指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图腾。”她认为，它不仅见于匈奴艺术中，也是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月氏人的装饰图案。耳环的其中一块玉佩（图2）上的动物轮廓有类似狼的特征，也有着长鼻子和角，相似的雕刻和描绘亦见于诺彦乌拉匈奴墓出土的器物。而耳环另一块玉佩（图2）上的动物，昂首向上，较小的耳朵更像老虎，与另一件玉佩相比不太像上述被称为龙的野兽。这种野兽经常和老虎一起出现，比如上文提到的伊沃尔加腰带牌饰上就有这样的图像组合，但有时会是一只身体长而蜷曲、头为虎首的动物，用邦克的专业术语来说，是“猫科野兽”（feline dragon）。西沟畔M2的腰带牌饰上的虎（图3）就带有这种蜷曲的特征，它的身体几乎蜷成一个圆圈。
对这些玉器进行的科学检测很少，大多数对其产地的鉴定都是基于它的风格，但这些都未成定论。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位于河南安阳洹河沿岸的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雕，很多都由和田软玉制成。妇好是一名商代贵族妇女，是商王的妻子，葬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而科学检测显示，妇好墓中的“玉器”用了多种类玉的石头，如大理岩型软玉“安阳玉”（一种开采于中原河南山上的糟化石）。其中几乎没有软玉，而且它们的产地也不确定。上文在谈到铜镜的传播时，提到此时的草原地区和中原之间的河西走廊路线并不活跃，而是被北方地带路线取代。这一观点也支持了妇好墓科学检测的结果。尽管如此，和田玉还是可能在北方广泛传播，通过塔克拉玛干和天山传至草原地区，然后传到中原。
几个世纪后，托名为管仲（约前720-前645）所作的早期文献《管子》提到，月氏是为中原提供玉料的民族。月氏人居住在河西走廊，他们所处的位置使其可以很好地控制玉料的贸易。这也表明，此时这条路线又重新开放了。而在耳环所处的时期，月氏被匈奴驱逐，从而将控制这条重要路线并给中原提供玉料的美差拱手让给了匈奴。这也是秦和其后的汉王朝想要控制这条路线的重要原因。汉朝成功之后，大量的和田玉进入中原，汉墓中的玉衣就是例证。此外，汉朝还在鄂尔多斯的北部、武威到敦煌西北（河西走廊）修建了长城来保护这条路线。
草原上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墓群迄今发现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是一座女性墓。丧葬方面的男女平等并非仅见于西沟畔一处，林嘉琳讨论了鄂尔多斯西南部的倒墩子墓地。依据出土的古钱币，倒墩子墓地的年代可定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此处发掘了27座墓葬，其中9座是女性墓，7座是男性墓。这些墓葬有土坑墓，与西沟畔一样，仰身葬，头向西北；还有土洞墓，其中的女性墓葬中设有用来放置牛、羊和马等殉牲的墓室。在男性墓和女性墓均发现有腰带牌饰、刀、钱币和贝币，而珠饰、金耳环则仅见于女性墓，但没有一座墓的随葬品比得上西沟畔。林嘉琳认为倒墩子墓地的主人是跨文化群体，势力小于西沟畔的墓主人，但此处的男女在丧葬方面是平等的。她总结道：“因此，要解释倒墩子遗址的丧葬习俗体现的匈奴社会的复杂特性，简单的视角是不够的。研究匈奴或其他民族时，汉文史书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单一的视角，考古学研究则让我们对这些群体有了更丰富、更细微的认识，比如研究年龄和性别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的丧葬礼仪。”
实际上，从公元前2千纪开始，随葬品丰富的女性墓葬在别处也有发现，上文提到的妇好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妇好墓随葬有许多草原饰物，这令一些人认为妇好来自草原。通婚，则是相邻民族之间常见的交换方式：有如汉匈和亲之盟这种出于外交目的的正式通婚；也有作为战利品被劫掠而来的女性，她们在自愿或非自愿的情况下成为俘虏者的性伴侣；也可能仅是相邻民族混杂而居的自然结果。
在研究草原上女性的地位时，另一座女性墓非常重要。它位于今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边界的蒂拉丘地（Tillya Tepe），年代为1世纪中叶。学者们认为这是月氏人的墓。在这座女性墓中有西伯利亚刀和一把战斧，墓主人被描述为“女战士”。对于这一定论，卡伦·鲁宾逊（Karen Rubinson）在其关于性别与文化认同的文章中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她简要地回顾了关于草原女性地位的研究，并指出在很多女性墓葬中都发现有武器。然而，她在其他人之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并引用费尔多拉·麦克休（Feldore McHugh）关于丧葬习俗的研究。“将随葬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这件物品的功能，这样的做法很危险。”麦克休举出一个例子：在某一文化中，墓葬中随葬的矛和战斧代表墓主是一个未婚男性，而非战士。鲁宾逊在此基础上，认为蒂拉丘地的一些随葬品意在表明文化认同，而非墓主的角色。这种认同体现在月氏人从游牧生活向更稳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
随葬品除了能彰显墓主一生实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可能反映墓主强烈的愿望，比如他们在世时所渴望的财物。当然，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死者是否有选择随葬品的机会，或者说墓主的丧葬事宜是否由其他人决定。所以，墓中可能会有被认为是“异域的”或“外国的”物品，例如希腊式玻璃碗和巴克特里亚银壶。
关于这里讨论的草原耳环，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西沟畔M4的女性是它最初的主人吗？还是它几易其手，最终作为她的社会地位的标志而被放入墓中？如果她戴耳环的话，她在什么时候戴？耳环是何人在何处制作的？我们可以说，耳环很有可能是为居住在今中国北部草原地带上一位女性贵族制作的。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是由汉人工匠还是草原工匠制作，抑或是他们共同制作的，这对耳环都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元素和那个时期二者的频繁交流。
那么，这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呢？鉴于耳环的材料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我们可以推测，它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但除此之外，它与其他考古材料一样，依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它由何人在何处制作，不清楚它是整体制作还是分体制作的，也不知道制作它是出于贸易、朝贡还是礼仪目的。我们更不知道西沟畔墓所属的民族是怎么获得它的，是通过购买、劫掠，还是其他方式？他们把它看作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还是外来文化？
近现代的历史
这对耳环一直埋在地下，直到1979年才被发现，并在1980年的考古报告中被讨论。墓葬的位置在现在中国境内，当时由中国的考古队发掘，耳环也因此成为中国收藏的文物。没有哪个民族会宣称自己是西沟畔人或者匈奴的后代，认为这些文物属于他们的文化遗产。而越过国界，俄罗斯的考古学家在他们国家境内发掘所得的草原风格器物，同样归俄罗斯所有。
耳环是鄂尔多斯博物馆的藏品，在内蒙古博物院（1957年建于呼和浩特）展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常将这对耳环送到国外展览。随着“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博物馆的重新开放，国外的博物馆策展人得以接触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出土的大量文物，而在此前这是很困难的。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这对耳环第一次外借展出，是在1994年3月洛杉矶举办的一个关于内蒙古文物的展览上。随着这个展览，这对耳环还去了纽约、纳什维尔，直到1995年9月到达维多利亚，还于1997年在艾伯塔展出。该展览以“成吉思汗”为标题，借助于大家熟悉的名字来吸引观众。尽管策展人很清楚展品的年代和出处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观众并不会留意这些文物反映的文化复杂性，也不会注意到它们与成吉思汗之间微弱的联系。不过这个展览还是为学者提供了观摩一系列文物的机会，因为这些文物之前并未在北美展出过，而且它们反映了这种复杂性，尤其是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草原艺术曾在苏联时期的博物馆和学术机构中得到大量展示，而大约在此时，它也开始在北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纽约的亚洲协会美术馆在1970年展出了来自西伯利亚的文物，但那是美国的藏品。此后的197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品借自苏联博物馆的展览。1999-2000年，又有两个关于这些藏品的展览在美国举办：第一个是“斯基泰黄金：古代乌克兰珍宝”（Scythian Gold：Treasures from Ancient Ukraine），在北美巡展后又去了巴黎；第二个是“欧亚大陆的金鹿：俄罗斯草原上的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珍宝”（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Scythian and 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2000年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此时，苏联已经解体，很多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已经不再处于苏联的控制下。前一个展览就是来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乌克兰，乌克兰于1990年独立。后一个展览则是由俄罗斯人组织，展示了俄罗斯博物馆的藏品。
当这些展览聚焦于欧亚草原的西部地区时，人们还开始关注东部地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策划了一个展览并出版一本相关图录，两者展示的都是北美的私人藏品，而不是中国的藏品。然而，当斯基泰文化成为早期展览的焦点时，北美已经开始筹备以匈奴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展览。
在2002-2010年之间，所有的中国省级博物馆都重建了，巨大的现代化建筑取代了旧的馆舍。新建的内蒙古博物院于2007年开放，规模是旧馆的10倍。这对耳环正在其中展出。此时，公元前1千纪晚期的草原文化被加上了“丝绸之路”的标签。2008年，这对耳环如期在布鲁塞尔一个关于丝绸之路的展览上展出，展示了草原文明的风格与特征。
关于匈奴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将继续揭示匈奴统治下各种文化复杂性的新证据和新发现。这对耳环，是否会在将来展示这种复杂性的展览中出现，是否会继续占据文化腹地，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摘自魏泓著《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王东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