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在近代史学领域是个颇具建树性的人物，常常以史家之姿示人，然其文学上的研究亦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他在早年曾讲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后来整理成《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一书，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到五言诗的起源问题，颇值得人留意。他对五言诗起源于枚乘、李陵的说法皆加以反驳，提出五言不起于一人的说法，指出“五言是汉朝的民间出产品，若干时代渐渐成就的出产品”，“现在可见的西汉歌词中，没有一篇完全五言的，只存下列三诗有一个向五言演化的趋势”，他举出的三诗分别是《戚夫人歌》《李延年歌》《杨恽歌》。这一说法给人以莫大的启发。五言虽然成形于汉朝，但其发展踪迹定是十分漫长的，非但不是起源于一人，更不是起源于某一简短的时段、某一有限的地域。我们看春秋时期的《诗经·豳风》中《七月》篇中的句子：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其中就是四言中夹杂着五言。再看《诗经·商颂》中《玄鸟》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亦是如此。《左传》中亦有颇多的歌谣皆是此类，譬如《左传·襄公四年》：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髽，鲁于是乎始髽。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国人所诵之句即是四言、五言交错的。《左传·成公十七年》：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
鲁大夫声伯所歌即是四言、五言相交错。《左传·哀公十七年》：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
此中所喧嚷之词六言、五言、四言兼有的。《左传》中此类句子是颇多的。《国语·晋语》中：
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 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
优施所歌乃五言、四言之句，其中仅次句为四言，其余皆为五言，已颇具五言的体式了。战国时代的《孟子》中有：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此种歌谣已经是五言的句子了。有意思的是，《楚辞·渔父》中亦有这样一句：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只不过从《孟子》之中的孺子歌谣变成了渔父歌谣了。《楚辞·九章》中《怀沙》篇有：
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四言、五言、六言如犬牙之势。在《招隐士》中有一句：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
若我们将此句中的“兮”抽出来，则成了“王孙游不归，春草生萋萋。岁暮不自聊，蟪蛄鸣啾啾”，读起来气脉浑然，完全是后来五言诗的模样。上博简楚辞中有《鹠鷅》篇：
子遗余鹠鷅今兮。鹠鷅之止今兮，欲衣（？）而恶枲今兮。鹠鷅之羽今兮，子何舍余今兮？鹠鷅翩飞今兮，不戠而欲衣（？）今兮。
“今兮”为语辞，将之除去，则为四言、五言杂糅而成。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明诗》篇中业已讨论过五言的问题：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他也将五言之滥觞追朔到了《诗经》，《沧浪》《暇豫》即此前已经讨论的《孟子》与《国语》之中的内容，《邪径》到了汉朝成帝之时，较为晚出了，只是他没有将《楚辞》纳入进去。从地理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另一番风景。《诗经》的《七月》乃言豳地，属秦中，《玄鸟》乃宋人祭祀其祖先商的诗，为宋地，《左传》中所涉为鲁、卫之地，而《楚辞》为楚地，亦即表明，五言的踪迹若细加追寻的话，可以囊括到南、北两地，呈现出南、北交融的面目。于是，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来看，五言诗的起源甚早，且多是以歌谣的形式而传唱当时的，虽不如后世五言诗那般规整，然已是初具规模了。《诗经》《左传》《国语》《孟子》《楚辞》（包括上博简）之所记，非一人之力，一时、一地之功，乃经许多语焉不详的人物创造，长时期地发展、流变，多地域地交融而成，这是从时间、作者、地域的情况来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