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政治：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奥地利】露丝·沃达克著，杨敏、徐文彬、符小丽、徐保华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333页，58.00元
右翼民粹主义曾经被视为西方世界的“黑天鹅”，但如今的人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浪潮，到英国公投脱欧，再到特朗普当选总统，被称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事件此起彼伏。西方世界似乎再也回不到2008年之前的模样了。现如今，右翼民粹主义又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掀起反智反科学的逆流，让西方世界的民众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针对右翼民粹主义这一议题，似乎很多人有话要说。在西方学界，以福山为首的“民主理论大师”、由列维斯基和齐布莱特领衔的制度主义学派，以及英格尔哈特、诺里斯等政治文化巨擘纷纷奉上新作来分析和解释这一现象，更不用提穆勒、穆德等民粹主义专家了。即使在遥远的中国，也有无数学者和研究生以此为题来撰写自己的论文和著作。
概言之，目前对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流解释无外乎经济和文化两种路径。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及其带来的失业、贫困与两极分化几乎是领域内所有学者都绕不开的变量。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强调自由、多元的后物质主义同强调安全、传统的物质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当然，包含移民和难民在内的外来人口是值得单独讨论的问题。因为在右翼民粹主义看来，他们既消耗了福利、抢占了岗位，也冲击了原本同质化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甚至还直接带来了安全威胁。此外，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守门员，没能抵御诱惑和挑战的主流政治家显然也必须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负责。
然而上述种种都只能被称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而并非其崛起的直接原因。我们无疑要问，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真正推手究竟是怎样利用这些因素的？沃达克的这本《恐惧的政治》给出了一个新颖而精彩的答案——“话语”。
不得不承认，极富魅力的政治家和煽动性的政治话语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那时的修辞和政治几乎是同义词。而二十世纪的某位法学家也旗帜鲜明地指出，政治的语言无非就是划分敌友。如此说来，人类的政治历史似乎从未摆脱民粹主义的话语。因此，作者开篇就设问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当代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又或者说，“所有搞政治的不都是民粹主义者吗”？
对此，作者将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共性总结为两点。其一是将某种种族、宗教、语言、政治上的少数群体建构为各种危机的“替罪羊”。其二则是“无知的傲慢”。这两个特点不仅反映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上，也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独具特色的话语。正是这种话语对政治议程的设置和对公共舆论的吸引，直接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沃达克认为，这其中的核心机制在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客蓄意用极端话语来打破社会中默认的规范与禁忌，从而挑起骇人的舆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的政治家与媒体就不得不作出回应并划清界限。然而这一过程事实上给予了右翼民粹主义过度的曝光，又进一步帮助他们炒热了议题。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往往会对各种批评的声音做出避重就轻，且明显不情愿的道歉。最终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劣行被淡忘，但他们挑起的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却持久地成了公共舆论的中心议题。在这一过程中，右翼民粹主义唤醒了人们对精英、异族、边缘群体和非主流文化的恐惧，同时也成功地向普通民众贩卖了关于自身处境的焦虑。而这些恐惧和焦虑最后都变成了选票。
沃达克用丰富的案例反复呈现了这一过程。譬如，2007年，瑞士人民党发布了一张“绵羊海报”：三只白绵羊站在瑞士国旗上，而一只黑绵羊则被一脚踢开。这其中的反移民立场和种族歧视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张海报一经发布就立刻挑起了舆论的尖锐对立：右翼政客和部分民众纷纷转发并表示对反移民的支持，但媒体和主流政党的批评也纷至沓来。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某位人民党党员则含糊其辞地辩称：“黑绵羊”不应该被过度解读为种族歧视，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符号。还有人民党员强调，黑绵羊意指作为整体的外国犯罪分子和“危险的人”，这显然是瑞士不应当接纳的群体。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很快欧洲的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纷纷效仿，通过简单的修改和“本土化”后发布了各种版本的“绵羊海报”。譬如德国民族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将海报中的瑞士国旗换成了他们的党徽和党旗。
当然，右翼民粹主义的这套极端话语也并非常人所能驾驭。离开了富有领袖魅力的政客，这些极端话语就会变得很不讨喜。在这方面，魁梧、帅气、亲民甚至“性感”的施特拉赫（奥地利自由党领袖）就是成功的典型代表。沃达克指出，施特拉赫是一个能够驾驭各种场合的“四季人”。他经常在集会现场将自己隐喻为拳击明星，进而表现出传统政客所缺乏的活力与攻击性。但在他的个人主页上，施特拉赫又常常打扮随意，表现出年轻、自信和健康。在2010年的竞选中，施特拉赫宣称要走遍维也纳所有的舞场和俱乐部，这很好地吸引了追求刺激和自我的年轻群体。但在某些公开活动中，施特拉赫又刻意表现得庄严肃穆，甚至会举起十字架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的话语不仅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内部相互“传染”，也逐渐进入了主流的政党政治和媒体舆论。沃达克指出，在奥地利自由党率先进入内阁的二十年后，当代欧洲的“海德尔化”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在经济、政治、文化的重重危机下，传统的政治话语建构起来的幻想世界已经破灭。而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则正是利用了这些破灭的幻想。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与新媒体技术又大大提升了信息流动的效率，焦虑、恐惧、仇恨和不满的蔓延也更为迅速，这使得右翼民粹主义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进行议程设置。
那么，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有没有破解之道呢？沃达克在全书的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不要被右翼民粹主义拖入具体议题的辩论陷阱，而要从根本上否认我们-他们这种简单二分法的思维模式，要主导建立幸福、包容的政治议程。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永远保持理性。
合上本书，笔者不禁为沃达克的精彩理论和扎实证据拍案叫绝。但细思之下，仍然要提两点“小小的批评”。一方面，本书大致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行文思路，但并没有明确展示研究设计和验证过程。这使得本书的主题内容一直是“夹叙夹议”的，理论和案例的分布略显凌乱，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明显。另一方面，本书的核心理论确实精妙，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并不复杂，也不需要用这么多的案例来反复验证。因此，这项研究似乎更适合被凝结为几篇精炼又精彩的论文，而不是一本略显冗长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