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斌写下《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时，将自己对小说人物的情感维系在书名出处的这首诗上：“堕落的儿女们/人生对你们委实照顾/它给你们带来恋爱的生活。”这首名为《露辛达·玛特洛克》的诗歌是马斯特司献给祖母露辛达·玛特洛克的，描述老太太在暮年时，回忆自己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的那天，从此的人生都是“那场舞会的果实”。彭剑斌原想借这一句告诉小说人物，人生何其慷慨，爱情何其平凡。然而这是一句错译，后来被纠正为“生命对你们来说太强大了/它利用生活去热爱生活”。
译文语意上的捉弄，与命运和爱情何其相似。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至少在纳博科夫看来——是场伟大的爱情悲剧。安娜则“不仅仅是女性的一个完美标本……有关她性格的一切都意义非凡、动人心魄；她的爱情也如此。”
她的爱情萌芽于火车抵达莫斯科的一刻：为调解哥哥婚姻的安娜准备下车，去接母亲的伏伦斯基为她让路，已经擦身而过，他却“感到非再看她一眼不可……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安娜像在辨认他的脸一般亲切地盯着他，“仿佛有一种违反她自己意志的东西在她的眼睛里和微笑中满溢出来”。爱情在纳博科夫所提出的“耳朵时刻”得到证实：回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安娜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丈夫卡列宁，最先惊讶于他的耳朵，“耳骨把帽檐边撑了起来”。在遇到伏伦斯基之前，安娜生活在平静的包办婚姻中，生活在情感光谱微弱的一端。当她真正爱上一个人，这个和爱情无关的丈夫，长相向来如此，却显出了“冷漠且咄咄逼人”的样子。卡列宁退化为隔阂的旧世界，新世界在伏伦斯基深邃、欣赏和持续的凝视中形成了。
比利时心理咨询师埃丝特·佩瑞尔在自己的访客中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婚外情是有关成长、探索和转变的扩展性经验，是一种自我发现。安娜的婚姻只是经济利益的联结，爱情一旦发生，只会在婚姻之外，还有些存在主义的意味。仅是受到与伏伦斯基相遇的触动，回彼得堡的火车上，安娜放下了小说，在书中追寻别人的生活令她感到无趣，她想要自己的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
纳博科夫所说的扎实的道德本性也基于此，她本可以与伏伦斯基偷情以求全，但她选择经受本不道德的上层社会的道德约束和社交舆论对情人、情妇的性别偏见的双重胁迫，仍追求与伏伦斯基光明正大的爱情生活。更不用说，为此要忍受与孩子们离别的痛苦。她爱伏伦斯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可惜觉醒的自我无处安置，最终成为抵抗社会不公的牺牲品，用自杀实现了不必要的对伏伦斯基的复仇。
而爱玛·包法利则一生都在试图理解自己不曾身经的事情，也可以说，一直在企图身经自己尚不理解的事情。所及与未及之间的落差，令她始终受着煎熬。当她对浪漫的追求与教规相斥时，她离开了修道院去过乡间生活；对乡间生厌时，夏尔出现了；与夏尔平庸的婚姻里，她与莱昂互生好感；莱昂离开后，罗尔多夫对她展开了热烈的有计划的追求，这段追求一度失控，走到了约定私奔的前一晚；被罗尔多夫抛弃的爱玛，与莱昂重逢了，这段拾起的旧爱最终让爱玛感到，像另一场乏味的婚姻。
爱玛经历的每段感情，都是爱情的赝品。但与每一个男人初遇时，她都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一种新生活的预示，期望这个男人将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包括丈夫在内。幸福理应是一株“特别的植物，移到别处就会枯萎”，发现迟钝和麻木的夏尔不是适宜的沃土，在对自己的内心苦楚浑然不知时，爱玛为他竟自以为让她生活幸福而感到受侮辱，也为自己给他带去的幸福感到厌恶。但夏尔求婚时，她只觉得自己攫住了“充满诗意的天空中翱翔的神奇的爱情”。
罗多尔夫的追求伎俩最大程度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她在他的甜言蜜语里舒展开来，像蜷缩、忍受、渴望的身体终于迎来了温暖，与情人的短暂约会又如此犹豫缠绵，她终于“有情人了”！莱昂与她初识时，是她婚姻生活的缥缈汪洋上升起的白帆。他们聊得投机，但她更喜欢独自思念他的快乐，就连莱昂本人的出现，也会干扰到“冥想的快乐”；重逢时两个人对调情都比过去熟稔了，坐着一辆马车从中午一路开到了黄昏，包法利夫人写好的不能赴约的信被撕成碎片，扔出车窗外。这段关系就算不能使她真正忘掉罗尔多夫，也能缓解她“结了婚才犯的病”。
可惜爱玛在这些婚姻之外尝到的爱情，都不如当初书里读到的“欢愉、激情、陶醉”这些词语美妙。如果她能见见埃丝特·佩瑞尔，也许能被说服，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一个人生故事。将一段经历和提供这段经历的人区别开来，以摆脱带来激情的同时也成为重负的婚外情。禁忌的爱情故事本质上就是乌托邦式的。爱玛也许不爱男人中的任何一个，只是爱这段经历，和这段经历中的自己，“过惯了宁静的生活，想尝尝动荡的滋味”。
身处婚姻中的爱玛既“想死，又巴不得能住在巴黎”。我们无法为她成为白日梦的意象而辩驳，但也不能无视这种追求本身也令她痛苦疲惫过。从罗尔多夫的情伤中恢复起来的爱玛与夏尔去看歌剧《拉美摩尔的露西娅》，她想起了少女时代阅读的司各特场景，但也明白了，幸福——年轻貌美时将终生托付给一个高尚可靠的男人——想必是种欺骗，“艺术夸张所渲染的激情，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她也为自己不够爱夏尔而后悔。“从少女到少妇，从少妇到情妇，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让她糜费殆尽了。”是什么让她卷入这些是非苦难呢？她没能从失败的爱情里找到回答，只用自杀为自己求得了解脱。
凯蒂经历过非常接近包法利夫人的时刻。幸运的是，得益于相较从前更平等和开放的社会环境，或得益于对女性人物的命运安排相对慷慨的毛姆，她从一个专注于自我、寄情于情人的妻子角色中蜕变了，并且也成了三角关系中的幸存者。
《面纱》的故事是从一个偷情被暴露的下午开始的，丈夫瓦尔特给了凯蒂两个选择，陪他去治疗瘟疫，或是和他离婚——只要情人唐生能同时离婚并在一周内娶她。凯蒂怀着极大的信心去告诉唐生这个好消息，又带着破碎的心踏上了陪伴丈夫远行的旅途。
毛姆很快让这段婚外情吿败，并以此将两个人分隔开来。不受外部阻力或道德审判就失败的婚外情，可谓感情本身的失败。刻画凯蒂软弱的笔墨落在她看清一切，为之震惊和羞耻，却依旧为唐生以泪洗面。“她荒谬地渴求他的爱。当他弃她不管的时候，她几乎快要死了。”“要是他重新向她发出召唤，她会无所顾忌地回到他的怀抱，虽然现在她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她爱他，哪怕他曾经出卖了她，抛弃了她，哪怕他再对她冷漠无情。”
凯蒂和瓦尔特的关系也没有因瘟疫之行得到缓和。凯蒂仍然不爱丈夫，尽管他从一个不起眼的细菌研究员变成了瘟疫孤岛上备受赞誉的天使，重新认识他，敬重他，甚至畏惧他；凯蒂也没有得到原谅，哪怕在他临死之前，哪怕她怀着的也可能是他的孩子。
爱情和婚姻同时被摧毁让她感到无处可依，但现实的世界也将凯蒂从情感纠葛中解放了出来。瓦尔特是志愿去治疗收容在修道院的病人的，凯蒂也担起了志愿照顾收容在修道院里的孩子的责任，她感到自己焕然一新。很久没有想起唐生这个人了，即便想起，也是作为希望得到瓦尔特原谅时，一段避不开的过去，“一个蠢女人的红杏出墙又能怎么样？”当她独自返回英国时，她已对旧情如释重负，幸免于生命遭受的威胁，“尽管未来模糊不清……自由让她对未知充满了勇气”。
如此高光的时刻却不是故事的结局！她被唐生的妻子接去家中照顾。对唐生趁虚而入的无耻纠缠，凯蒂先断然拒绝，但当他的胳膊紧紧搂着她，“她感觉自己是一个迷路的小孩，现在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家……她的精神融化了，身体里只留下了膨胀的欲望”。这段三角恋爱经历了种种变故，本质却没有变化，瓦尔特爱慕凯蒂，凯蒂服从唐生。它能借此维持下去，也只能在这样畸形的生态中维持下去。
直到凯蒂建立起自我填补爱情的空缺，彻底离开唐生，才得到了真正的幸免。这些文学中的女性，都经历过波伏娃所称的“受骗了”的时刻，被虚假疯狂的信念误导，扮演自身非是的角色。走出爱情强大的幻觉，经过斗争找回自己的自尊，都需要提起十足的勇气。所以，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爱情吧。
“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
又及，最好还要记得埃丝特·佩瑞尔的“街灯理论”，在对的地方（有真相）而非亮的地方（最容易）找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