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亚裔美国人》
2020年5月，PBS在继《犹太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之后，又推出一部表现美国移民生活的纪录片：《亚裔美国人》。跟前几部片子相比，这部纪录片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制作团队的全亚裔阵容。这一点初看上去让人颇为惊艳，容易让亚裔产生自豪情绪，特别是它的高水准制作和在片中初露头角的亚裔知识分子群体，联想到近几年的另一部全亚裔阵容娱乐片大制作《疯狂亚洲富豪》，独立片小制作《别告诉她》，还有广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初来乍到》，确实让人感到亚裔今非昔比，新生代的亚裔群体开始在美国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担任该片总导演的是日裔美国人芮妮·田岛-佩纳（Renee Tajima-Pe?a），她在1989年与华裔导演崔明慧合作导演了获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谁杀害了陈果仁》。分集导演分别由华裔江松长（S.Leo Chiang）、韩裔李琼晃（Grace Lee）以及印度裔吉塔·甘德巴里（Geeta Gandbhir）担任。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用亚裔视角讲诉亚裔美国人历史的纪录片。不过，后来从芮妮·田岛-佩纳的访谈中得知，在准备《亚裔美国人》的制作过程中，她并没有刻意去打造一个全亚裔团队，这只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似乎表明，对亚裔美国人话题感兴趣、从事亚裔美国史研究的人主要还是亚裔美国人自己。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非常成功和及时的纪录片。5月本来就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自新冠病毒在美国传开以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歧视与骚扰增加了不少。据人权观察报道，到4月底，光是亚裔美国人协会就接到了一千五百多起针对亚裔歧视的报告，其中七成与新冠病毒有明显关联，不少事件达到了仇恨犯罪的标准。遭到骚扰的亚裔其实并不一定都是华人，但因为他们长得像中国人，因此也被当成华人受到歧视和骚扰。这也是《亚裔美国人》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不管你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来自哪一个国家，你的种族始终写在你的脸上。
《亚裔美国人》从1904年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博会开始，当时菲律宾少年安特罗（Antero Cabrera）被人类学家带去作为野蛮人部落参展。纪录片以亚太裔美国人一个多世纪的移民之路为主线，讲述了菲律宾裔、华裔、日裔、韩裔、印裔以及东南亚裔在美国奋斗和成长的故事。不管他们的故事是如何不同，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强调自己与其它亚太族裔的区别，观众还是慢慢地随着故事里的主人公们认识到：亚太裔美国人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为你的种族写在你的脸上。
1882年获美国国会多数票通过的《排华法案》，将已经在美国合法打工的华人变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批非法的“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这些华工大多数参加过建设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然而，在1869年5月10日的胜利通车合影中，人们找不到一个华工的面孔。1924年，《排华法案》演变成《排亚法案》，针对华人这一特定群体的种族歧视扩大到所有亚洲移民身上。
1869年5月10日的太平洋铁路通车合影中，找不到一个华工的面孔。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十二万日裔美国人被当成“战时敌人”转移到十个贫瘠荒芜的军事区关押，而同样从敌对国移民美国的德裔和意裔美国人却没有受到如此待遇。跟日本人长相相似的东亚裔美国人也因此受到歧视。特别是华裔和韩裔，不得不在自家商店的门口或外衣上挂上小牌子，声明“我不是日本人”或者“我是美国盟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铁幕落下，华裔、韩裔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美国的盟友变成了敌人，而原本是敌人的日裔美国人却变成了盟友。适逢麦卡锡主义猖獗，红色恐慌让每一个华裔在美国人眼中都自动变成了间谍嫌疑，上万名华裔和亚裔美国人因此受到传讯，失去工作，甚至遭到监禁。
二战期间的韩裔美国人
六十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中，参战的三万五千多名亚裔美国人又一次被迫面对他们的亚裔身份。片中的日裔美国人Mike Nakayama谈到在一次军事训练中，指挥官叫他站起来，转一个圈，然后对新兵们说：记住，越共（Gooks）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作为随军护士的中意混血儿Lily Adam常常被当成西贡小姐，即使她军装不离身，也还是会有美国大兵问她多少钱一晚。亚裔美国士兵有时会被当成越共误伤，抬进医院后亚裔伤兵也会被当成越共而得不到及时治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浪潮的影响，在美国本土的亚太各族裔美国人意识到，尽管他们的文化和族裔背景各异，但因为他们的亚裔面孔，他们受到的歧视是一样的。以加州大学校园为核心的亚裔学潮，促成了亚裔历史和文学课程的设置，改变了教育界和舆论界对亚裔的态度。包括东亚裔、东南亚裔和南亚裔的“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政治标签首次出现，取代了含强烈歧视意味的殖民术语“东方人”（Orientals）。
七十年代末，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大量日本廉价进口汽车冲击，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水平，特别是在汽车城底特律，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失业。仇日情绪空前高涨，许多人将自己的愤怒和绝望发泄到日本汽车和亚裔美国人身上。二十七岁的华裔青年陈果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一对失业的白人父子错当成日本人乱棒打死，而两名凶手初审竟然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美的泛亚裔运动，数十万背景各异的亚裔美国人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游行。虽然凶手没有因此坐上一天牢，但陈果仁事件使亚裔美国人从“你们看上去都一样”的跨种族效应中，意识到“下一个陈果仁也许就是我”。
亚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陈果仁被杀。
“9.11”事件后，阿拉伯裔美国人几乎成为恐怖分子的代名词，跟中东人长相相似的南亚裔美国人也被祸及。在亚利桑那州，一名印裔美国人在便利店被当成中东人遭到杀害。在纽约皇后区定居的大批锡金教徒，本来跟穆斯林毫无关系，但因为他们戴头巾，也在职场和公共场所遭到种种歧视。无辜的穆斯林美国人没有如二战中的日裔美国人一样被送进拘留营，而是被以违反移民法为借口悄悄遣送回国。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从人口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而且有望在2055年超过西裔，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从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平上来讲，他们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准。在2016年的5月，联邦法律明文禁止了使用“东方人”这样冒犯性的字眼。亚裔美国人从黄祸变成了模范少数族裔。然而，在很多美国人眼中，他们仍然是外来人，在每一次危机和冲突中都被叫喊着：滚回老家去。一百多年过去了，不管你在这个国家是第几代移民，去还是留的选择仍然摆在你面前。
我认为《亚裔美国人》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故事性。看PBS表现其他族裔移民生活的纪录片，总是有种逛博物馆或上历史课的感觉。而《亚裔美国人》则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有强烈代入感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大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二战期间日裔美国战地记者宇野一麿（Buddy Uno）和越南难民、普利策小说奖得主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
宇野一麿1913年在加州奥克兰出生，是家中十个孩子中的老大。父母双方都来自日本的基督教家庭，父亲还在美国传教士的寄宿学校里长大，在移民美国之前已经会说不少英文。英语是他们家中的日常用语，孩子们没有跟一般日裔二代（Nisei）一样上日语学校。宇野一麿的父亲跟强烈认同母国文化的日裔一世（Issei）不同，他在家中总是强调，他的孩子不需要学日语，也不需要学习日本文化。“我们必须成为美国人。美国是我们归化的国家”，他总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子女。宇野的妹妹艾米说，小时候，别的日裔二代总是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可以跟父母用英语交流。虽然他们家完全美化，住的地方还是在跟白人社区隔离的日本区，他的父母也永远不能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宇野一麿一家
宇野一麿在高中时代开始给校报写专栏，他的理想就是能在美国主流报纸做一名记者。然而，正如好莱坞华裔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终身只能演亚裔配角或反角一样，宇野一麿也无法冲破美国的竹子天花板，圆他的记者梦。于是，他决定去远东碰运气，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报道当时正在发生的中日战争。他先是在上海的两家英文报刊《大美晚报》和《自由亚洲》做编辑，然后去东京的美军战俘营为日军做广播宣传，最后被派往菲律宾战场。这期间，因为为日军服务，他失去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关进日裔集中营，甚至他在一战中为美国浴血奋战并因此成为美国公民的叔叔也不能幸免。可以想象，这个事件对宇野一麿，对宇野一家，对全体日裔美国人的伤害之深。宇野一麿在日军战败后被美军俘虏，隔着铁丝网跟当时已是麦支队特种兵的二弟戏剧性相遇。他的另外两个弟弟也参加了美军，跟母国作战。
华裔演员黄柳霜
二战期间，数以万计的日裔美国人跟宇野一麿一样，离开美国回去为日本作战。他们流利的美式英语和对美国种族隔离的深刻痛恨，使他们成为日军的宣传利器，为日本宣称把亚洲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谬论提供了道德依据。日裔二代们把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发泄到美军战俘身上，手段非常残暴，甚于那些没有在西半球居住过的日本本土士兵。休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在他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种族战争》一书中，谈到了很多被关押的美军战俘受日裔美国士兵虐待和折磨的痛苦经历，称他们是“东方野兽”和“虐待狂”。这本书里起码有两处提到宇野一麿，说这位毕业于南加州康普敦高中的Nisei特别痛恨白人，觉得自己在美国被白人看成是黄皮肤的娼妓，所以他决定让美国见鬼去吧。宇野还想出一个坏招，让美军战俘每天向自己的家乡广播，不服从就会遭到痛殴。然而，也正是这同一位宇野，在菲律宾的丛林里被游击队抓到时，脸上竟流出如释重负的微笑。他在日军战俘营和一位美军军官交上朋友。这位军官谈到宇野是如何如饥似渴地跟他用英语交谈，说他从没有见过任何比宇野更分裂更痛苦的灵魂。从战俘营释放后，宇野回到日本跟妻儿团聚，不久就死于在菲律宾染上的各种丛林疾病，死时只有四十一岁。他的大儿子后来子承父志，在日本做了记者；最小的弟弟爱迪生·宇野后来成为美国知名的民权活动家，在日裔美国人民权与寻求补偿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宇野一麿的故事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假如是在和平时期，他不过就是一只回国寻找更多机会的海龟。他的悲剧也许在于生不逢时，也许不仅仅是。电影中没有提到的是，作为唯一一名用英语报道远东战场的日裔美国记者，宇野后来彻底拥抱大日本的东方殖民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的狂热宣传机器。他不遗余力地吹捧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谴责中国士兵的“残暴”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一世日本移民和二代日裔后浪鼓吹亲日言论。越裔作家阮清越在纪录片中指出，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面临着很多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做哑裔，忍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也可以选择做权力的帮凶，享受做帮凶带来的种种好处；或者，他们拒绝上述两种选择，选择改变现有的不公平体制，把它变成一个更平等的制度。在宇野的时代，第三种选择基本不存在，于是他选择了做权力的帮凶。
阮清越的书我去年才开始接触，当时看的是他的获奖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读这本书我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跟当年看非裔美国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名作《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相似。这两本书改变了我对非裔作家和亚裔作家的偏见：它们不仅仅是关于某种特定生活的少数族裔文学，而是可以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的美国正典文学。
阮清越和他的小说
阮清越的父母是来自北越的难民，来美国后在加州的圣何塞开了一家杂货店。阮清越四岁的时候随全家逃离越南。他不记得逃难途中的经历，但这段经历显然牢牢占据于他的潜意识的某个层次。他从小喜欢文学，喜欢看关于越战的书和电影，特别是从越南人视角讲述的故事。但这样的书在英语世界里凤毛麟角，能够看到的要么是从美国视角讲述的越战故事，比如《野战排》《猎鹿人》和《现代启示录》等，要么是越南裔作家写的难民故事。美国人虽然是战败者，但他们依然是故事的主角，是中心。而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死亡和受到创伤的越南人，他们只是群众演员，是道具，是模糊不清的背景。他们的声音严重缺席。
这种缺席让阮清越感到非常不安和不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同情者》中塑造了一位中法混血儿的双面间谍，表面上是南越将军的副官，暗地里却同时给CIA和北越政府收集情报。越战失败后他随将军逃往美国，继续向北越汇报将军和其他越南难民在美国的生活。最后为了完成将军的反革命起义计划和救朋友潜回越南，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被迫写交待自供，这本三百多页的小说就是他的自供书。他没有名字，是一名着迷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间谍，却又无法对任何一种主义全身心拥抱。他有两套不同的思维体系，可以轻易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任何事物，但这种“天分”又彻底占有了他，让他在自我中迷失。他常常同情他的敌人，在越南的时候他想念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美国的时候又同情被剥夺了声音的越南同胞。
这种情节设计给予阮清越极大的自由去探索双面人的中间人视角。上海作家钱佳楠在去年对阮清越的采访中提到非裔美国作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里说到的话。杜波依斯说美国让黑人无法建立“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外界的启迪看到自己”。他永远都感到自己是“双重的”，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黑皮肤的身体里困着两种相互交战的理想”。阮清越在回答中承认，这些话对亚洲移民和亚裔美国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跟黑人一样，必须同时从自己的眼睛和他人的眼睛里看自己。亚裔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双重凝视下成长起来的一种政治身份。阮清越说他在越裔社区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是越南人，八十年代末，他去柏克莱大学念书时，上的第一门课就是日裔学者高木罗纳（Ronald Takaki）的“亚裔美国研究介绍”，那时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异岸来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阮清越在上大学以前就对欧美文学相当熟悉了，但从这堂课上，还有后来上的很多关于亚裔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课上，他学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知识。也是在这些课上，他学到了仅仅成为作家或教授是不够的。亚裔美国人还必须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成为社会活动分子，成为公知。柏克莱的人常说，“文学不能拯救世界，但是社会运动可以”。阮清越现在有着作家，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分子和公知等多重身份，他撰写社会评论，四处演讲，接受脱口秀和各种电视节目的采访。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美国更多的普罗大众听到。
阮清越上美国脱口秀节目
《亚裔美国人》也是希望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亚裔美国历史的一种群体尝试。当然，这部电影也留下一些遗憾。比如，电影讲述了很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但在故事的切换时却缺乏有效的铺垫和评论，有时就是从一个故事突兀地跳到另一个故事。另外，作为亚裔群体，我们既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对其他族裔——特别是非裔和穆斯林——的歧视比白人毫不逊色。也许是囿于篇幅或不想分散主题，《亚裔美国人》基本上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反思。种族冲突不仅存在于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也存在于各少数族裔之间。这一点在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黑人和韩国人的种族冲突是暴乱的导火索之一，然而纪录片强调的是洛杉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失责，逃避了对韩国城的保护。白人在这部纪录片的形象自然不是太佳，没有个体，只有一个笼统模糊的白人概念。比方说，当亚裔搬进白人的小区受到歧视时，美国的观众很可能会猜歧视者是哪一族裔的白人，是意大利裔白人，还是爱尔兰白人，是犹太人，还是东欧人。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种族歧视。犹太人，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波兰移民在美国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歧视。不过欧美移民最终还是融入了美国社会，不再被当成外来人，而亚裔直到今天还是被嚷着“滚回去”。究其原因，还是生理和外表上的不同。
亚裔美国人所做的应该是在对方开口让你滚回去之前向他们高喊，我跟你一样，也是美国人！美国不仅是白人的美国，也是印第安裔、非裔、西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