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家图书馆制造了一个新闻。它宣布将收藏2000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典藏乃是图书馆的分内之事，但国家图书馆将微博内容进行收藏，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微博是数字化时代“用户生产内容”的典型代表，是天然具有“数字”血统的信息；它也很容易被贴上大数据的标签，让我们对海量信息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典藏微博数据意味着，史料的范畴得到了扩充。今天发的微博，明天可能就成了史料。2000亿条微博涵盖了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史的方方面面，它们还都是开放获取的。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史料自由”似乎即刻兑现了。
其次，史料自由固然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研究者如何利用2000亿条微博展开严肃的学术研究呢？2000亿是一个天文数字，使用传统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检索、梳理显然力不从心。
国家图书馆的事件让我们对数字化生存的状态有了更直观的感悟，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如何培育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作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笔者曾在2016年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开设“数字史学”为主题的课程，具有一定的探索性。2018年，笔者在《图书馆论坛》刊发了一篇回顾性文章，阐明了这门特色课程的内容设计、教学理念，也特别反思了在教学过程中遭遇的问题。
跟四年前笔者还要吆喝“数字史学”的必要性不同，2020年作为不平凡的一年，已经让更多学院派的专家更容易体会技术便捷的价值。彼时，笔者在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还要特意强调数字史学的工具性，以至于课程名当中“数字工具”这个关键词略显突兀；此时，如果没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如果没有各种便宜又好用的工具，2020年的大学课堂教学活动可能将被迫中止。2020年上半年，德国的疫情发展也深刻冲击了高校正常的教学活动，知名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旗下的开放获取“公众史学周刊”（Public History Weekly）借机刊发了若干反思文章，讨论数字化时代的教学与研究。其中有学者讨论了“在场”（Pr?senz）的真正含义，并特别指出：即便在疫情完全结束后，让大学教学活动简单地恢复到以前的常态可能并不可取。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上个世纪末预言的“数字化生存”的未来已经到来，受到影响的不单纯是我们的生活，也有我们的研究工作，当然也包括我们人才培养的理念。我非常认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麦克尼尔在2020年初年会上的主题发言。麦克尼尔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传统）文献为王的时代已经度过了其巅峰期，新时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史料和研究方法。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了技术进步给史学研究带来的可能性。科学家在俄国大文豪契诃夫手稿的明信片中，检测到了微量的肺结核细菌，从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契诃夫罹患肺结核的事实。我们由此感叹，从一颗尘埃里，历史学者也可以窥探精彩的世界，但如果没有技术工具的武装，我们可能会错过无限可能。
身处这样一个已经被数字化深刻改变的时代，“数字化生存”的进度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作为前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要在大学的专业课堂培养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首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自己主动接受数字史学的洗礼，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中不愧对师者的尊号。
2020年及之后，大学历史课堂中的“数字史学”教学，尽管还存在四年前一样的困难，但也有了趋向良好的改变。比如，合适的师资依然匮乏，但很多师友已经在主动探索了。2018年以来，数字史学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友好，有更多历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史学”，甚至开始身体力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在内的部分高校，纷纷加入到探索的行列，开始尝试在传统历史学专业课堂之中，融入数字史学的内容。
关于数字史学的基本理念，方法等，在这些具有创新性的专业课堂，已经得到了讨论。笔者认为，要真正兑现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培养，需要明确数字史学教学两个层面的培养目标。
数字史学之“术”
不同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展现数字化优势的工具，都可被纳入数字史学之术的范畴。笔者在2018年的文章，以及很多学术会议的场合，都介绍过数字史学的核心方法。我想在这里重点介绍如何去讲授这些方法，以及数字史学方法在理论层面的含义。
数字史学的发展要求史学家在象牙塔的书斋之外，也要关注现实生活。所以，我们在数字史学的课堂上，要刻意地用实际的生活经验来让学生理解高精尖的技术知识。比如，在我们讲授“众包”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在课堂上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在课下寻找能够被纳入“数字史学”的案例。提交上来的结果，实际就能够被整合成一个关于“数字史学”的数据库。与此同时，在课堂的讲解中，我们会跟同学们解释，每位同学完成了一个“众包”的小任务。但同学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在提交上来的列表中有一些重复的内容，甚至有一些项目存在争议，到底能否被纳入“数字史学”的范畴。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合格的众包项目，需要将任务进行合理的分解，对标准进行控制，对质量进行监管，最终的结果才经得起考验。学生们通过这个实际的操作，将来要独立设计一个众包项目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了。
在“术”的层面，数字史学可以更高效地搜集、处理乃至于分析文献，对于历史研究极其重视的史料有天然的优势。实际上，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里曾经提到史学方法与史料的关系，虽然该书的内容属于前“数字史学”时代的思考，但是其机理在“数字史学”的语境下同样适用。卡尔将史学研究的过程比喻为渔夫捕鱼。渔夫选择在哪里捕鱼，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都会影响鱼获的效果。同样地，史学家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手段，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史料/事实，也直接决定史学研究的结果。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引下，数字史学之“术”其实跟传统方法并无二至，在研究实务中使用它们一定会带来相应的改变。
笔者还经常使用中药铺的隐喻，来说明数字史学之术的价值。历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早已蔚为壮观，数字史学的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一道共同构建了一个恰如中药铺一样琳琅满目的武器库。每一种史学方法如同一味中药，它们彼此之间或许有竞争关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所谓历史学家就如同中医大夫一样，在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之时，要针对病患的诉求、症状，合理给药，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就是研究工作中的“对症下药”。庸医做不到因地制宜，如果对数字史学之术也不能因势利导，也就沦为庸俗的研究工作了。中药铺的隐喻意义还体现在，中草药往往重视药物之间效力的相生相克，在实际的研究中，数字史学的术也做不到独当一面，需要配合其他方法实现共赢。
数字史学之“道”
在笔者看来，数字史学课程的核心应该是“数字素养”。工具性的软件当然是好东西，它们会让我们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更方便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提升。但便捷的工具，并不理所当然地让我们的研究因此更加合理，更加有价值。换言之，我们的课程，不是单纯地教授学生某个工具如何使用，如何用某个软件跑出有用的结果来，而是要将“数字史学”的思维方式传递给学生。
工具提供了史学研究内容生产的多元路径，但内容生产的原创性与学术性则需要通过“数字史学”之道体现出来。
历史研究之“术”实质上一直在变化之中。但千百年来，我们仍然在研读司马迁的《史记》，仍然推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史学价值，乃是我们作为21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分享着与几千年前史学前辈们对史学本质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不会因为是否使用了不一样的“研究之术”而发生根本动摇。
史学的基本共识在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的课程中都会有介绍，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从“数字史学”的维度对史学本质进行探讨，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认知，甚至让我们的学生对本质性的内容有更充分的体验。
蔡鸿生在提到历史学基本功训练的时候，特别强调“通识”的意义。他所谓的通识，乃是主张把事物作为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个碎片化的“知”。实际上，美国学者乔·古尔迪在《历史学宣言》中鼓吹长时段历史的回归，跟蔡先生对通识的重视存在异曲同工之妙，而从全局的、鸟瞰的视角去发现问题、梳理材料正是数字史学相对擅长的地方。这或许才是数字史学之道，也是面向未来的历史专业教学真正需要去追求的理想状态。
当然，数字化的信息，数字工具本身不足为奇。在我们共同经历过的2020年，实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数字信息极度膨胀的时代，也是一个“虚假信息”从未缺席的时代。我们在课堂上教授学生去使用数字工具，获取信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数据的价值，能够去评判数字信息的真伪，甚至能够主动打破“信息茧房”效应，才是我们更高远的理想。而这也是“数字素养”非常核心的内容之一。
将数字史学作为史学家必备的素养之后，才能在学理的层面去认识，这样的内容是让未来的史学人才知晓数字史学的适用范围。在课程体系中，除了数字史学的有所为，也要让学生理解数字史学的有所不为。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不论在“术”的层面，还是“道”的层面，数字史学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放手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通过深度阅读，深入讨论以及案例研究，将数字史学的工作流程从零开始走一遍，即所谓“以项目为载体”的教学方案。卡尔顿学院近年来开设的数字史学相关课程，就很好展现了教学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优势。课程负责人本身是英国社会福利研究的专家，她带领的学术团队还有选修自己课程的学生，学生们深度参与项目设计，在数据采集、模型建构、课题展开等层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实践中学习，团队不仅收获了研究原始数据、模型等资料，还发表了经过同行评议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将成为未来史学研究的常态，而我们的数字史学教学，也要开拓课堂之外的空间，调动各种可能性利用数字技术将过去鲜活地带入当下。
最后，我们想说，对数字史学之“术”的掌握不单纯是技术，更是一种对技术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影响我们作为学者的认知。美国知名媒体研究学者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于2010年出了一本书，题目非常直白：《编程还是被编程？》。他在这本书里想传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技术已经深刻嵌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早已超越了是否需要技术的争论，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来主导技术，否则就可能被技术主导。所以，我们应当主动在“人文素养”的武器库中，加入“数字素养”的内涵，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我们作为高校的研究人员，也要将人才培养的方案立足未来，希望我们的学生、历史学专业的后备人才能够了解技术工作的原理，哪怕是粗浅的了解，从而对信息获取与知识生产具备一定的控制力，“掌握进入文明控制面板的通道”。
下一次课堂之初，如果还有学生问我选修“数字史学”的课程，是否需要掌握编程的能力？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需要！这不是为了劝退学生，而是希望未来的史学工作者们能够从此学会主动拥抱技术，驾驭技术而不是被技术驾驭，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