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了鲁迅微观研究系列的第二本专著——《鲁迅的饭局》，从鲁迅日记等史料中挖掘了1912年至1936年的24年间参加的重要饭局。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该书。
鲁迅
鲁迅当公务员期间，教育部每年拨一定钱款给各司分头组织聚餐等活动，以联络同事之间的感情，这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说的“公宴”。
1913至1916年，鲁迅参加了社会教育司举行的五场公宴，分别是：
1913年4月27日，“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会者十人”。
1914年1月2日，“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稻孙亦至，共十人，惟许季上、胡子方以事未至”。
1914年12月31日，“晚本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同坐为徐街轩、黄芷涧、许季上、戴芦舲、常毅箴、齐寿山、祁柏冈、林松坚、吴文瑄、王仲猷，共十一人”。
1916年1月5日，“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景。夜同人公宴王叔钧于又一村”。
前两场公宴的地点“小有天”，是典型的闽式菜馆。
民国时，北京的好多饭馆都是以南式、南菜来号召的。魏元旷《都门怀旧记》说：“旧酒馆皆山东人，后则闽、粤、淮、汴皆有之，美味尽东南矣。”过去北京习惯以江浙为南方，不包括湖广，南菜一般指淮扬菜，扩而大之，就是扬州菜、苏州菜，这是所谓南方菜的正宗淮扬帮。比如鲁迅日记中的“南味斋”就是标准的扬州菜。
不属于通常意义上“南味菜”的是卖福建菜的闽式菜馆，比如小有天。
“小有天”的店名是借重当时上海名菜馆小有天的招牌。上海当时的小有天因清道人李梅庵的妙联“道道无常道，天天小有天”而知名，劝业场的小有天，虽是借重上海声名，但在劝业场也算是一家名店了。
劝业场，北京最早的Shopping mall，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过翻修，现在已成为一座融合当代文化、先锋艺术和科技创新展示的复合型文化艺术场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劝工陈列所”，意在“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此即“北京劝业场”的前身，为官办的工艺品展销场，承担民族工商业的展示功能。“劝业”二字寄托了一个时代实业图强的希望，第一次给老百姓树立了“国货”的概念，从北京劝业场当年的盛景中，可以看出当年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信心。当时，“国货”的概念已包括“鼓励发明、提倡专利技术”内涵，并具有“中外合资”理念。不少民族产业纷纷打出了“自信中国造”的旗帜。北京劝业场在建成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先后遭遇三次大火，劝业场的人气不降反升，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菜市口的首善第一楼、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并列为“京城四大商场”。
著名作家肖复兴这样描述劝业场：“劝业场前后两门，正门在廊房头条，比较宽敞，但我觉得没有后门漂亮。后门立面是巴洛克式，下有弧形的台阶，上有爱奥尼亚式的希腊圆柱，顶上还有拱形阳台，欧式花瓶栏杆和雕花装饰，包子褶似的，都集中在一起，小巧玲珑，有点儿像舞台上演莎士比亚古典剧的背景道具，尤其是夜晚灯光一打，迷离闪烁，加上从前门大街传来的市声如乐起伏飘荡，真是如梦如幻。”
劝业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最时髦的去处，首设箱式电梯、游乐场、开敞式卖场。一楼售卖日用百货商品，以及《论说精华》《尺牍大全》等应用书籍；二楼售卖文物，还有苏湘刺绣和几家画像馆，门口悬挂电影明星胡蝶、袁美云等人的大幅画像；三楼是几家照相馆、理发馆、镶牙馆、广告社，还有弹子房、乒乓球社等；四楼则是一个叫“新罗天”的剧场，经常演出评剧，热闹如庙会。有竹枝词曰：“放学归来正夕阳，青年仕女各情长。殷勤默数星期日，准备消闲劝业场。”
京城百姓喜欢逛劝业场，鲁迅、许寿裳、陈师曾、齐寿山、周作人等文人雅士也经常光顾，“小有天”这家福建菜馆，在鲁迅日记中就出现过多次。
1912年9月27日，鲁迅日记云：“晚饭于劝业场之小有天……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虽然红糟不对胃口，但其他名菜比如炒胗肝、高丽虾仁等还是很不错的，因而教育部的公宴也选择在这里举行。1913年4月27日，“星期休息。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会者十人”。
冀贡泉
冀贡泉（1882-1967），字育堂，号醴亭，山西汾阳人，著名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清光绪秀才，山西省官费留日生，获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学士，回国后与鲁迅同为教育部同事。担任过山西司法厅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1939年赴美国，任《华侨日报》主编。1949年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著述颇丰，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
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冀贡泉在全国政协的一个晚会上见到了许广平，冀贡泉回忆他和鲁迅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室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屋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许广平见到鲁迅当年的老同事，感慨万端，遂请其写些回忆录作纪念。冀贡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后夜不能寐，写成《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上。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的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
1912年，冀贡泉在教育部担任了一名部员，从南京到北京，因和鲁迅同为留日学生，时相过从，引为知己。鲁迅日记有三处提及冀贡泉，冀贡泉很受他的影响，常认为工作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忆鲁迅当年“根本不喜欢同人们攀谈，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两人“同桌办公”，“恰好我们俩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来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北京劝业场内部
从鲁迅日记知，1913年4月27日这一天，鲁迅等同人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公宴冀公贡泉”。冀公1912年冬任山西省立政法专门学校教务长，1913年2月又升校长，返京不易，旧同事因有公宴之举。鲁迅和冀贡泉交往的时间也就一年多一些，但因思想一致，相处得非常和睦友好。冀贡泉曾介绍一些同乡赴京报考知事，鲁迅欣然为其作保。冀贡泉做律师也是鲁迅出面保结的。同事期间，鲁迅、冀贡泉、许寿裳、齐寿山等人经常相邀到酒店喝酒。鲁迅虽为绍兴人氏，而独喜喝汾酒，冀贡泉多次赠给鲁迅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
1915年，冀贡泉到了北京，曾在“泰丰楼”招饮鲁迅等人。两日后，鲁迅往冀下榻的“高升店”回访不遇。冀贡泉转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往北京聘请教员时也总是抓紧时间同鲁迅见面。鲁迅日记还记载了1916年7月21日与原教育部同人许寿裳、齐寿山等共宴冀贡泉于京城益昌饭庄等，说明当时鲁迅记念旧同事之情，互相交往密切。
冀贡泉在回顾往事的时候说道，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鲁迅，先生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冀先生说：“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他接近蔡孑民先生知道消息，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两句带讽刺的话。”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美国以笔作枪，宣传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业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冀贡泉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并参与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1913年公宴冀贡泉，是社会教育司的第一次公宴。1914年的公宴，仍然安排在小有天。两次公宴在这里举行，说明小有天的闽式菜还是很有号召力。
1914年，社会教育司同人使用公款一共聚了两回，一次是年首，另一次是年尾。
1914年1月2日，“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稻孙亦至，共十人，惟许季上、胡子方以事未至”。这一天是新年的假期，“稻孙亦至”说明钱稻孙并非社会教育司中人，他当时在教育部编纂处工作，显然属于特邀。有趣的是，这顿饭局之后5天，“午同人以去年公宴余资买饼饵共食之”。所谓“去年公宴余资”，即指先一年拨付用于1914年的公款，亦即5天前公宴的余款。这说明社会教育司的账目管理是很严谨的，而将余资买饼饵共食之的行为，亦令人莞尔。
年尾的公宴是1914年12月31日，“晚本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同坐为徐吉轩、黄芷涧、许季上、戴芦舲、常毅箴、齐寿山、祁柏冈、林松坚、吴文瑄、王仲猷，共十一人。夜黄元生来。张协和送肴饵，受肴返饵”。把1915年的迎新活动提前到1914年的最后一天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不必占用部员休息时间，另一方面又可以与部里举办的迎新茶话会错开。鲁迅在1914年年末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两场饭局（另一场是当天中午在马幼渔家里吃饭），还有人送礼物，且对礼物有取有舍，生活真是非常丰富。
座中徐吉轩，湖北人，教育部佥事，研究金石、甲骨文字；黄芷涧，湖北人，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科长；许季上，浙江人，当时任职于社会教育司；戴芦舲，浙江人，历任社会教育司主事、佥事；常毅箴，湖南人，时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齐寿山，先后任教育部主事、佥事、视学；祁柏冈、林松坚均为社会教育司佥事，吴文瑄为工作人员，王仲猷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主事。此时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已三年多，与本司同人关系融洽，岁末年初共坐欢饮，甚是难得。鲁迅此时也可以说是人情练达，比如元旦后，1月23日，徐吉轩的儿子满月，鲁迅和同事们凑份子祝贺，每人出资一元。徐吉轩也于一周后专门在便宜坊摆下酒宴招饮同事。
社会教育司的最后一次公宴是1916年1月5日，这天是雨雪天气，“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景。夜同人公宴王叔钧于又一村”。
教育部自1913年起在元旦过后举行茶话会，鲁迅对此冷眼旁观。1913年1月4日的情形是“上午赴部，有集会，设茗酒果食，董次长演说”。1914年1月5日，“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1915年1月4日，“赴部办事，十一时茶话会”。1916年教育部的新年聚会共有三项活动：举行茶话会、集体合影、公宴。此时袁世凯称帝已有20多天，全国形势极为混乱，教育总长不忘鼓劲打气，呼吁“始终不懈谋教育上之革新，以培植国家之元气”，并借机组织部员商议此后教育应取之方针。由官方组织的节庆活动在集体摄影后继续进行，教育部同事在又一村设宴招待王叔钧。王叔钧原是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调任四川教育厅长后又转为教育部编审员，同事用公费与之欢聚，其乐融融。
这一年之后，教育部的例行茶话会走向没落。1917年的元旦，鲁迅在故乡绍兴度过。1918年1月4日，鲁迅“上午赴部茶话会”，当天，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讽刺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向部员集体拜年的情形，称其为“女官公”，“厌厌无生气”。1919年后，日记中再无此类记录，教育部官办的迎新茶话会就此告终。
《鲁迅的饭局》，薛林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