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光绪七年（1881）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因张佩纶之介，往拜京城张之洞宅邸，晤谈餐叙，为目前有记录之二人平生初见。同光之交，以二张（之洞、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的李鸿章，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而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画更加宏阔。究其知识来源，则又不出书生闻见。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并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张佩纶而外，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不过，“清流”与“洋务”固有观念交集，然终究“各有门面”，尤其对和战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最终清流亦以战而败亡。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书生意气”与“中堂习气”互驳公案的前史。本文利用新刊《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一手材料所做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关“洋务”“清流”的既有认知，为理解这一公案厘清脉络。
小引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张佩纶过访京师南城张之洞宅，同辑《畿辅先哲录》，饭后清谈：
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名核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崘，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为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未知将来孰作嗣音也。（《涧于日记》）
二人纵论当世人才，皆趋经世/洋务一线，言下继往开来，大有为之四顾，踌躇满志之态。甚而当时已有“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之势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也不在话下。陈寅恪尝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石泉发挥师说，虽见及清流士大夫中“亦颇有留心外事，其见解较新者”，不过仍强调“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作过一段有关“儒臣”“大臣”的著名议论，认为同光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于“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张文襄幕府纪闻》）。与李鸿章淮系更接近的刘体智，则观察到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 (《异辞录》)。前者解释清流何以“不满”于李，尚有“教”“政”判分，后者干脆指认张之洞在“洋务”一端，实得李“心传”，二说重心不同，然均提示“清流”与“洋务”并非实质上对立的关系。
庚子（1900）事变后，中外和议，身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与在京外负“会办”之责的张之洞意见不合，以致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与“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相互讥嘲。晚清名臣间的口舌纷争，演成近代史上知名掌故，也几乎成为二人政治性格具体而微的象征。（此典故变体及评论甚夥，如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凌霄一士随笔》、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梁启超《李鸿章》《邓之诚文史札记》、李伯元《南亭笔记》、《清朝野史大观》等处，不赘述。）不过，回到二十年前，“中堂”与“书生”的关系，倒远不至如此剑拔弩张，甚至有过一段堪称“蜜月”的时光。利用二者相关文献，结合近年新刊之《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材料，可以钩沉出李、张二人初晤一幕及其前后的历史情境，从而反思“洋务”与“清流”关系的既有认知。
“二张”与李鸿藻关系再探
同治九年（1870）八月，为平息天津教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开启煊赫的廿五载督直生涯。同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寓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订交，论列金石文字。翌年（1871），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年放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光绪三年（1877）返都，再充教习庶吉士冷差，至五年（1879）始补国子监司业。是时张之洞已届不惑，而官运蹇滞，经济拮据，其谱传谓为“处境清约”，用张本人更直接的话说“词曹清简”，纪事之诗有道“高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约略同时，其治学与言论取向亦有一变，“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他与侍讲学士张佩纶因穆宗升袝位次一折而“造庐订交”，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吴可读、何金寿、宝廷等人相互引援，隐奉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倡为清议。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开坊，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翌年（1880），晋右春坊右庶子，旋转左庶子。七年（1881）二月，转补翰林院侍讲，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二月外放山西巡抚。短短不到两年，官阶从正六品升到从二品，从翰院谏官一变为封疆大吏，可谓官符如火，节节高升。之所以如此，除去“帘眷”因素，也离不开李鸿藻的推挽之力。
关于“清流”与李鸿藻的关系，过去有些记载“过于夸张”。（樊百川已有揭示，见《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67注1，本节予以申说。）《李鸿藻年谱》一则谓“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先生之同意”；再则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皆公所领导‘清流’之健将，彼等一举一动，皆与公事先议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则叙及二者关系中“假借”和“挟持”之两面：
吴江（沈桂芬）病逝，高阳（李鸿藻）柄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丰润张幼樵侍讲、宗室宝竹坡学士、瑞安黄潄兰侍读均以清流自居，慕东汉士风，辄以平章国故，摩厉群僚为己任。文正（李鸿藻）一一延揽，假借讲官之力，排斥异己。仁和（王文韶）竟不安其位而去。当时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声望顿为之减。
以上“多以公马首是瞻”“文正亦为所挟持”等语，实有分辨必要。光绪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崇厚使俄辱命，主持总理衙门的沈桂芬袒护之，张之洞、陈宝琛等上疏力攻，学者高阳称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同光大老·南北水火》）。六年，沈桂芬病卒。按《李鸿藻年谱》的说法，“沈与公为中枢两大势力，沈卒后公势大增”。此实“清流”风头最劲、风光最盛的时期。张之洞致李鸿藻密函甚夥，多录入《李鸿藻年谱》，其中一函“本应阅后即毁，故多暗语，亦无日期”，考其事实，当作于光绪六年，文如下：
总之，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廖寿恒）、常熟（翁同龢），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烛悟其奸耳。……丙。
函内斥沈“昏谬私曲”，可与张佩纶同时私信中“吴江谬见”“吴江阴狠”“吴江病在全用小人”“吴江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吴江势焰愈张，中国危端立至”诸语并看。李鸿藻一系集矢于沈桂芬，兼恶廖寿恒、翁同龢，情势豁然。但细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一语，则李鸿藻的派系斗争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之。
李鸿章屡说李鸿藻“才短口讷”“才具太短”，张佩纶对友人坦白相告：“高阳秉政，遇事虚心谘访，略得藉手，而处事迟回寡断，论人博采旁搜，亦有千虑之失”（《涧于集·致顾暤民观察》）。这句话实有两层意思：李鸿藻身处政坛高位，而能“虚心咨访”张佩纶在内的清议诸人，使“略得藉手”，从而推行主张；但究其实际，无论“处事” “论人”，都不惬人意，所谓“迟回寡断”，即继承沈桂芬辈“应付之法”，二张在沈去世后所抱“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的希望无疑落空了。
与清流关系势同水火的李慈铭在日记中痛斥“二张（佩纶、之洞）一李（鸿藻），内外倡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条），可与前引陈夔龙“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一语相互发明。清流诸人与李鸿藻实乃互为利用，所谓“挟持”“挟以为重”之语，正说明清流自有宗旨，并非只为李代言，二者因缘际会，一度聚合，甚至有“党援”迹象，不过落实在政治层面，合作并不投契。究其结果，“清流”未必能行其志，而李鸿藻亦“声望顿为之减”。故而，后来进入总理衙门的张佩纶遂有“土人之劝木梗人”之叹，据其自况之言，与李鸿藻的关系实乃“交而非党”。
清流人物之“洋务”见解并其来源
光绪五、六年之交，张之洞就中俄伊犁交涉连上折片，发言激切。初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内称崇厚所订条约“不可许者十”，“可改议者四”，要求“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又诘责北洋大臣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此后多次条陈海防事宜，并建议“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
身处北洋的李鸿章，对京中“清议”向来敏感，尤以“南城士大夫每谓弟办夷务过软”耿耿于怀。中俄交恶后，条陈军事者众多，李鸿章面对“言路庞杂，风波迭起”，以为多局外谈兵，致函友人，对主战派大发牢骚：
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廷）、张（之洞）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谠论。其源自左相发之，亦实由政府导之，而自诒伊戚也。……因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岂知俄人藐视太冲（左宗棠）已久？……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复周福陔中丞》）
李鸿章深恶“清议”，诚事实之一面，但出于“忧谗畏讥”，又不惜以利禄笼络，亦不容讳。当时尤注意接纳张佩纶、吴大澂等人，已为先行研究所证实（参见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张晓川《〈李鸿章全集〉所载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勘误》）。光绪六年（1880）初，他有专函论及清流诸君之出处归宿：
近日廷臣中，如二张（佩纶、之洞）、黄（体芳）、宝（廷）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骛虚名而鲜实际。尊意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惟此中机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倘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历，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张幼樵已奉讳在籍，敝处现订于三月间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复徐铸庵部郎》）
李鸿章以为清流人物病在“阅历太少，自命太高”，相应的“陶铸”办法是“出而扬历”，即放诸地方历练实务，虽然婉转表示决定者“不在疆吏而在朝廷”，但身为北洋大吏，为国“储才”、讲求“实事求是”，终归是题中之义了。当时正值李鸿藻守制期满重归军机、总署之际，李鸿章急于向李鸿藻系清流释放善意，张佩纶入幕，恰逢其时。
同年二月，张佩纶自京赴津，将入李鸿章幕府，张之洞为之送行，谓“君之才气，一时无两，但阅历尚浅，遇事可加一番讲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则完全无弊矣”，声口语气与前引李鸿章函逼肖；又谆嘱“此行可至太沽、北塘各海一览形势，蚊子船、碰船式样亦宜留意”，表现出对海防洋务的关心（《涧于日记》）。
光绪三年入都后，张之洞于“时政”更为究心，他与张佩纶、陈宝琛“分考史事切于实用者”，拟辑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便很能体现其“高谈经世”的趋向。光绪五年，他就俄事奏陈筹兵、筹约之策，蒙慈禧太后嘉许，以詹事府洗马奉谕“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谘询”。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对历年来清廷之“洋务”实践有所反思：
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靡耗者数千万……事阅三朝，积弱如故。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束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叹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今犹中兴时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将何以处之？
张之洞出入总署，侃侃论列，俨然以“知洋务”自许，一时间也以此“负盛名”。他自觉区别于那些“号忧国、持高论”的守旧派，并不固拒西法，虚声言战，而提出“急修武备”，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指出：“战必资火器，守必藉炮台，防海必须战舰。而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御；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裹铁诸兵船”（《请修政弭灾折》）；“兵无利器，岂能徒手搏战？李鸿章津防紧要，岂能供众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旧存钝朽土枪、土炮充用，亦非致胜之策。惟有立发数十万金，饬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购买各种精巧后膛洋炮、洋枪”（《条陈防务片》）。后来出任山西巡抚，见晋地军械简陋不堪，也函告张佩纶：“此间军装局直同儿戏，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铲、三股叉之类，全是戏剧，办军需二十年，糜费千馀万，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黄濬评论此札“可见光绪初军备窳弛，官吏侵吞之状”，而对作者颇加揄扬：“南皮于此等处，视昔之红灯照却枪，今之大刀队胜敌者，其智识自迥不同也。”（《花随人圣庵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不过，以翰林讲官谈洋务、经济之学，立论常逞臆想，“侃侃论列”终觉不伦。兹举两例，光绪五年张之洞上《详筹边计折》，在检讨咸丰以来“洋务”“自强”不足恃的同时，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出下策，掷孤注”，以西藏阿里地区赐英，以台湾赐日，换取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决边患。此说连张佩纶也看不下去，私信中批评“游词之说，非纵横之策，时人误以烟云为堆垛耳”（《致容舫安圃侄》）。
同一折中，张之洞又谓“李鸿章新购蚊子船，颇称便利”，建议北洋尽量多购新式“蚊炮船”。可惜，他在此时的舰船知识并未丝毫领先于李鸿章，对蚊炮船与铁甲舰的功用短长、性能优劣一无所知，及发现北洋所购蚊船全不合用，一变为赞成购买铁甲舰，又想当然地表示：“战舰以多为贵，蟁（蚊）船既不可恃，铁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而已！……中国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仅足备倭耳。”石泉评论同光清流“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于此可得印证（《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张之洞的洋务见解虽然“颇动视听”，与实际之洋务工作确有不小的距离。
若深究这些“新进少年”的知识来源，多数不出书生闻见。张之洞拟编《皇朝经世文续编》，讲求西域畿辅水利、厘金、东三省等“考今不考古之事”，“惟在稽诸近日奏牍，或访之故吏老兵”。此外，或读过《海国图志》以及江南制造局译介出版的少量西书，借此略窥“西政”“西学”概貌。如光绪六年奏请颁发《防海新论》一书，内谓：“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板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谨陈海防事宜折》）
据说陈宝琛“曾借译署历年档案”，属人“分手抄之”，从而研究洋务，得习故事（何刚德《春明梦录》）。张佩纶自称早年“常肆力为经济之学”，实际亦不外读书、考古两途，尤其重视读史，以为“经济之学，读官书尤须读史传”（《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当然，还有较特别一点，他与李鸿章“累世通家”，有“父执”之谊，故有机会被邀往北洋佐治军务，“因得周览北洋险要，讨究水陆战守之略”。他的许多洋务见识，说是从李处偷师学来，亦不为过。樊百川便注意到“张佩纶在1879年以前所上的奏折，虽然也有二三篇谈论洋务的，但皆简略，没有什么独特见解。此后从1881年起复，在1882-1884年两年多时间内，谈论洋务的奏折、书札不下一百篇，其所提出的许多独特见解，自与在北洋佐军有关”（《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73注4）。
入李鸿章幕府后，张佩纶有意为“清议”正名，兼为自己争地位：
众论群言，在曾侯目之曰“书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纶略涉曾文正之书，则故尊之曰“清议”。吾师伟略忠忱，故清流争附，而吾师平日言论亦甚爱护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谈，乃颇有非笑之意，此实吾师之微失，佩纶亦不敢为讳也。
此函委婉承认洋务派对“清流”不屑、不满，乃至“非笑”，但仍表彰清流“争附”李鸿章的事实，奉承李为“爱护清流”之人，心态相当纠结。无独有偶，张之洞对外间视清流为“书生之见”、“不晓洋务”也格外敏感，伊犁交涉时期在总署“备谘询”，援引曾、左故事为前例，亟亟为己背书：“纵枢臣以臣为书生之见，独不思左宗棠曾连篇累牍而上陈乎？纵使臣（指曾纪泽——引者按）以臣为不晓洋务，独不思其曾国藩固尝腐心切齿而力争乎？”（《议约期迫请筹挽回折》）
在张佩纶自我认知中，其“洋务”理解，能够贯通中西，超越畛域，要远高于一般办洋务者。他说：“近日不明洋务者固执不通，而所谓[明]洋务者，亦是固执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国之理，在彼以为大通，而自鄙人观之，正是固执不通也）。”（《复奎乐山中丞》）张之洞也有过类似大话，所谓“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阁之属，言路皆台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大过”（《致潘伯寅》），要旨在于处事圆融、通透，实发出了后来《劝学篇》标榜表里、本末，讲究“会通”的先声。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初晤及政治互动
光绪六年（1880）五月，张之洞就俄事上陈二策，一曰“守正”，即严惩崇厚，二曰“变通”，即“欲释崇厚，则必将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抨击李鸿章、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而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敬陈经权二策折》）。然而未到半年，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关系即见缓和迹象。察其原因，一则李鸿章帘眷尤隆，攻之不智。二则身处李幕的张佩纶在协调北洋与清流关系方面出力甚大。当年下半年，张之洞致函称：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之否？（《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函中呼应张佩纶之言，对“合肥”近论已表赞和。七月，崇厚“蒙曲赦”，张之洞“愤懑”之余，不得不改变策略，建议重用淮军宿将备战俄事，列首位者即刘铭传，请“责令速起赴津，会同李鸿章办理防务”（《谨陈海防事宜折》）。十月，迎合慈禧，奏请崇厚“戴罪立功”，刘铭传“亟宜促召北来”，李鸿章“节制北洋三口防务，责令通筹方略”，折内评价李鸿章语气较前一变，谓“该大学士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犹壮，傥专其责，当可力图御侮，固胜于今日之散涣推诿者远矣”（《请饬李鸿章节制防务片》）。
在伊犁、琉球交涉案件中，张之洞原主联日拒俄。十月，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对前说作出重大修正，转将“商务”与“琉案”作分割处理。这一搁置琉球问题的立场，实出于张佩纶等人提示。同月，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奏请“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结果，俄事展限两月，琉案暂允日本改内地通商之约，分琉球南岛与中国。
无论如何，在琉球问题上，清流、北洋竟然合作，迫总署就范，这是一个新的局面。张佩纶事后称：“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潜（陈宝琛）、达（张之洞）均上言极论，合肥（李鸿章）亦龂龂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致顾暤民观察》）自诩之情溢于言表。经此一役，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距离亦迅速拉近。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皇太后猝崩。李鸿章自津启程，叩谒梓宫，张佩纶随行，二十三日到京。这段时期，可谓李鸿章与清流之蜜月期。三月二十八日，张佩纶向幕主进言“香涛忠诚博懿，十倍于佩纶，深愿公延清倾谈也”。李鸿章乐从其请，复函表示：
手示敬悉。前专程往拜香翁，未值为怅。兹承订于廿九辰巳间枉顾，届时当拨冗祗候。相距过远，便留午饭，一倾积愫，乞代尊意。（以下数段引文均见《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在京期间，李鸿章专程往访张之洞，未遇，故张佩纶再为约定本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回拜，并留餐叙，此为二人平生初见。
李鸿章原拟于四月初二日陛辞，因张之洞、宝廷奏请，奉懿旨留京数日，“与枢垣筹商洋务”，至十三日始离京。其时，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本年六月，张由翰林院讲学迁升内阁学士，李即请张佩纶致意，“香翁超擢阁学，贤才登进，极可庆幸，晤时乞先道贺”。然而，张佩纶意犹不足，暗示“孝达超授阁学，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至光绪七年下半年，李鸿章函称：
洋务如做理题文字，有不容操切凌躐者，错在昔日，非在今日，威德何自而施，愿吾贤更加究心耳。周公于阁下似尚心许，非外人所能谮毁，然其褊衷抑何可叹。宜兴复值南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之者。
按“周公”，指恭亲王奕?；“宜兴”，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总署大臣，五年丁忧，七年十月再入值。“方冀南皮汇进”，意在希望张之洞亦入总署办事，可见政治上已视张为同党，惟恐有人“沮格”。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李鸿章闻信，第一时间函询：“香翁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闻小恙未愈，何时出都？念念”。在张佩纶看来，“香涛出抚山西，晋亦仕国，但今日却非要地。公所论当事力不能办，知其无志于天下。按张之洞任晋抚出于李鸿藻所保，此处“当事”，当指李鸿藻而言。但张佩纶对此人事安排不满，并以为张之洞必不能如李鸿章所愿调任“东南”，此皆由于李鸿藻之“无志于天下”，他为此抱怨：
南皮之事，高阳先不谓然。以洋务得名，而置之无洋务之省分。论用才，可谓捉蟾蜍而使捕鼠；论为己，可谓翦六翮而欲傅天；论谋国，可谓纵骐黄于牧而策驽骀也。
十二月，张之洞出都赴任。李鸿章函询“香翁十二日果否出京？属抄各件容即面交”。按“属抄各件”，实由张之洞之请求状而来。据张佩纶函禀：“孝达抚部一函属为专呈。渠一切求教，并欲祈洋枪队章程，恳公处借洋教习两人，望与前辈并垂察也。”张之洞履任之际，已未雨绸缪，就制订章程、购运机器、聘洋教习等节，向“洋务”前辈取经。李鸿章积极回应，提供档册抄本，同时也提示晋地“洋务”存在的现实困难，“晋处万山之中，机器笨重，似难运入，其章程随时随地核实为之，原无定格外”。（张之洞真正着手西式武器与训练，采矿冶炼、兴修铁路等事宜，实现所谓“洋务转向”，尚待西人麦士尼（Mesn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启蒙”，及在广东受何献墀、郑观应等人熏陶，此是后话，参看陈晓平《麦士尼与张之洞的洋务转向》）。
十二月十四日，张之洞到保定，晤李鸿章，“勾留畅谈”，十六日辞行赴山西。除切磋“洋务”外，二人所谈多关政事。十九日，李鸿章函告张佩纶：“香翁密商叔度（阎敬铭）出山，顷拟密片再荐，明日拜发。鄙言未足增重，吾宗（李鸿藻）力量能之否？”二十五日再函：“叔度品诣、学识在同辈中不可多得，昨因南皮商催密疏上陈……高阳（李鸿藻）素以扶植正气为心，谅能设法推挽。”张之洞离京时，已与李鸿章密商中枢人选，事后上疏奏荐，自然属于有的放矢。（参见张之洞《阎敬铭定期赴阙折》。按张之洞与阎敬铭有交，且多书函往还，徐一士尝言“张之洞素推服敬铭”而“劝出山”，并论及张督鄂时期与前后总管的户部阎敬铭、翁同龢之三角关系，见《凌霄一士随笔》“阎敬铭张之洞与翁同龢”条。张、阎之历史渊缘，尚多追索、发覆的空间。）
当时张佩纶对枢、译大臣，也多不满，以为“宜兴（周家楣）复入译署，与荆公（王文韶）比周，恐外务更将废弛”“瞻徇、颟顸、骄蹇种种习气全有”。外间视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在他眼里“才不逮志”“无远谋”，实属差强人意。
张之洞入晋后，也有向隅之感，眼前棘手者为“晋省事可办者颇多，惟同志无人”，心中不惬意者实“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故向张佩纶示意：“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致张幼樵》）。
张佩纶不但答应张之洞“外事自请与闻”，并有与之同进退之意：
……以公为帅，而佩纶如骖从靳，未始不收驽马十驾之益，不然亦绊骥马而求致千里也。近兰相（李鸿藻）力任此事，而义兴（周家楣）治宾客，军旅不问，商政不问。合肥（李鸿章）书至，焦急万端。他日迟回展转，终出于召，而不兼两府，安足有为？元祐调停之政，岂柄不专哉？司马公有喜蔡京、恶东坡之一念致之耳。（《复张孝达中丞》）
按照张佩纶设想，由李鸿藻出力，设法将他与张之洞双双召入总署，而且最好同入军机，如此身兼“两府”，专执政柄，才能“有为”，不复蹈北宋元祐党人调停新旧党争失败之覆辙。
光绪八年(1882），云南报销案发，张佩纶奏劾王文韶，提议由张之洞、阎敬铭为替人，直言：“文韶之才，皆以译署推之，其所承者，沈桂芬应付之法耳。以言商务，则综核不如阎敬铭；以言防务，则操纵不如张之洞也”；更明白指出“修内攘外，要在枢廷、译署，若两府之地，或有佥壬，则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再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至此，其安排军机处、总理衙门人事布局，谋求实掌朝权之政治意图已曝露无遗。
然而，事与愿违，张佩纶推举张之洞、阎敬铭均以“洋务”立言，李鸿藻却“不以二公为是”，后来恭王奕?、醇王奕譞举荐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为军机大臣，且均不兼总署差使，张抱怨“舍颇、牧而用文学侍从之臣，在圣明初无成见，决策由懿亲贵近，言者将如之何！此事不得不归过于高阳矣”（《复黄漱兰侍郎》），可见对于李鸿藻怨怼之深。旧说多谓攻倒王文韶，为清流派排除政治异己的空前胜利，但就所得而言，却相距初望甚远。
“清流”“洋务”终究“各有门面”
光绪九年（1883）底，张佩纶受命以署左副都御史充总署大臣，但深恶“译署事事迁就，人人疲玩，殆难自立”，行事已感力不从心。
光绪十年（1884）三月，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入值军机，并启用醇亲王奕譞参与政务，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甲申易枢”猝发，朝局为之翻覆，此事缘起于盛昱弹劾张佩纶，波及奕?、李鸿藻，惟张事后“独中流容与”，圣眷未受影响。姜鸣注意到“这是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并论及张佩纶从反对“枢（军机）、译（总署）分置”的思路出发，谋划挽回局面的尝试。（《“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张佩纶一面抱“内隙可弭”的一线希望，“涕泣一陈，冀回天听”，一面致函李鸿章，仍图有所补救：
时事如此，果得贤才辅世，诚宜舍旧谋新。奈丹老（阎敬铭）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香涛（张之洞）召入，闻将属以译署，若鄙人所请不行，谨当拜手稽首，让于夔龙耳。兴献（奕譞）既欲转圜，劻（奕劻）、礼（世铎）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张佩纶不仅努力保全恭王，且犹作“舍旧谋新”之图，希望因中法战事内召的张之洞能入主总署，合力“救时”。而后者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中法战争之际，李鸿章以“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为由，坚持“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张佩纶则针锋相对地批评：“言和之害与战败之害正同，而战败犹有不败之道在也”“为国家长久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虽与李鸿章关系密迩，但不讳言“合肥怯敌”“肃毅慎葸”“合肥过于慎重，将涉畏葸”。
张之洞由翰苑清流一变为地方大吏，议政立场自然有所转移，但“主战”思维仍然一贯，屡言：“法事即决裂，亦复何妨？横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不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致胜之方。”（《致张幼樵》）
光绪十年（1884）春，李鸿章为接受法方条件，对朝中清议深致不满，张佩纶面对“主和一线到底”的“师相”，坦承“有主战坚持之语”，戏言为其“损友”。尤值玩味的是，他有关“清流”立场的一番辩白：
鄙人昨请丹老（阎敬铭）代奏，云张某之论，言路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为嫌。（今日又言之兴献[奕譞]，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至鄙人来津议和，断不遵命（宁死，断不附和和议），幸公勿为此言。
“清流”“洋务”，在张佩纶看来不过是对外门面语，而非政治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但既然是“门面”，就必须贯彻到底，不能动摇。二者观念不乏交集，但于和战大端仍存根本分歧，而最终结果，清流亦以战而败亡。甲申（1884）四月，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南下福州，在前线作“屯马尾、护船局”之计，而只“香涛以两船及五营来援”，由是慨叹“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致安圃侄》）。以后视眼光来看，此时“清流派”风流云散的命运将临，而二张终究坚持“门面”到了最后一刻，也算得其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