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刨除掉写情爱的部分，《今生今世》仍然可作民国汪伪政府史之补余来看。只不过，对这个补余，我们阅读时必须有高度的警醒，因为做此书者，处处煌言自饰，即使不过只有“跳梁小丑”的斤两，他也要将自己拔到“魑魅魍魉”的吨位上。
前几年因为张爱玲遗著《小团圆》的出土，张、胡恋又被重炒。今天谈胡兰成，其男欢女爱的方面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想谈谈作为撒谎大王的胡兰成。
一部《今生今世》，基本上是“韶华盛极”篇写发妻玉凤，“民国女子”篇写张爱玲，“汉皋解珮”篇写小周，“天涯道路”“永嘉佳日”写范秀美，“瀛海三浅”写佘爱珍，其余女人如继妻全慧文，下堂妾应英娣，日本女人一枝等不过点缀其间。但即使刨除掉写情爱的部分，《今生今世》仍然可作民国汪伪政府史之补余来看。只不过，对这个补余，我们阅读时必须有高度的警醒，因为做此书者，处处煌言自饰，即使不过只有“跳梁小丑”的斤两，他也要将自己拔到“魑魅魍魉”的吨位上——仿佛坏也要坏透才伟大似的。
胡兰成是如何向汪派靠拢并合流的，的确有据可查。约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胡仍然不过是广西的一位中学小教员。他短暂地参与过《柳州日报》的编辑，自称是因为“鼓吹对日抗战需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而遭到桂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监禁33日，后得到白崇禧干预才释放。这是胡兰成政治生涯之滥觞，也是他的政治第一谎。胡遭军法审判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鼓吹两广分裂，但此时他已经引起汪系宣传机构的注意，《中华日报》开始向他约稿。
卢沟桥事变前三个月，胡兰成被聘为上海《中华日报》的主笔。《中华日报》是1932年林柏生奉汪命在上海创办的。胡言，因他的文章“让《中华日报》大有面子”，“本来是当总主笔”，但因为他本人“不想加入汪派”，故此“谢绝林柏生，将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胡兰成这位远来的和尚，不管怎样念得经好，总不会一来就被擢为总主笔吧？熟悉胡兰成的人都知道，他是因在艳电后写出了《战难，和亦不易》的社论，才受到汪系注意，被提升为汪记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若论在1937年4月他的聘任之初，那时离抗战发生还有3个月，离“艳电”发生还有8个月，汪兆铭的低调俱乐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纵然你胡兰成满腹主张不抵抗的才华文章，你又能施献于谁、而谁又知道你这个失业的广西中学小教员是谁呢？
胡兰成在上海的生活，随着“八一三”沪战而变得潦倒起来。《中华日报》自开战停止发薪，老婆全慧文生孩子，胡兰成每日要自己点煤球、买小菜、照顾产妇。新生婴儿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胡向林柏生借钱买棺材，两次才得到15块——试问，这样的吝刻，怎么可能是办报人对总主笔之所为？后来《中华日报》因缺乏资金停刊，原社的一部分人马南迁入港，办《南华日报》。胡兰成当时领60元港币月薪，完全就是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书生，他却硬要说，“和平运动初起时，从汪先生夫妇数起连我不过十一人”，又曾对陈璧君发牢骚说，“和平运动初起时我位居第五、六，现在名落孙山之外又之外了”。可见在他自己心目中，他是排汪记凌烟阁的前六名的。
但问题是，汪记政府总然篡伪不嫡，但它在香港酝酿时，还不至于要月薪60元港币，“穿蓝布长衫”、需要“在蔚蓝书店兼事”才能养家的一个穷文人来做它的开国大佬吧？胡兰成说他能排上汪记凌烟阁的前六，最不济也能排到前十一，好，我们就替他算算这本帐，将汪皇上和陈娘娘两位拿掉，看他能不能排个老九。当时汪氏人马里，大来头的有顾孟余、林柏生和陈公博（汪的旧人），周佛海和梅思平（蒋的旧部亲信），罗君强（早在“宁汉合流”时就进入国民党军政界），曾仲鸣（心腹、秘书兼世交），陶希圣（著名文人，教授），高宗武（国民政府官员，主管外交）；老牌华北汉奸有任援道，梁鸿志和王揖唐；打手有李士群（特务头子），丁默村（美女郑苹如因刺杀此人未果身亡），吴四宝（上海白相人，佘爱珍前夫）；笔杆子有樊仲云，李圣五，穆时英，刘呐鸥；此外，三亲六戚里有褚民谊（连襟），汪孟晋（儿子），汪宗准（侄子），陈耀祖、陈昌祖（妻弟），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内侄），王敏中（梅思平连襟）……这些人谁不比他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名头更响、更大牌？胡兰成特意点出，汪精卫“对周佛海他们是带名称先生，对公馆派的人则只称名，惟对我称兰成先生”，仿佛他是汪精卫“以国士待之”的第一人；而陈璧君看他，那简直比小弟还亲近——以至他都要经常对她耍耍性子撒撒娇！他可未免太抬举自己了吧？那陈璧君可是少女时期就敢入京城取摄政王项上人头的烈女子，中年后变成丑而爆的河东狮，其眼珠唯盯着她老公那张民国第一英俊的脸是转，这个男人婆如果能接受到胡兰成撒娇弄痴的电波就作怪了！
高陶事件发生，高宗武、陶希圣出走香港，将汪逆密约昭之于世，此时陶氏家眷万冰如及三个子女仍滞留上海。胡兰成说他以宋太祖与赵普的典故劝谕汪氏，使他放弃对妇孺的加害之心。而汪竟答应道：“我亦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我报告仅到此为止，即是不许他们轻薄。希圣的家眷可派他的学生送到香港。”——这真是无稽之谈。陶氏家眷当时是如何身冒万死从上海出逃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陶家第三子陶恒生先生穷十年之功写作的《“高陶事件”始末》来读一读，那陶家的弱妻幼子，可是杜月笙亲自运筹，万墨林亲临指挥，派了十几个枪手从日汪魔掌下抢出来的人命，这胡兰成上下牙一磕，那几条人命倒成了蒙他恩庇而保下来的了！
胡兰成称“兼任汪先生的机密秘书凡四年”，更是天大的瞎话。连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来没有进入过秘书室。“汪先生有事叫我去，总在客厅里见。”汪的秘书编制，起初都在“侍从室”的第二室，主要由“夫人派”把持，掌之者为汪之侄孙婿周恭生，次为汪之侄孙汪翔辉，汪之外甥张恩麟，和陈常焘等；即使“侍从一室”的总务，也早被陈璧君操纵，掌柜的就是她娘家亲侄陈国琦。而“先生派”虽有浸润，如“宣传部长”林柏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也不得不看“夫人派”的脸色行事。这个水泼不入、针扎不进、连林柏生都插不进脚去的地方，那胡兰成又是怎样进去“机密”的？他难道是孙悟空变的飞虫不成？后来汪公馆正式设置机要秘书，共为五人：“夫人派”的陈春圃，陈昌祖，“先生派”的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胡兰成于1943年12月，因越过主子交钩日本人而得罪了汪氏，罹遘牢狱之灾，而将他下狱的正是林柏生和陈春圃。这就足以说明，他无论在汪派还是陈派里都没有根基。要不是他主子忌惮太上主子日本人的干涉，胡早就死在七十六号的乱枪之下，也就不会在出狱后祸乱张爱玲的感情世界了。
胡兰成的“老鼠上秤台，自称自”，最莫过于在李士群死后向吴四宝太太佘爱珍表功一事。李士群杀了吴四宝，胡兰成对佘爱珍表示“将来我会报仇”，于是借旧友熊剑东的手除掉了李士群，一个月后，他回上海向佘爱珍报告道：“吴先生的仇我已报了”——这就是胡兰成自说自话的版本。但即使在这个版本里，佘爱珍也没有接他的茬，“吴太太听了却不接下联，我亦顿时觉得惭愧”。其实那李士群之死，完全是他取祸三方的结果——重庆戴笠处，他已是被挂了号非杀不可的；周佛海及其手下，恨不能将其啖之而后快；而东京方面也已决定让上海的日本宪兵干掉他。熊剑东固然是经手人不错，但他是听了日本方面的指令才下手的，当时李士群正是汪氏的心腹红人，没有太上主子的指令，熊剑东发什么昏去砍主子的人？胡兰成至多是在其中得知了一点先机——如果他的记叙可信的话，至于说到他起到了哪根葱的作用，这是连后来当了他老婆的佘爱珍也不肯信的。
日本战败后，胡兰成出亡，跑到了杭州旧同学斯颂德（斯君时已故世）家，由斯母收留，斯弟与斯家姨奶奶范秀美带他求遍五亲六眷，到处寻找藏身之地。他在逃亡路上与范秀美配作夫妇，从此更多了一层保护色。因范秀美多年失散的娘家在温州，胡后来就索性躲到温州来了。他约在1947年春刻意结识了当地的文化名流刘景晨，通过谈诗论学取得这位耆宿的好感，冒了张爱玲的家世，自称名叫“张嘉仪”，本贯河北丰润人，先祖张佩纶。刘先生于是道：“这是家学有传了。”通过刘，胡得以进温州中学教书，不但解决了生计问题，并结识了当地的两位学人，吴天五和夏承焘。夏承焘，字瞿禅，近代著名词学家，时在浙江大学任教。夏承焘的《天凤阁学词日记》中，记有他与胡兰成——当然，他以为是张嘉仪——些往还的事实。
夏最初得知张嘉仪，出于刘景晨的推介。7月9日，夏“与天五诣刘贞晦翁。小病初起，以绍兴张君嘉仪所著《中国之前身现身》稿本二册嘱看。天五携归读一过，甚为叹佩。”7月10日，两人至胡所居的窦妇桥访之，“颇直率谦下，谓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漱溟时时通信”。胡兰成的确曾在1926年当小邮递员被开除后，跑到北京，由同学推荐，进入燕大副校长室抄写文书，每日三小时，剩下时间他在燕大旁听了一些课程。可是他在1927年9月就离开北京了。胡兰成从来就未曾获得过燕大的学生资格，谈何肄业？更谈何从北京大学肄业？“从梁漱溟游”？——也许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吧，因为他当时正在与梁通信；但如果我们细究“从游”这个词的意义，它意味着朋友间朝夕相处、切磋的友谊，这是不符合终生未曾谋面的胡、梁两人的情况的。“从鲁迅游”？——连解释也不用解释，这牛吹得让人笑掉牙。
好笑的是，这位张嘉仪先生还特别爱八卦鲁迅之家事。7月29日，“嘉仪来，谈鲁迅遗事，谓其与作人失和，自踏死其弟妇家小鸡。作人曰妇甚不满鲁迅，谓其不洁，又生活起居无度，且虚构鲁迅相戏之辞告作人，致兄弟不能相见”。鲁迅兄弟失和事由羽太信子调拨而起，本是文坛尽知的掌故。但这个“小鸡事件”倒是新鲜，却不知张嘉仪先生又何所见而云然？
胡兰成于8月31日求夏承焘画一副荷花，实诚的夏先生9月1日就写好送去了。这副荷花是给谁的呢？说来吓死人。“嘉仪悼其聘室黄女士死于法国飞机，嘱写此为纪念，以黄女士平生最爱此花。为题放翁句云：若教具眼高人见，雨折霜摧或更奇。”胡兰成原配唐玉凤，继室全慧文，哪怕是下堂妾应英娣，没一个姓黄的，更没一个死于法国飞机的！
1948年12月27日，“张嘉仪寄来新印之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改名张玉川，不知何故”。张嘉仪之摇身一变成了张玉川，这不过是胡兰成这个百变虫的一变罢了，可怜的夏先生却被弄糊涂了。
1950年10月16日，“晨接张嘉仪九月廿九东京书，由香港唐君毅转来。嘉仪过杭北上，数月无消息。云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知所写所讲是何种学术也”。此时胡兰成的确是跑到了日本卖文为生，但他本是单身一人出亡的，家眷儿女全丢在大陆，由他的侄女青芸代为养家照料；胡兰成在日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很快睡上房东之女一枝，那“维持一家三四口”的人，是留在大陆的苦命女青芸——她为了照顾这个不停娶老婆生孩子的六叔一家，自己拖到三十岁才出嫁——而不是正在风流快活的胡兰成。
《今生今世》里，温州部分最详述者为刘景晨和徐步奎，盖刘景晨是胡兰成的恩人，徐步奎是他的好友。通过徐步奎，胡兰成又结识了莫洛，莫洛在多年后得知他当年认识的“张嘉仪”的真正身份后，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既肯定当年交往中的一些互动事实，也补充了一些新信息。一是莫洛夫人林绵对他的反感：胡兰成有时会趁莫洛不在家时去造访，林绵给孩子洗澡时，胡兰成“胡言乱语，显得过分随便”。二是，徐步奎夫人“杨笑梅也对张嘉仪印象不好”。三是，莫洛后来见到刘景晨的女儿刘莱——在胡兰成自序，刘家二女刘莱和刘芷，因为是温州中学的学生，都对他执礼甚恭——荐《今生今世》给她阅读后，刘莱与同班女生张素轩回忆道：“我们女同学都很讨厌他，给他起了个绰号，背后便叫他‘红头苍蝇’。”莫洛这篇发表于《温州晚报》2005年11月23日副刊的文章，用词克制，态度中肯，并不带“打落水狗”的火势，即使对太太林绵被胡兰成轻薄一事也不过一笔带过，因此可被视为较可信的史料。
胡兰成能够从已经移鼎变色的大陆跑到香港、继而跑到日本，全在他成功地撒了一个弥天大谎。1950年3月，一直与胡兰成通信谈佛学的梁漱溟邀他北上，胡兰成先到上海，住旧友熊剑东家，见形势不妙，遂有了去国之心。但此时他一文不名，盘川何在，如何上路？幸而巧舌就是他生成的银行，靠着大言煌煌，他说他与现任蒋介石心腹秘书的陶希圣为知心旧友，可以谋求陶的帮助，从香港转去台湾，这番话居然骗得了另一位老汉奸邹平凡的相信，邹替他出了一部分钱，又联系了另外两位商人给他凑路费，条件当然是他要带三人入台。这样四人一起到了香港。胡兰成即使到了这样时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是没舍得不去忽悠梁漱溟一把——他写信告诉梁，他要先去香港接家眷，随后即来北京。
陶希圣的拒信彻底堵绝了胡兰成去台湾的幻想。他随后就靠在佘爱珍处软蹭到的两百港币，熊太太给他的六百港币，和另一位旧人给的四百港币，偷渡去了日本。
胡兰成谎话连篇处还有许多，如能将他的《今生今世》与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或与卢礼阳的《刘景晨年谱简编》对照来看，自然还能找出一些。这方面的先行研究有楼培的《夏承焘胡兰成“对照记”》。限于篇幅，此文就仅举证到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