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跨国史研究方法在美国兴起，至今方兴未艾，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美国历史的书写，也对国际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跨国史也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欢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一热潮也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国内跨国史研究的实质性成果并不丰富，很多成果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学术贡献有限。跨国史在研究视野、方法、问题意识方面有何特色？中国学者应该如何从事跨国史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视野下东西方的政治变迁与文化转型”青年学术国际沙龙特创设“跨国史与国际史”系列讲座，邀请青年学者分享跨国史研究成果，并邀请多名人文社科老师作跨领域分享。
沙龙现场
2021年4月3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杨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受邀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315教研室举办了题为“近代留美学人与中国学术的演变”学术沙龙。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副教授召集，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牟伦海和赵涵老师作为沙龙与谈人，与谈人分别留学自美国、日本和英国。杨钊老师主讲的题目为“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邢承吉主讲的题目为“跨越太平洋：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学生学者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两个题目均为跨国史与国际史领域内的优秀典范。
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
杨钊老师指出在国内学术界，留学史多由中国史背景学者书写，多关注民国留学政策和留学生回国的贡献，但忽视了留学生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意义。留学史的核心应是近代学人在学术层面的递进，通过研究民国西洋史专业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师生关系、学术谱系等方面，可以重新理解这一批学者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作用。
近代中国人有四次留学浪潮。一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二是民国建立后中国人留学欧美的浪潮；三是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人留学苏联、东欧国家的热潮；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热潮。本次讲座关注的是第二次留学浪潮。民国留美学生数量相对不大，大多数是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多从事于学术教育领域，成为民国各大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建立了中国现代的学科体系，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但赴美学习历史的学生多被导师要求翻译中文文献、为美国汉学界服务，只有极少数人从事西洋史方面的研究。他们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西方学术理念已经渗入到他们的治史方法和研究内容之中，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成立，以苏联模式来建制，但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大多是上述的留美学生，最早的世界通史教材作者周一良、吴于廑、齐思和等也均留学哈佛大学。
通过考察袁同礼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发现，从选题内容看，蒋廷黻、雷海宗、何炳棣这些学者选择了纯粹的西洋史课题，皮名举聚焦中外关系史，吴于廑与齐思和则从中西比较视野视角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议题。这些议题有共通的特点。首先，一些选题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留学生们渴望以史为鉴，复兴国家。其次，这些留学生大多在国内完成本科教育，国内史学界重大史学争论也是他们的课题来源。最后，这批留美西洋史学者的选题主要侧重欧洲国家的历史，没有选择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历史，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洋史的认识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蒋廷黻
把这些论文放在美国西洋史学术脉络下考察其学术价值，可发现这些学者大都能充分利用美国大学丰富的西洋史资料，为其博士论文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如皮名举的论文史料运用之广、语言之多、种类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在研究视角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如蒋廷黻研究新兴党派，雷海宗考察重农政治思想，皮名举采用跨国史的研究视野。很多学者的论文都成功出版，美国重要的学术期刊上也有这些研究成果的书讯和书评。
这批学者回国后从事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继承了美国的西洋史学术传统，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打下基石。蒋廷黻、雷海宗、齐思和、皮名举、吴于廑等学者回国后，从课程设置、师资选聘、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国内大学的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革，编纂世界史教材和书目，重视外国史课程的开设，强调西洋史的学术训练，注重外国史学科的学科发展与整体布局，为各方向培养了后备人才。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基础较为薄弱，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尤为重要。这批民国的留美西洋史学者在当时极为困难的学术条件下筚路蓝缕，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到了探路与奠基的作用，值得后辈学者永远铭记。
跨越太平洋：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学生学者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邢承吉分享了其博士论文《跨越太平洋》的第二章，该章探讨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留美学生学者之间的历史渊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由中方主导、美方参与，管理着美国退还中国的第二批庚子赔款，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和近代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本次讲座从中美跨国史的视角展开，以中基会为纽带追溯中美思想交流的网络，介绍任鸿隽、胡适、蒋梦麟和张伯苓在美国的经历，分析这些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关于推进国内科学和教育工作的设想。
任鸿隽留学时期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康奈尔大学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主张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实现文化复兴。任鸿隽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科学的传统，但科学被历史所遗忘。科学可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拓展国人的国际视野，培养追求真理的美德。中国科学社当时面临资金困难，任鸿隽希望能从第二批庚子赔款中获取资源，主张利用赔款资助纯粹的科学研究事业。中基会建立后，中国科学社成为中基会的主要受资方，而任鸿隽也主持中基会工作长达十年，为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胡适和蒋梦麟留学哥大，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两人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又都在中基会担任重要职位，把北大和中基会的资源紧密关联起来，推动制定了《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这是一个长达五年（1931-1936）的合作计划，中基会与北大联合出资，五年间一共拨款195万元。胡适想在蒋梦麟执事期间，把北大办成中国文科的思想龙头，通过小规模的精英教育来实现救国的目的。但很多左翼学者批评胡适的精英主义道路。他们也和其他哥大校友一起邀请杜威访华、在北大讲学两年。
蒋梦麟
在保罗·孟禄的邀请下，张伯苓于1917-1918年赴哥大教师学院访问，访学期间深受克伯屈“设计教学法”的影响，参观走访美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调查美国进步主义时期最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这段经历塑造了张伯苓对创立南开大学和改革南开办学的设想。保罗·孟禄和哥大师院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对庚款退款的利用提出意见，主张普及乡村教育，重视应用科学教育。1924年中基会成立后，孟禄每年都参加中基会例会，前后访华14次，在中基会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受他之邀访美的张伯苓自1924年起也在中基会担任要职，哥大师院的访学经历也影响了其对南开系列学校及中国教育的改革设想。
在抗战之前，中基会度过了其发展的“黄金十年”，为中国科学教育资助了诸多自然科学项目，同时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机构的建立。1949年中基会迁至台湾地区，但其大多数骨干成员留在了大陆，为中国的科教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教育与研究的传统。
跨学科沙龙讨论
李钧鹏教授认为两位学者的演讲非常精彩，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一，近代的留美学人大多天资不凡，成就斐然，给人们的印象他们在美国留学，且融入美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以我们自身的留学经历来看，这一过程可能并没有那么顺利。这些民国的留美在学习生活中应有文化的隔膜和语言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会遇到很多文化、习俗或种族上的冲突，也会有很多的纠结和挣扎，如果能找到相关的材料，将这部分内容展现出来，可能会丰富我们对留美学人和那个时代的理解。其二，西方学术的本土化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界就有人提出要将西方学术本土化，提倡者正是那些海归学人，他们并不排斥西方的学术，只不过他们呼吁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最近一些年，中国的社会学界也在提社会学的本土化，但是意涵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强调中西学术的对立，对西方的社会学持拒斥的态度。总之，西方学术进入中国的过程非常复杂，在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语境中，所引发的争议也不同。那么，在西洋史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界的回应其实也有待研究。
牟伦海教授进一步介绍了近代留日学生。甲午战后晚清的留日学生数量大，但培养质量不高，参加的多是速成班，无法通过清政府的考核。颇具戏剧性的是，很多晚清留日学生没有选择技术类学科，反而选择学习政治和文艺，如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鲁迅、郭沫若等，这批人与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初衷相悖，反而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民国初期，留学日本又有两个高潮，一是一战前后，二是中日全面开战前。这两批留学生与晚清留学生不同，他们进入日本顶尖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接受的教育质量和水准上有明显提升。
学者合影
牟伦海教授结合个人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分享了对当下留学的感想。他认为中国国费留学导向与近代无大差别，国费留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学生。其次，在国外做人文社科研究的留学生往往选择中国问题以及中外关系问题作研究，单纯研究外国史的中国留学生凤毛麟角。这既是一个无奈的现实选择，也是一种功利的选择，长久以往中国学者没有学到国外最精深的内容，对中国发展不利。牟教授还介绍了近代日本教育理念的转变。在近代化早期，日本大学要求教职工拥有欧美留学的经验；但早在二战之前，日本顶尖大学的教职工已经大部分由日本本土大学培养。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赵涵老师提出可以通过深入个人情感来重新叙述史学史。这些民国留学生多怀着远大的志向与抱负走出国门，个人的情感可能会被救亡图存的历史呼声所掩盖。赵老师认为他们的内心是非常丰富和精彩的，美国的排华浪潮在此时并没有减弱，这批留学生被歧视时是否会有心理落差，是否会感到愤恨与不满，他们的个人遭遇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之中，又是如何反映在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过程之中？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赵老师补充道，现在留学生的目标和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的留学生不再像过去的留学生一样肩负着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在人文科学领域，很多留学生都抱着对学术的热情与兴趣在学习。在一些理工科领域，中国的科研水平已经走到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学生也有自信留在国内深造。
（经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审阅并授权，稿件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华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