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史“起源”的三个故事
全球史从哪里来？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讲法。
第一种讲法，大家相对熟悉，即全球史是“美国制造”的一种知识产品。
在196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有三位全球史早期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马歇尔·霍奇森。到80年代，结束单打独斗的时代，全球史研究在美国形成了学术团体和组织，开始有专门的学会、期刊、学术丛书，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获得了一个历史学分支的资格。在新一代学者中，以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教授的贡献最为突出。同时，全球史课程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全美的大学和中学的通识教育结合，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知识。
全球史作为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教科书。第一代奠基者的教科书，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流行于上世纪60—80年代，已是昨日黄花。在新世纪，有各种各样新编教科书在分割这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其中，有三种已经有中文译本，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阿梅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和理查德·布利特《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约翰·麦克尼尔和他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合作，为大众读者新写了一部简短的、通俗的全球史，即《人类之网》（新译名《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类作品的定位是面向大学生和非专业读者。
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史就越出了美国学术界，逐渐影响到英、德、法等欧洲各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史进一步演变成国际性的史学潮流。尽管各国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做法各有千秋，整体而言，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
全球史的“起源”还有第二种讲法。它不是“美国专利”，而是在二战之后，各国学者联合推动的一个历史学新方向。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启动了一项集体工程，目标是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人类史》计划以及其附属刊物持续了二三十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参与学者的权力斗争，二是民族主义在学者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分裂，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苏联历史学家同时编写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就像是《人类史》计划的一个镜像。
美国学者、古代史专家特纳和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长期争夺这项计划的主导权。作为计划之外的副产品，由后者主编了一份多语种的刊物《世界史杂志》（1954-1972年）。虽然杂志发行量很少，但是不乏重要文章，比如霍奇森的《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
因此，在1960年代的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等三位美国学者不约而同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写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重写世界史计划在各国引起不同反响的一种表现。
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史“起源”的第三个故事，与中国有关。
全球史和中国的联系应追溯到1950年代。1957年，苏联版《世界通史》主编茹科夫把霍奇森在《世界史杂志》发表的论文译成俄文并加以评论，认为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学者反思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信息转译到中国。1961年，周谷城先生有两篇文章谈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背景很可能与霍奇森文章的中译有关，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周先生的观点当时遭到了批判。
第二次接触发生在1980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教科书传入中国，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如周谷城先生就在他的自述中提到，由美国女教授将其世界史观念介绍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后者还回赠了新作《全球分裂》。同一时期，北师大刘家和教授赴美国进行访问研究，与新一代的全球史学者杰里·本特利有交流，并且担任新创刊的《世界史杂志》编委。此时的中美学者大概都没有想到，全球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会成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进而风靡世界。
第三次相遇在2000年，此时全球史和中国学者的缘分更为紧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关于会议内容的综述报道中对会议的主题“全球史”给予了关注。稍后，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和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在学术理念上达成共识，在后者的多方面支持下，2004年，首师大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全球史研究机构。随后，通过教学、译介、创办刊物等活动，推动了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史研究之中。
关于全球史研究的现状
全球史的出现，对历史学带来了什么？从结果来看，直接影响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史学分支领域，即作为专门史的全球史，类似于环境史，间接影响是造成了历史学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风气转移，即所谓历史学的“全球转向”。
作为一种史学专门研究，全球史的对象范围如何界定？对此要做一个界限清晰的划分是很困难。全球史的具体研究实践在不断变化。可以参考：帕特里克·曼宁编写的《世界史导航》，这是写给初级研究者的一个指南手册；还有一本简明而不简单的导论，德国学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适合从事研究的高阶读者；如果想用更短的时间了解全球史学者在研究哪些问题，可以参考刘新成老师的文章《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其中概括了十种主题，包括跨文化交流，地方史的全球化，还有生态环境问题等等。
可以笼统地说，2000年以前，全球史主要是一个美国现象，之后就成了一个世界现象。全球史的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横向联合的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世界史学会，有意将年度会议隔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国家举办，以扩大其世界性影响。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相继成立了跨国的全球史学者交流网络。2014年，在德国莱比锡的全球史会议上，产生了一个融合所有同类组织的世界性的全球史联合会。表现之二，是全球史的实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怎么做全球史，各国学者受各自学术传统的影响，理解各不相同。英语世界是主流，绝大多数经典著作是以英文发表的，此外，全球史教学在英语世界普遍进入了高校体制。相比而言，德语国家和法国在全球史教学的体制化方面表现稍弱。
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各国学者相继投身于具有世界性维度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年。有几部欧美学者集体写作的综合性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知识领域的学术积淀。首先是，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丛书主编的《剑桥世界史》，集合了200多位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次，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合作撰写了《哈佛-贝克世界史》，同时以德文和英文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还有一部《曼德尔鲍姆世界史》。
关于全球史的定位
全球史研究可以分成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来理解。
关注全人类的集体命运，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关怀。狭义全球史，从预设的历史研究目标看，与18世纪流行的普世史有同样的追求，即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脉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汉代的司马迁。自19世纪以来，狭义的全球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在兰克之后，学者对于历史学的基本操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尤其强调基于档案的经验研究和文献的严格考订。这一方向与强调从某种哲学观念来解释历史的普世史是背道而驰的。二是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启蒙以来直线进步的世界历史观念遭到了怀疑和批判，进一步打击了学者从事普世史写作的信心。
英国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曾经说，“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这一说法，背后隐含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是从一种新的认识出发的，亦即所有的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世界史。全球史的流行，不仅是让历史学者重拾书写普世史、世界史的信心，而且是导致那些专门从事某一国别史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如果不重视跨国、跨文化的要素，自己描绘的历史图景是不完善的。
因此，所谓广义的全球史，就是除了那些专门的“全球史家”之外，一般的历史学者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维，打通关联区域，探讨长时段、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现象。就史学实践的表现来看，不仅仅是海路大通以后的近代世界，研究中世纪史、古代史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全球视野下的某某问题”。由此导致的重要收获，是一些区域性世界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变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新的概念，比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中央欧亚等等。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历史书写的面貌。
在观念层面，广义的全球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从整体思维出发、强调联系与比较的史学方法，或者叫取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同程度上采取的史学研究的取径，可以简化为四种。一是兰克式的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基于档案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关注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二是布罗代尔式的史学，注重社会经济层面，企图给出结构化的历史解释。三是新文化史，强调解析人类文化的复杂层次和各种表象。四是全球史。不同研究取径，从理念和关注点来看，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并不是前后替代的关系，可以兼容，可以转化。同一位学者可能在不同的学术阶段采用不同的取径。
同一个历史现象或进程，从地方、国家、区域、世界不同维度来做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在观念层面，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是为已有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库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全球史这一潮流的出现，有比较久远的学术渊源，放宽视野来观察，才能够更适当地理解它的特性。就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全球史研究而言，相比国外的快速、多元的发展，国内已经在起步。微观故事、宏观结构、通史书写，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广义的“全球转向”来说，这种从整体思维来研究历史的趋向，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改变历史学的未来的面貌。
（本文整理自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岳秀坤副教授的线上讲座“历史学的‘全球转向’”。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1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岳秀坤副教授现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全球史及史学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