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最新发现，把公众把目光再一次聚集到考古活动上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发掘是怎么进行的？考古学的研究有可能回答哪些问题？……带着如许疑问，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考古新识”系列，邀请校内外历史考古文博领域的相关学者撰文，以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为契机，与读者一起进行一次考古之旅，以期透过对考古发现的观察，认识考古发掘观念与技术的发展变化，更是能触摸到考古学工作与研究的价值。以下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的文章《三星堆与史前探秘》。
2021年三星堆考古发掘出土的金面具
考古学家是历史的侦探
三星堆在1986年发现两个祭祀坑后，最近又有新的发现，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各种猜测、解读和采访层出不穷，许多稀奇古怪的说法也不胫而走。这里，我们想谈谈考古学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在没有文字的帮助下，考古学家能做出哪些解读。
首先，考古学家像是历史侦探，需要在没有文字和证人的帮助下复原早已逝去的社会和事件。所以，他们工作是一种推理，而入手的方法则是一种类比，就是从已知知识来推断未知的现象。很像古生物学家从绝灭的恐龙骨骼来复原它们的体态和行为。一般来说，复原古代社会的技术和经济比较容易，复原社会结构比较困难，了解信仰和意识形态最难。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解读这些现象背后的动机具有很大的难度。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又被称为“异国他乡”，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过去多是今天一无所知的陌生事物和现象。因此，在解释从未见过的东西和现象时难免会出错。
其次，大部分考古发现都是偶然的，除非地表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或有历史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而且，大部分考古发现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许多考古遗存是用易朽的材料制作，有的材料会被自然营力和人为活动破坏，无法留存至今。所以，考古材料为考古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古代人类活动残缺的片段。考古工作就像一种拼板和推理的游戏，要从发现的片段来推测和修复那些已经消失的部分。这种将历史拼复起来的依据，就是民族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人类思想和活动有某种相同的规律，可以从表面的不同，探知背后的共性。
如何看待三星堆的青铜器
三星堆的发现是迄今一无所知的文化或文明，由于不见经传，我们无法将它与古史记载的“蜀”直接对应。于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由于考古发现是孤立的现象，所以今天会感觉它来得突然，去得奇怪。各种猜测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文化或文明不可能突显，它的兴衰有一种动态的轨迹。由于考古证据的发现是偶然的，它的历史表现是破碎和凌乱的。与其来龙去脉有关的相关证据还未被识别和研究，所以目前仍然处于说不清和道不明的状态。
任何古代文明的产生都有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首先它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能够生产较多剩余粮食的经济。这可以让社会产生分化，出现等级，使得少数人成为贵族，并且最后产生世袭制。这样贵族阶层能够调动他们的财力和劳力来生产体现他们地位的奢侈品或显赫物品，这些物品成为他们确立地位的合法性，并与平民分离开来的主要标志。
在史前时期，人类对自身由来和自然现象的无知，会认为世界的一切由超自然神灵所控制，必然会有一种敬畏之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普遍有一个相信万物有灵的阶段，那时，人们用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来处理自己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早期文明社会里，贵族阶层会利用对神灵的敬畏来巩固和增强自己的权力。最常见的，就是将自己的世系和祖先与神祇联系起来。在社会强制性和制度性手段还未出现的时候，宗教信仰是支撑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脚手架。这是为什么早期文明社会会将主要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造神的巨大工程上。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阵、奥尔梅克和复活节岛的石雕人像和三星堆青铜雕像，都是早期文明社会造神运动的产物。没有这个脚手架，整个社会就无法集中起来和正常运转。这种社会一般被叫做神权社会，一直要到与我国战国相当的“轴心时代”，人类社会才慢慢将人类自身与自然和超自然区分开来，进入了较为世俗化的社会。
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某种共性，但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地理隔绝会造成文化的独立或趋异发展，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面貌会变得彼此不同。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神祇、有不同的创世神话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三星堆出土的古怪青铜人像是当地社会复杂化发展的产物。我们不必从西亚和南亚去寻找它的源头，孕育它的摇篮应该就在成都平原。埃及、玛雅、苏美尔和印度文明都有将神灵或国王以雕刻或塑像的方式来供奉的特点。我国中原文明和良渚文明并不将神灵和圣主以物化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而是体现在奢华的祭祀用品上。这体现了我国不同地区的早期文明各自信奉不同的神灵，有不同的祭祀方式，因此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然而，有趣的是三星堆出土了与中原文明相似的青铜礼器和与良渚类似的玉器。这说明三星堆受到了中原文明和良渚文明的某种影响，但是我们不宜过分夸大三星堆和这些地区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三星堆的年代相当于殷墟，当时中原地区已经是一个有文字的发达青铜文明，而良渚文明已经消失。在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强大的原生文明会对周边的次生文明产生很大的刺激和影响，使得形成中的地方贵族极力摹仿更高文明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彰显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表现，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早期文明的辐射效应可以从我国汉唐时期对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发展的刺激和影响得到启发。所以，三星堆的青铜人像显然是本地文明供奉的神灵，而商文明的青铜器和良渚的玉器很可能是当地贵族借用高级文明象征来增强自己权力和合法性的“重器”，这些可能被放在庙宇中青铜器、玉器等罕见物品与青铜神像一起，向全社会民众传递了权力至高无上和不可复制的信息。
三星堆很特别的一类器物就是青铜树，自1986年发现之后，对它进行解释的文章很多。一些文章大多依靠历史文献来寻找神树的说明，有《三海经》里的扶桑若木说、《淮南子》里的建木说、图腾说、比附青铜摇钱树和外来传播说等。但是，参考了民族志和萨满艺术和考古资料的比较，我们发现三星堆的青铜树酷似萨满艺术中的萨满树。萨满将宇宙看作一棵大树，是世界的中央之柱。它一般分为天界、人界和地界等层次，上面有鸟作为在天界飞翔和来往各界的信使和象征。萨满或巫觋则通过击鼓降神，与天界和神灵进行沟通。玛雅文明也有类似的宇宙观，有自己的萨满树。玛雅人的宇宙观将整个世界看作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其枝头是天庭，树根是地狱，而树干是人类居住的世界。如果在三星堆的神庙里，当中放置着一棵这样的神树，有代表神祇或祖先的青铜人像排列在周围。三星堆的酋长或国王作为沟通天地和神灵的萨满主持祭祀仪式，一定是极为壮观和隆重的一种宗教仪式场面。还有，从萨满艺术的类比，我们可以知道，三星堆的信仰具有很强的萨满教特点。
三星堆青铜树（左）、萨满树形象（中）与玛雅的萨满树形象（右）
三星堆消失之谜
祭祀坑的瘗埋方式和三星堆文明的消失，引发了人们无尽的猜测和遐想。其实，三星堆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流星，它符合学界对早期文明兴衰轮回发展特点的总结。早期文明的发展常被比喻为动物进化早期的各种原始形态，大多难逃物竞天择的利刃。早期复杂社会技术比较落后、人口规模不大、资源也不一定丰富。于是，社会发展会遇到各种瓶颈。如果应对得当，那么它就能顺利延续。如果应对不当，那么它很可能昙花一现。三星堆崩溃的原因无非就是自然灾难、外来威胁和内部矛盾等几种。一般来说，当酋长或国王去世，内部发生继嗣危机时,这种社会最为脆弱，非常容易从外部攻破而崩溃。
在宗教活动中，破坏和瘗埋祭品的祭祀方式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玛雅文明的祭祀会将供奉神祇的祭品包括殉人投入石灰岩的落水洞里。而且，祭祀的神祇地位越高，祭祀的规模会越大，祭品规格也越高，人牲一般是献给高级神祇的最高祭品。三星堆的祭祀坑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其中瘗埋的物品看似宗庙里的神像和神器而不像祭品。它们应该类似佛寺或教堂里供奉的菩萨和天主，不大会用焚毁和瘗埋的方式对待。所以从这点推测，三星堆社会似乎遭遇到了某种灭顶之灾。
有民族志证据表明，沟通神灵如求雨的巫师在法术不灵的情况下会被杀死。非洲有些国家的国王被视为神的化身，所以始终必须以强壮的形象出现。一旦发现他有衰老的迹象，就会被王后或身边的大臣杀掉。三星堆的祭祀坑也许可以尝试用一种宗教疲劳来解释，这就是对神灵的彻底失望。比如，由于环境恶化，复活节岛上出现了部落战争和猎人为食的惨烈场景，人们相互残杀并推倒石像，表明对神祇的绝望和不敬。三星堆的统治者和臣民可能遇到了某种关乎生死存亡的灾难和威胁，他们进行最隆重的祭祀，祈求神的庇佑。但在祭祀无果的绝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以这种玉石同焚的方式与神像同归于尽。那么，三星堆的祭祀坑是否可能为外来入侵者所为呢？确实，入侵者攻占敌对部落或国家后的第一桩事往往就是摧毁其宗庙，从精神上彻底击垮对方。比如，西班牙人在攻占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即今天的墨西哥城后，就摧毁了其国家的大庙，并在其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教堂，试图抹去阿兹特克人的信仰和民族记忆。然而，从三星堆的祭祀坑来看，这种瘗埋似乎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不像是一种捣毁和劫掠的结果。祭祀坑挖掘非常规范，呈方向性排列。掩埋的器物大多十分完整，有些破碎的器物如青铜树看似拆除时的损坏，而非恶意的捣毁。黄金制品也保存下来，未被作为战利品劫走，这显然是一种有计划的主动废弃。但是，和许多青铜器窖藏不同，三星堆人看来没有想以后卷土重来，将它们取出和再次供奉的打算。在今天看来，三星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通过更细致的考古研究，我们以后也许能够找到导致其兴衰的根本原因。
陈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博士毕业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人类学系。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农业起源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2012－2017年，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外考古学研究译丛》。2015年，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主要著作：《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当代考古学》、《考古学研究入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考古学前沿：理论与问题》《远古人类——我们是中国猿人的后裔吗》、《从史前到文明》；译作有《手》、《欧洲文明的曙光》、《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时间与传统》（重译本）、《骗局、神话与奥秘——考古学中的科学与伪科学》、《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族属的考古》、《圭拉那奎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