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年谱知见录》，汤志波、李佳琪编，中西书局2020年11月出版，400页，160元
较之拥有厚重的本土学术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宋史研究，或较之在全球视野下纵横发展的大元史、新清史研究，有关明代历史、文学、文献的研究，一直都不是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历史研究领域，帝制中国晚期的社会化、地方化趋向，让社会结构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更有用武之地，围绕精英人物的年谱之学渐趋冷落；在文学研究领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明清诗文研究倒开始“走出冷落”，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学术增长点之一，但近世时代的文献特征及其文本的弱经典性，让很多学人迷失于荒野丛林之中。大家感慨明清文学研究有三苦，一苦于原始文献浩如烟海，二苦于别集文本无注可依，三苦于基础实证重复作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终南捷径，我们只能依靠传统文史研究的三大法宝：叙录、笺注、年谱。
明清虽同处近世，但清代人物研究的工具书相对完备，《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早已是学人案头的必备书籍；明代固然也有《增订晚明史籍考》《明别集版本志》《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书，但在年谱目录与生卒年表这一块，梳理依然薄弱。有关生卒年的考证，现在通过计算机对海量文献的文本挖掘，或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工作量更大的年谱编纂事业，在短期内尚难由人工智能来取代。反而，“新文科”视野下的历代人物数据库、古典文学知识图谱等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年谱中的标准化数据。这个时候，对明人年谱的目录清理，尤显重要。
明人年谱到底有多少，这个家底一直不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通过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等书窥其一斑；对近三十年的最新编纂成果，更是缺少全面的普查。比起清人年谱目录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且有持续的增订，同样在历史时间上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明代，愿意问津者少。汤志波、李佳琪编的这部《明人年谱知见录》（以下简称《知见录》），著录明人年谱2106种，谱主1024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相当于把来先生的“年谱知见录”事业向前推进了又一个“近三百年”。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通观这部《知见录》，在感慨编者收罗丰富之余，我们亦须承认，在这些明人年谱中，真正被学界同仁普遍使用的并不多，类似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那样，可以被学界列入“断代文学研究推荐书目百种”的共识性年谱，尚不多见。多数年谱专书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学术关联，我这里所说的关联，并非历史记录的互见，而是指一部年谱在编纂伊始及其过程中，始终有与其他同时代人物年谱进行对话的学术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文史学界，距离提供一套有关明人行实的系统性文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两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是唐代诗人年谱。唐人的年谱，早期多见于两宋时期刊印的唐人文集的卷末附录，其内容简要，与现代年谱专书之详实，不可共语。其篇幅体量渐大，与清代实证风气下“诗谱”观念的兴盛有关。自此，“别集编年”与“人物年谱”两种著述体例紧密合流，并保持了良性的互动，让两种人物行实的编聚模式，都有了较充分的发展。现在公认的唐代主要诗人的年谱，虽编纂有先后，但不可否认，皆有赖于近三百年来历代学者在唐人别集笺注上的杰出成绩。而当代学者编撰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文学丛考》《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系列成果，更从多个维度全面地提升了唐人行实世界的分辨率。这种“名家年谱”“人物丛考”“专题编年史”的三合一编聚体系，为唐代文史学界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基础实证文献。现今学界对宋人行实的考掘与整理，基本上照搬了这套编聚体系，明清人物研究若要效仿，也没有问题。
另一个就是明代曲家年谱。在这部《知见录》中，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金宁芬《明代中叶北曲家年谱》三书，出现频次很高，相当亮眼，共收录明曲家年谱53家57种。与唐人别集早在清代就有多种高质量的注本不同，明别集的笺注事业举步维艰。由此，明人年谱的编者便需要对海量的原始文献进行耙梳与考辨，才能完成对曲家行实的编年。包括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等采用了“人物丛考”的行实编聚模式，同样建立在大量未整理文献的基础之上。其中不少曲家的别集，时至今日仍没有注本甚至基本的整理本问世。这是对旧有学术传统中的年谱生成模式的一种逆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当代学人通过对明人年谱的具体编纂实践，为谱牒学作出的一个特别的贡献。明人年谱要想进一步展开，对类似经验的总结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名曰“知见录”，肯定是一种回顾的姿态。但在回顾中，我们也应尝试去观察某些或然的趋势。如果能把握住明代文献的特质及整体学术的脉动，那么，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参与到学术的前沿问题中去。私以为，在标准动作之外，日后的明人年谱编纂及目录建设，或可在以下四个方面着重留意：
第一，大力推动群谱的编纂。徐朔方先生在《晚明曲家年谱》中，已表露出明确的“群谱”编纂之意识，云此法借鉴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与英人谦勃士（E.K.Chambers）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戏剧》（The Elizabethan Stage），可谓既“向前看”，发扬本土学术传统；又“往外观”，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西方史学传统中向有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的概念，近年来借助各类人物传记数据库的建设，焕发出新的学术生机。而明代存世文献的数量，可以提供足够的人物行实信息并确保其中的知识密度，以支撑起群体传记学理论的本土建设。近年来，学界涌现了一批相类的“群谱”成果，如曲家群落研究方面，有金宁芬的《明代中叶北曲家年谱》；地域作家群落研究方面，有孙秋克的《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陈庆元的《晚明闽海文献梳理》等。这既是对明人考实成果的集腋成裘式的整编，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世文学发展中的某些群体性特征，有其必然及合理的一面。如果说《唐宋词人年谱》中的词家，很多在事实上并没有群体性的交集，更多是反映了编者的文学立场，那么，明清的文学家群谱，无论谱主是戏曲家还是地域作家，主要在反映文学流派产生、发展、互动的历史现场。若能有效地利用并创新“群谱”之体例，明清人物研究也能结出反映自己时代体貌的学术果实。
第二，顺应年谱长编的“前倾”之势。名家年谱的长编，本来是近现代人物研究中的常见著述形式。近年来，随着史料检索的便捷化、文献研究的精细化，渐有“前倾”的趋向。越来越多的宋元明清人物，被纳入“年谱长编”的学术事业之中。前辈学人一贯强调的史料当有取舍的编纂态度，在学术体系的范型转变中，亦须经受新的考验。近年来较有影响的年谱长编，宋代有刘成国的《王安石年谱长编》、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等；明代有束景南的《王阳明年谱长编》、周颖的《王世贞年谱长编》、薛龙春的《王铎年谱长编》等。在接下来可以预期的较短时间内，还有沈周、胡应麟、曹学佺、徐、祁彪佳等明人的年谱长编将陆续问世。总的来说，明代重要人物年谱的长编化，将是一个趋势。尽管没有像晚清、民国人物那样，有日记、报刊等逐日记录的文献予以普遍支持，但明人别集的刊刻及保存情况，以及别集中文本文献的即时特性、编次原则等，让人物行实的“逐日编次”成为一种逼近之可能。特别是那些文集在百卷以上的著名作家，一旦其年谱长编的工作正式展开，必将对人物行实的研究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明人集部作品的细读及诗文的经典化来说，不失为一个形成双赢的机会。
《王安石年谱长编》
第三，重视行实碎片的编聚模式。《知见录》中的很多年谱，其实仍是半成品。它们多为专书或学位论文的附篇，其初衷并不追求独立的学术价值，而是起到匹配正文、对读释义的作用。这不难理解，年谱在唐宋时代创撰伊始，常以单独成卷的形式附录于文人别集之后，也是类似的情况。但随着大量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中国知网、万方等学术数据库中公布，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开出版物。一概视而不见，既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如何有效地整合，开展深入的人物行实群考，总结出一套适合明代文献特点的编聚模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唐代诗人的行实材料，其实比明人更碎片化，其中经验多有可学之处。故唐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明清有邓长风的《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傅先生另主编有《唐才人传校笺》《宋才子传笺证》，晚年还有意仿《宋才子传笺证》之例，主编《明清才子传笺证》。其实，明代有自己的“才子传”，那就是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在这方面，日本汲古书院于2019年出版的野村鲇子编《〈列朝诗集小传〉研究》，可谓导夫先路。而更全面的考察，在即将问世的张德建的《列朝诗集小传笺证》，此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现有的大量年谱半成品中的明人行实考证成果的打捞、汇集与新证，为读者提供一套值得信赖的明人“群传考实”之书。另外，采用专题编年史的模式，编聚相类作家、学者的行实信息，如马美信《唐宋派文学活动年表》、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等，也是一种尝试，但这已不在人物年谱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第四，坚持年谱目录的在线更新。在某种意义上，《知见录》不仅是一部工具书，编者细大不捐的编纂态度，不唯供人按图索骥而已，同样意在以目录学的方式，保存一段有关明人行实研究的学术史。纯就“使用”而言，书中很多早期的简表、简谱，在更完整的年谱专书问世之后，基本上失去了学术参考的意义。既然关系学术史，那就需要形成一套全面、动态的著录机制。较之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的修订周期（如《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版于1983年，增订版于201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工具书，理应以更积极的态度来认识并使用互联网、数据库等新技术的力量，实现纸质书籍与电子检索的并行，甚至让年谱目录的修订工作处于长久的进行时态。相信网络文本的即时性、公开性与低成本，可以让《知见录》成为一部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新著”。
有关硕、博学位论文中的明人年谱情况，我想再多说几句。过去三十余年，以明人年谱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或附录，已成为指导青年学人的重要的学术训练方法，如果作者不甚满意，自然可以不拿出来。但对更多的读者来说，一代又一代的学术新人做了大量的知识生产，其成果未能进入公共的学术领域，而后来人又对曾经发生过的学术工作知之甚少，以致重复作业，其实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当然，学界中人向有精品意识，由权威学者聚沙成塔的《唐代诗人丛考》《唐才子传校笺》等，是公认的标杆性的人物实证成果，而那些尚需磨砺的学位论文，确实离精品还有很远的距离，难具学术上的公信力，亦属正常。但不管怎么说，在《知见录》中著录了521部（篇）见录于硕、博学位论文的明人年谱，此数量不可谓不大，如何清理并挖掘其中的价值，应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是明清文学研究的独有特点，毕竟在傅璇琮先生等几代学人的努力下，现在很少再有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附录自编的唐人年谱了，而这种现象在明清文史研究中仍日复一日，相当普遍。若能借《明人年谱知见录》出版之机，触发一些有益的思考及应对之策，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