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版《闲堂书简》（增订本）总共收录了程千帆致160余人或单位信件逾1200封，其中既有学术问题的探讨，也有日常事务的记录和生活感悟的抒写，真实而广泛地呈现了他精彩的学术人生。但是遗珠难免，笔者就发现了几封集外函，其中一封载于李经国编《周绍良友朋书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与程千帆相关的诸多论著均未提及，原文照录如下：
绍良尊兄：
前得赐颁寿诞纪念文集，美富为诸家之冠，嗟赏久之，即作书致谢，想达左右矣。
兹有恳者：兄著《唐人传奇笺证》度越恒流之为，学林钦重，而散布各刊，收集为难。比不知已加缀拾，付之书肆版行否？如尚未暇及此，则拟请将已发各篇赐以复印，以便诵习。缘比见寅老手批汪先生《唐人小说》，索居无事，辄拟加于比勘，遂欲取尊著共读之耳。老病无俚，忽然有此遐思。若不便，亦可不印也。
秋凉，伏惟珍卫敬敂道安！
弟程千帆顿首
九月三日
经考证，此信写于1997年9月3日，关涉的人物有周绍良（“绍良”）、陈寅恪（“寅老”）、汪辟疆（“汪先生”），谈到了几种著作：“寿诞纪念文集”即《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唐人传奇笺证》即周绍良所撰系列唐代小说研究论文，后取名《唐传奇笺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唐人小说》即汪辟疆20世纪20年代末编选的小说集子，分别在1930、1955、1959、1978年出版过，新时期以来又多次重版，傅璇琮将此书与鲁迅《唐宋传奇集》并举，称其开启了进入唐人艺术世界的大门。而函中所论“寅老手批汪先生《唐人小说》”乃包敬第整理的陈寅恪遗作《〈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或称《陈寅恪批注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傅璇琮、许逸民主编《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可见，该函看似简短，信息量却颇丰富，提及的人物也极重要，我们可以以此为引子梳理出程千帆与汪辟疆、陈寅恪之间的联结。
程千帆
程千帆生于湖南宁乡的书香门第，其伯祖父程颂藩，叔祖父程颂万，父亲程康均为有声望的名贤，诗文兼工。1925年，汪辟疆在《甲寅》杂志连载了《光宣诗坛点将录》，其中将程颂万比作“天哭星双尾蝎解宝”，以为其诗出唐入宋，堪比肩曾国藩长孙曾广钧。在陈三立等人建议下，汪氏后来修订了点将录，在新版本中，程颂藩被比作“天暴星两头蛇解珍”，程颂万被比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程康则被比作“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是入选人数最多的文学家族之一。汪氏经典论作《近代诗坛与地域》亦提及程颂万、程康，及其诗风。汪辟疆与程康有直接来往，避敌重庆时，二人共论程师顾印伯之诗文，并有诗互赠。
1932年，程千帆考入名家云集的金陵大学中文系，与汪辟疆等硕学之士结成了师弟关系，据他回忆：“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汪辟疆对这位世家子弟青眼有加，许为美才，为之延誉，两人相处十分欢洽。汪氏对陈衍《近代诗钞》多有不满，有意编选新版，程千帆遂请父亲将家集数种，晚清诸家诗文集数十种和清末民初诸老燕集照片借予老师，供其采择。
汪辟疆
汪氏与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不时有诗词唱和或鸿雁往还，1940年4月11日，因罹病而烦闷不已的沈祖棻去信向汪辟疆和汪东诉苦，论及夫妇俩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安身态度与内心愁绪，希望师长劝程千帆以学术、家国为重，淡忘个人荣辱，汪辟疆立即复函劝慰，并成集句诗二十首详加劝导。汪氏学识颇让弟子们折服，如程千帆言：“老师们当中，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很有条理，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然后一一分析，令人佩服。”程千帆从汪处受益良多，屡屡引用其论著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对老师的学问也有过全面的评价，在为1988年版《汪辟疆文集》所作后记中一一点评了各种著述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他始终感铭老师在治学和生活上的导引之功，到了晚年还不时忆起，如在1998年致陈平原信中就谈到汪氏求学于京师大学堂时的轶闻。
程千帆以“与丈三世通家，尝陪杖屦”概括他与陈寅恪间的关系，确实，程、陈两家渊源极深，程颂藩被马其昶赞为足于与陈三立并称的“当世贤才”，程颂万与陈三立同入张之洞幕府，共驻武昌多年，相知相惜、彼此激赏，晚年虽分居两地，亦不乏声息相通。此外，陈师曾与程康曾比邻而居，相交甚契，常互赠有无。程千帆年少时也得陈三立赠联，又与陈登恪在武汉大学共事数十年。而程千帆与陈寅恪结交于成都，1944年秋陈氏在华西大学开设“唐史”、“元白刘诗”课程，吸引了周边其他大学的师生去听讲，据周勋初记述，慕名而来者甚夥，坚持到底的不多，仅孙望、程千帆等少数几人。
期间，程千帆多有请益，甚至谈到了外语学习的问题，两家私下也有来往，顾颉刚日记就记录在陈家遇到了沈祖棻。由于陈寅恪眼睛失明，不久就停止了授课，但短短数月令程千帆大受裨益，在此后数十年努力践行着陈氏的治学方法。程著以史实考订为本，自如地运用诗史互证之法，再辅以深透的艺术分析，精义迭现，成为文史结合的典范，确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一脉相承，他说过：“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传统学术基础比较厚，老辈学者像冰山一样，基础在水底下，浮出水面的才一点点。陈先生一辈子没讲经学，但他偶尔引用一些经学，也非常内行。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礼仪》附论《都城建筑》，引了很多《周礼·考工记》即是一例。一方面，有传统的基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思考得更广阔。包括用新的眼光来理解它。一方面，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不是生搬硬套，是溶解、渗透，这里面有非常严格的界限。这可以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后一辈的朱光潜，现在还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王元化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把传统文学文化与外来的文学文化相渗透，相结合，结果无论在文献学本身，或者在文学历史或文艺美学的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程千帆曾自言，他某些学术思考起自陈寅恪，如《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参考文献就开列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韩愈与唐代小说》和《元白诗笺证稿》等，在具体阐述中也引用了《论韩愈》中的段落。另一篇论文《〈长恨歌〉与〈圆圆曲〉》同样受陈寅恪启发而作成。他常常提及陈氏之研究，建议友人、弟子多阅读、领会其著作。但他又不为尊者讳，明确指出过陈学说上的某些缺失。程千帆熟知陈寅恪的学术理路和为文之道，所以对其评价相当中肯，如胡适、钱穆等均批评陈文不高明，尤其是钱穆指斥陈文“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所宜”。程千帆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指出陈著与汪中《荀卿子通论》、章太炎《五朝学》和黄侃《汉唐玄学论》等名作近似，“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证据确凿，文风雅健，兼思辩与艺术之长”，它们“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仅是文章之美。”
在他看来，陈氏文风是与治学模式、学术语言和立身之道融为一体的，嘲弄其不擅文字显然不妥。相反，他推崇这种风格，认为陈文“不作空泛之论，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以微见著，既微观又宏观，通融无碍”，已达化境，唯有王国维堪与之媲美。他又通透地指明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其实“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程千帆对陈诗作过评价：“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以逮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晚经浩劫，所存虽仅寥寥百十篇，而于近百年中时局之变幻，世运之迁移，莫不寓焉。”认为陈诗渊源有自，在内容上承续了杜甫、李商隐、韩偓、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等对时代史实和个体精神的书写，在体式上亦是如此。他也关注涉及陈寅恪的著作，如与舒芜讨论过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认为“陈寅恪热”出现的原因是人们试图重思文化的发展路径问题。
陈寅恪
陈寅恪为学方法与众不同，在阅读时凡有所得或有所质疑遂于书页空白处提笔加注，待全书阅毕，将批注予于整理就是一篇精到的论文，《〈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也是这种产物，它的批注对象包括小说原文和汪辟疆笺注，大体有以下几类：一、纠谬。如《柳氏传》有“昌黎韩翊有诗名”，陈寅恪指出“翊”当作“翃”，《顾氏文房小说》本《本事诗·情感第一》载有该故事，“翃”亦讹作“翊”，他又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纠正了韩翃籍贯实为河南南阳。二、注释或补证。如《冯燕传》汪辟疆注解释曾布《水调七遍》即咏冯燕事，并抄出《排遍第七攧花十八》全文，陈寅恪批曰：“子宣大曲之词，即用表圣诗语。盖唐诗、宋词其关系渊流密切如此”，点明曾布词化用了司空图诗，于此见出宋词对唐诗的承袭。如《东城老父传》有“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陈寅恪举证了《唐会要》七二“军杂录”条，《新唐书》二四《车服志》，《通典》一六九“刑典守正”条，《隋书》十二《礼仪志》“大业时衣冠”条，《旧唐书》四五《舆服志》，《唐语林》七“补遗”条，分析了隋末唐初王公、官吏、军士和百姓的着衣规制和特点。三、申抒己见。如《唐人小说题辞》引赵彦卫《云麓漫钞》：“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陈寅恪批云：“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者。”
他以为古文适宜用来作小说，古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促成了小说创作的成功。元稹《莺莺传》，白居易《长恨歌》流传广远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新文体的产物，与古文运动关系密切，有便于创造、备具众体的优点。白居易自言己作叙事病在琐悉，苏辙讥讽《长恨歌》不及杜甫《哀江头》，其实是不明了文体不同，繁简亦有异。四、质疑。如《莺莺传》有“因命拂琴，鼓《霓衫羽衣序》”，陈寅恪批曰：“琴中有此序，所未闻，俟考。今东洲所传之《清海波》，据云即《霓衫羽衣散序》之音，未能定其确否，要为有本，非臆说也。”此外，其中还有些评点，如他称许了元稹的文学才华，对其人品却有所诟病。陈寅恪强调做学问须把分散的诗集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以“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否于纠正。”在上述批语中，他就充分利用新、旧唐史，唐诗或唐文，唐人小说或笔记，和《资治通鉴》等后世典籍相互印证、相互阐发，既论及小说作者、创作年代和内涉史实等基本信息，也关注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和典章制度的变迁，对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