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作品《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曾在法国文学圈引起巨大争议，波德莱尔本人也受到同时代人的激烈批判，有些评论家指责他的作品道德败坏。但他逐渐被后人所理解，《恶之花》也被视为诗歌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法国当代诗人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曾言：“言语之实从未如此好地展现，我将这本书视为光。”
3月21日下午，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了诗歌活动“诗人的春天：波德莱尔在中国/法国”。该活动背景可追溯至1998年，时任法国教育部长的雅克·朗推出以“诗人的春天”（Printemps des poètes）为名的诗歌文化节，在每年3月春天到来之际，用一个星期庆祝诗歌和诗人。每一年，他们都会选定一个主题作为活动主要议题，今年的主题是Désire（欲望）。
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
本活动的主讲人之一安德列·居约（Andre Guyaux）是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授，也是比利时皇家学院法语语言文学院的成员，研究领域涉及19世纪的诗歌，尤其专注波德莱尔和兰波（Rimbaud）的研究；另一位主讲人杨振教授，是复旦大学法文系的专家，也研究上海文化史，即将出版专著阐述波德莱尔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度。以下内容根据两位教授的发言整理。
杨振在活动现场，大屏幕上的是安德列·居约
安德列·居约：波德莱尔一生的不幸和留下的财富
波德莱尔出生于1821年，迄今正好是200周年。在这200年里，他的故事还在不断流传，谈及19世纪的法国诗歌，就会谈到波德莱尔一生的不幸和留下的财富，以及他给巴黎文学圈带来的影响。
波德莱尔出生时，法国正处于复辟时代，波旁王朝恢复王权，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查理十世在1830年丧失了王位，当时的波德莱尔才9岁。同年7月，法国迎来新的皇帝路易·菲利普，他不再是法国的国王，而是成为法国人的国王，他的王朝被称为七月王朝。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波德莱尔接受教育并觉醒了文学意识。
波德莱尔非常厌恶七月王朝政权，在整个政权统治阶段，他内心十分痛苦，以至于拒绝服兵役，甚至为此入狱。1848年，法国再次发生起义，由左派人士主导的共和派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波德莱尔特别高兴，他配备了手枪和武器，上街加入了共和党起义的军团。这份兴高采烈不仅出于对政权的厌恶，也出于私人恩怨——他想借机推倒身为七月王朝联盟军将军的继父。
在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的政体转变为法国第二共和国。在此之前的第一共和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只维持了三年时间，在1851年，拿破仑又发动了起义，推翻了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帝国。由此可以看出，在波德莱尔的人生当中，政体变化迅速，青少年时期是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成年后又经历了拿破仑的第二帝国。
波德莱尔从小就发觉自己对诗歌非常敏感，他喜欢拉丁语，常用拉丁语写诗。彼时，波德莱尔是法国一所著名中学的学生，高考后，母亲和继父就把他注册到大学的法律系。但是，波德莱尔向父母宣布他想成为作家，父母觉得这简直是家庭的一场灾难。随后，家里决定把他送出去做一次长途旅行。此时的波德莱尔，年仅20岁，坐上船，沿着非洲的海岸线长期航海出行，来到莫里斯岛和布鲁布姆岛。这趟航行本应当更久，但半途中他放弃旅行，原路折返至法国，成为巴黎的作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德莱尔一直在写自由诗。同时，他还有其他爱好，比如绘画，日常也经常参观博物馆，观看巴黎的很多展，特别是巴黎的沙龙画展。因此，他最早是艺术批评家，以此身份进入巴黎文学圈，继而发展出一种波希米亚式的诗人身份。
波德莱尔最早的诗篇发表在比较小众的文学杂志上。直到1855年，一个较为著名的法国文学杂志《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接收了波德莱尔的18首诗篇。《恶之花》就构成了诗篇总体的名字。同年11月，《费加罗报》杂志发表评论，针对波德莱尔的作品语气严厉，极不欣赏。
波德莱尔可能预计到大的灾难即将到来，这一类的批评可能会持续，作为应对，他开始准备出版诗集。1857年6月，他出版《恶之花》，一共收集了100多首诗。当时，《费加罗报》也关注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在法国报刊中，现在的《费加罗报》是非常重要的报刊，但在第二帝国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份讽刺性的小报。时任《费加罗报》的记者，也是主编的女婿，在同年7月发表文章批判《恶之花》。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一种揭露。在它发表后，法国的内政部长很快就关注到，并向法国的司法部长专门谈了《恶之花》的问题，于是波德莱尔不得不出现在法庭上，他也非常惊讶自己的作品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初版的《恶之花》，上面有波德莱尔的笔记
对波德莱尔的攻击主要是两条：一是败坏宗教道德，他的几首诗被视为渎神，比如提到撒旦，对神不尊重；二是有伤公序良俗，比如说，他的一些诗歌属于色情诗歌，对性的描写太为露骨。在《费加罗报》上点名批评的几首诗兼具二者的罪名。这是对他的第一波批判。
几周后的1857年8月20日，法庭宣布第一次开庭，宣判的结果就是：第一条罪状未成立，第二条成立。当时的法官是巴黎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律师，他曾发表批判文章，辩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有违道德风尚，但没有获胜。于是，他仿佛怀着某种仇恨，希望通过波德莱尔的案子扳回一局。
在这两条公开的开庭理由之后，其实暗藏着第三条理由，即现实主义。这也是实际上让读者们震惊的一点——波德莱尔描写了世人认为不应当写给读者阅读的内容。其中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诗，以腐败动物为题。这首诗歌在当时的民众中阅读量很大，它描写诗人陪同一位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性散步，这两个人偶遇了动物的尸体。波德莱尔在诗中详细描述了一个动物已经死亡、肉身不断腐烂的场景，同时对陪伴他散步的美女说：“看，将来你也会变成这样。”
就是这首被广泛阅读的诗歌，引起了读者的极大震惊。但这类“现实主义”带来的感官冲击，不足以成为司法条款，更不可能被提上法庭批判。此外，波德莱尔也不认为现实主义是他写诗时的考量标准，他认为诗歌展现的是一种神学的原理。最后的评判结果是，波德莱尔本人及其编辑都被罚款，同时要求编辑把已经发表的《恶之花》当中六首相关诗歌删除。
当我们提及波德莱尔在法国的接受度时，我们最先就会想到这场官司和对他的批判，这些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正如福祸总是相依，也给他带来了荣光和声誉，使他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受难者。
波德莱尔自己也非常努力地修复事业和声誉，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步修复工作就是借助这场误会把遭受的谴责理论化。波德莱尔认为我们完全误解了他的作品，这本书是为了揭露恶的存在，书名就叫《恶之花》，应该由能够理解它的人阅读，而不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女。同时波德莱尔也认为，这个世界上误会和不公正无处不在。第二步修复工作就是出版了第二个版本的《恶之花》。当然第二版中没有把被禁掉的六首诗发表出来，而且增加了很多未曾见过读者的美丽诗篇。再版的《恶之花》于1861年出版，所以他一共做了四年的准备，去调整、发表这一部著作。而且，新的版本中蕴含的内容更为丰富，除了诗歌，还有艺术批评、散文诗和建筑报刊的评论。
第二版《恶之花》
实际上，即使波德莱尔开展了一系列修复工作，也一直备受争议和批判。针对第二版《恶之花》的批判文章不断出现，这类批评一直持续到20世纪，我称之为“反波德莱尔派”。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就是反波德莱尔派的代表，他在二战之后写了一本专著。萨特认为波德莱尔错过了历史的潮流，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做了一个反进步的事情。
在反波德莱尔派诞生、发展的同时，波德莱尔的有生之年中又出现另外一个流派，就是他的追随者和欣赏者。第一批欣赏波德莱尔的人，大多数本身就是诗人，他的拥趸中还有一部分人希望成为他的弟子，将来也可以成为波德莱尔式的诗人。例如，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乃至去世后，他的支持者中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其中马拉美（Mallarmé）、魏尔伦（Verlaine）和兰波构成了法国诗歌的革命。波德莱尔曾言，“只有诗人才能够理解诗人”。
马拉美
杨振：波德莱尔在中国
波德莱尔最初是以挑战常规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波德莱尔的作品必然蕴含革新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最初进入中国时所引起的反响中。1921年正好是他百年诞辰，较多文章集中出现，这一年也恰好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之下。“五四”的文学背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反传统，质疑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因为他身上蕴含着一种革命的力量。
具体到1920年代初，以周作人对波德莱尔的评论为例子。周作人写了一篇文章，简单来讲，他认为波德莱尔虽然在《恶之花》里使用了一些让人不快或不道德的字眼，可这些字眼背后有它的内涵。要解释清楚这个内涵，我需要将周作人的长篇论述总结成两点：
第一，就是代表了诗人从传统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转变。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诗歌往往是一些较为固定的程式——花、月、竹、水、山，被认为具有诗意，从道德层面上是比较善的意象，但是周作人批评传统的中国文学家，认为他们离现实生活太远，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所面临的压力、拘束和对生命力的压抑，这一点实际上觉得传统的中国诗人不具有面对现实的精神。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当中，用恶的意向，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直面人生的态度。
第二，恶的意向也代表着对社会不公的呐喊。当然这要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即国民性批判的背景。此外，周作人是受到日本影响的批评家，所以波德莱尔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来源，它标志着波德莱尔在中国的阅读和接受的世界主义。而世界主义也一直陪伴着波德莱尔在20世纪的接受，包括今天波德莱尔在中国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与英美知识界的转译和介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到了1930年代，波德莱尔仍旧是一个跟生命有关的关键词，但不再涉及社会批判的层面。一个个案是梁宗岱的解读。梁宗岱从波德莱尔的《契合》这首诗当中，读出了象征主义理论的再现。他将波德莱尔视为象征主义的先行者，也认为象征主义理论在《契合》里面得到了完美的表达。他将《契合》解读为创作者与他所创作的对象（主要是大自然）之间完全的契合，也就是情景交融。他认为，只有在情景完全交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创作出隽永的作品。创作者和他描绘的自然之所以能够有所契合，是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山水，都处于一个大的生命律动当中。也就是说，人是一个生命，他有他的律动，自然界的生命也有它们的律动，有大的生命的一环，当不同的作品描写同样的自然景象时，那些特别美的作品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就是通过一种韵律再现了宇宙的节奏，给我们一种极为宏大和诗意的感受。这是1930年代从生命的角度阐释波德莱尔，是从诗歌创作美学的角度展开的。
不论是梁宗岱还是周作人，实际上都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波德莱尔，周作人更多讲生命力的压抑，梁宗岱则是讲生命之间的融合。虽然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享有一个较为相像的前提，那就是很大程度上承认文学的普遍性、普适性价值。到了后面，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阶级观念变得越来越重，左翼文学影响力也逐步增大，文学的普遍性、普适性价值开始受到质疑，连带着对波德莱尔批评的声音也日益增多。
如果我们用几个大的问题，简单地总结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波德莱尔的接受度，我们也许可以说，20年代讨论的是“波德莱尔是不是一个颓废的诗人”，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也有人说虽然波德莱尔是颓废的诗人，但他的颓废的背后有生命的意志。
到30、40年代，新的讨论是“波德莱尔是不是一个过时的诗人”，时间性出现了，有一批波德莱尔的支持者，从文学普适价值的角度来替波德莱尔辩论，证明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并非过时的诗人。
再后来，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波德莱尔就不再是“一个过时的诗人”，而是“一个不再受欢迎的诗人”。
1980年代以后，波德莱尔的作品逐渐可以被翻译和评论，他又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后，中国的学术体系开始慢慢构建，其中包括对法国文学的研究。现在市面上最全的波德莱尔作品，是郭宏安教授的译作，但郭老师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做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由此才接触到波德莱尔的研究，进一步接触到波德莱尔的作品并翻译。这个过程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波德莱尔在中国接受度的转变。
郭宏安译《恶之花》，漓江出版社，1992年8月版
钱春绮译《恶之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
199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国家资助了城市文化相关的很多研究，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其中波德莱尔就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象征和符号，又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点话题。
波德莱尔和上海也具有亲缘性。举个例子，关于上海城市文化有一本书叫《上海摩登》，由李欧梵老师所著。在中国的近代史当中，上海的形象曾经历过一再变迁，从正面到负面再到正面，而这个变迁和中国现代史的发展模式相关。上海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边缘化，因为它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遗泽，是一个颓废的文化符号。如今的上海重新变得正面，成为城市富强进步的象征，在当代话语中重新获得合法性。而《上海摩登》写于1980年代，为了写书，李欧梵老师几次到上海实地考察，彼时的上海刚刚走出冰沉期，他想从报纸和史料中还原先前老上海的文化氛围。但当他发觉1980年代的上海与他的想象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就想起白先勇老师讲的，“上海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一个半老徐娘”。这和波德莱尔的关系就在于，后来李欧梵老师在加州大学和孙悦溪教授合开一门现代主义的课，他提到波德莱尔的《天鹅》，其中有一句“Paris change! ”（巴黎在变），这句话深深地引起他的感慨，让他联想到上海的变化，中国现代史的变化。
在民国时，对《天鹅》这首诗感兴趣的人很少，谈及波德莱尔的诗，很多人会讲声、香、光、色这样的世界，即与感受性有关的内容，《天鹅》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直到当代，它不止一次被解读，成为历史变迁的寓言。由此而言，在不同的时间段，人们对于波德莱尔作品的阅读重点是会发生改变的。
最后补一点，波德莱尔作品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上海这个城市对创造性的接受度，也是波德莱尔和上海亲缘关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