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谁真正拥有历史？——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牛津大学史学教授、国际关系史专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从历史和集体记忆、个人认同、记忆与遗忘、专业史家的职责等面向切入，剖析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来认识过去、理解现在和想象未来。本文摘编自该书“余论”部分。
2001年9月11日傍晚，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纽约一家酒吧无意中听到了两名男子的谈话，其中一个人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而另外一个人则问道：“珍珠港事件是什么？”第一个人回答道：“就是当年越南人在某个港口投下炸弹，从而引发了越南战争。”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竟然可以错得如此离谱，然而不了解历史对他们来说真的有关系吗？我认为有关系。一个公民如果无法将当下发生的事情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同时还对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他就很容易被那些号称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训的人灌输其创造的历史叙事。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牺牲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历史被用来加强某些群体的团结、为错误对待他人的行为辩护、支持某个特定的政策和行动方针。对过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挑战教条主义的陈述和笼统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
倘若酒吧里那两个不了解历史的人知道珍珠港事件，他们就会明白，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与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的珍珠港事件是美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如今的“9·11”事件则是一起恐怖主义袭击。这个区别也进一步表明，美国对待恐怖主义的战术和战略都将与过去有所不同。尽管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内的许多人都在说要发动一场反恐战争，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具有误导性。因为战争都是针对确切敌人的，而不是针对某些思想的。战争往往都有明确的目标，一般来说是迫使敌人投降，但反恐战争却没有明确目标。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也全然不像当年的越南战争。
“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此都感到非常震惊、愤怒和恐惧，此时对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能够冷静清醒地思考。首先，他们要明确到底谁是敌人？在这方面，历史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回顾历史，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基地组织及其目标，而且还能明白这个组织对西方充满仇恨的原因。历史也提醒美国人，他们的国家过去在世界上是如何行事的，在面临威胁时他们的国家又做出过什么行为。然而，美国政府在准备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时，基本都忽略了这些提醒。世贸中心遇袭一年后，美国最有思想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的保罗·施罗德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9·11”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变化？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好》，敦促美国政府应该把“9·11”事件放在更长历史时期和全球背景下考虑。他在文中说，这次袭击的确很可怕，但它并没有对美国造成长期的损害。诚然，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但局势却不如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所遭遇的那样严峻。然而，小布什政府却利用“9·11”事件宣称，美国有权在不与盟国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磋商的前提下，自行决定在任何时间向任何对象发起攻击。施罗德在文中写道：“我们很难理解、也不可能夸大，这种小布什式的新说辞究竟有多么新颖、全面，以及将给世界秩序与和平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和破坏。它违反了过去五个世纪中不断发展的国际体系的两大基石：独立原则和司法平等，以及国际体系中各成员间的协调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指各个国家间的关系）。反过来，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些独立的国际成员需要组成和参与拥有共同目的的组织，并且遵循公认的规范和行为，特别是那些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定的规范。”此外，美国正在放弃与其他国家合作维护世界秩序的历史传统，并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时放弃了长期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更糟的是，正如巴格达中央监狱（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体现的，这将破坏和削弱美国一贯以来对法治的尊重和重视。
历史可以通过为我们提供一些过去的背景和事例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的世界。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因为没有好的问题，我们很难条分缕析地思考。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而历史经验则教会我们如何评估这些信息。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时，他们就像法国司法系统中的预审法官那样研究历史事件。历史学家会提出疑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历史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证据，尤其是当证据与我们已经做出的假设相矛盾时。目击者说的一定是真话吗？我们如何衡量一个版本的说法胜过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我们是不是提出了正确的或是唯一的问题？历史学家还会进一步质疑过去发生的某一特定事件、想法或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究竟有多重要？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历史不会对所有问题都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同时也告诫我们，认为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有一种或只能采取某种行动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考虑其他可能性，并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无论对证据还是全面的解释都保持怀疑。1893 年，驻扎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司令、海军中将乔治·特赖恩决定亲自指挥夏季的海军演习。当他下令将两列平行的战舰调头时，他的军官们试图指出此举将会让两舰发生碰撞，因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发现，两舰需要的最小转弯半径大于它们之间的距离。当时，他手下的军官们却只能沮丧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旗舰“维多利亚”号被“坎博当”号撞上了。特赖恩不相信自己的旗舰损坏严重，并命令附近的船只不需要派出救生艇救援。结果后来“维多利亚”号沉没，特赖恩和357名船员一同葬身大海。此外，在“轻骑兵的冲锋”事件中，当一群英国轻骑兵在错误的指令下直冲俄国人的炮兵阵地时，也同样反映了我们人类的愚蠢。愚蠢的不仅仅是指挥冲锋的卡迪根勋爵，还有允许他成为指挥官的军事体制。正如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这是一个我们一遍又一遍在历史中反复读到的故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就是历史上那些他们觉得任何事情都异常顺利的时候。”
谦卑是我们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的最有用的教训之一。正如英国著名文学家约翰·凯里所言：“历史最有用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明白，过去几代人是多么强烈、真诚和痛苦地追求他们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如今在我们看来又是多么荒谬或可耻的。”例如，过去有很多人曾誓死捍卫奴隶制度；那些所谓依据科学的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多人曾断言人类种族有优等和劣等之分；甚至几十年前还有人觉得女性和黑人不可能胜任工程师或医生的工作。
历史也鼓励现在的人们反思自己。英国小说家哈特利曾经写道：“过去就像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的处事方法与我们截然不同。”比如，中国历史上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将，或者罗马帝国时期的家庭形态与当代西方的核心家庭也截然不同。这些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与现在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组织形态。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观之间都是相对的，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曾优雅地描述道：“研读历史就像访问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做的事情有些与我们相同，有些不同。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自己所谓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
如果历史研究能够教会我们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必须继续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假设，并提出质疑：这些假设的证据在哪里？或者这个假设还有其他的解释吗？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以历史的名义提出的宏大主张，以及那些号称一劳永逸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人。
最后，我唯一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享受历史，但应该始终严谨地对待历史。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加拿大]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孙唯瀚译，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