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公共考古的兴起，对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日益风行，似乎成为考古工作的一项标配。在这热闹的背后，此类活动的有效性和价值已被一片喝彩声所掩盖，似乎是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宣传活动的标配，成为一种无须讨论的正确选项。在此情形下，来些许冷思考或许能够促进考古与直播间的更好融合。
考古是通过获取实物资料来探究古代社会一门学科。电视直播则属于大众传媒范畴，是在事发现场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以采访者、目击者或者亲身参与者的身份，采用完全纪实的手法，边摄录、边报道、边同步播出的报道样式，将有效信息传递给受众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所视即所得，具有快捷性、真实性、直观性和生动性等特性，具有短平快的优点。因此，对考古现场的直播成为向公众传播考古成果和知识最为快捷、最为直接的方式。考古直播过程中，相关参与者要考虑好两个问题：播什么？怎么播？
本文原题《播什么？怎么播？——考古现场直播刍议》，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1年1月1日7版，“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30日首发。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播什么？——挖出什么就播什么，果真如此简单？
夏鼐先生曾指出考古的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含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含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夏先生实际是点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渐次推进的三个层次：多种方法、途径获取各种考古遗物、提取信息；对各类资料的综合研究得到相应的历史知识；由相关资料阐发出的解释和规律等。此过程构成获取——研究——阐释的三部曲。相应的，考古直播应当是对这个链条的完整展现。
现在电视直播仍然更多的停留“获取”的层面上，着重于发掘进程的跟踪和出土遗物的展示。基本模式是记者对着某件出土遗物侃侃而谈，什么东西、啥时候的、干啥用的、仅此而已，浅尝辄止。这是否就是考古直播的全部呢？
首先考古发掘的对象多元，涵盖了古代人类留下的各种类型遗存，包括城址、居址、墓葬、石窟、窑址等。墓葬的发掘工作仅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远非全部。而现实中直播对象的选择上，很多是以棺椁揭开、地宫重启、国宝再现等为卖点，如老山汉墓、九连墩楚墓、雷峰塔地宫、杭州雷峰塔地宫、南京大报恩寺地宫等莫不如是，最著名的当属海昏侯墓的直播。对于遗址发掘的直播殊少，在我印象里，仅有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等寥寥数处。难怪，社会上一直戏谑“考古是盗墓”，媒体如此选择直播对象益发加深了此种印象。
在具体直播过程中，镜头似乎更为关注出土的遗物的可视性，镜头总给着他们所认为最重要的，最好看的遗物，似乎要搞成一个献宝会才罢休。在考古人眼发掘中，任何出土物都有它的价值，都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不能厚此薄彼。只有各种信息的综合，才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当时的社会景象，非独独某些精美器物能够涵盖的。这样做的后果是将整体的发掘成果碎片化，使一副完整的山水画割裂呈单独的小品，终究无法窥见原貌。
直播过程中还习惯于总结出一二三，范围可以是全世界、全国、全省，也可以是周边区域等等，再加上“最大”“首次”“最多”“首次”“最重要”之类的帽子，在此基础上点出子丑寅卯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其重要价值。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古发掘如果被直播直接提炼成一些关键词，岂不是学科的悲哀。此外，圈内有句话是“说有易说无难”。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原有认识不断被刷新的情况下，总结出这些“最”的意义何在？一不小心就成了哗众取宠的笑谈。
在考古工作中现场发掘仅仅是开始的第一步，后续还有整理、编写报告和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这些都是考古工作不可或缺，甚至是更为关键的部分。但随着前期轰轰烈烈的结束，各项工作走向正规，归于沉寂，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吸引不了直播的镜头。去年对海昏侯实验室考古的直播，则可看作是以往开棺直播的延续，并非是对后期工作的展示。
同时考古并非简单挖土取物，而是一个系统提取多方面信息的过程，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也有着相应的取样分析、整合研究的过程。可能是因为那些工作过于无趣，可视性差，观众们不喜欢看，也就提不起直播的兴趣。
怎么播？——摄像机镜头跟着铲子走就可以了？
考古工作并非简单的挖土取物，而是采集各类信息并加以综合分析研究的过程。因此，很多工作并非是在现场就能够解决的。譬如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绘有孔子像的镜架，最开始判断是屏风，也直播宣扬出去了。虽然这一改动对于“最早的孔子形象”的推断并无大碍，但总觉得有所美中不足。
考古工地有着严格的管理规程和操作流程。现场直播的介入，是否会干扰到正常的考古工作？影响到原有进度？或者对出土文物产生副作用，都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掘过程中，某些脆弱质文物需要紧急现场处置，如果为了照顾直播的需要，处置是否会有所延宕？同时直播时，大量直播设备的进入，特别是大光源直接照射，是否会对这些脆弱质文物产生影响？这些都是直播介入前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在直播过程中，不仅仅有直播人员的参与，考古工作者在其中应当起到主导的作用。相较于其他人员，领队等现场发掘人员更为熟悉发掘资料，更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但在直播过程中，经常是某些自以为是的记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从发掘者处听到的只言片语在那里自由发挥，天马行空，传播着一些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知识。更有甚者，要求被采访者按照自己的需要说出某些结论。记得又一次，笔者曾被同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变着花样的“拷问”了半个多小时，只是他们希望从我嘴里说出他们希望听到的那句话。幸好，我挺住了！如果从你嘴里哪怕前面加上无数个“也许”“可能”“我推测”之类的修饰词，在记者眼里完全可以无视的，最后可能被剪辑成他们所需要的语言。
还有人提出在考古现场进行实时直播的方式，将考古工作的每个环节都直接展现出去。暂且不谈日常很枯燥、无趣的挖土过程是否具有观赏性，值得采用如此方式传播，仅就个人而言，在摄像机干活总是觉得很不舒坦的，有种被偷窥的感觉。
考古发掘和电视直播虽然分属于两门学科，有着各自的诉求。但终究是为了将最近的考古成果奉献给大众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现场直播也和新闻一样，也是由5个W和1个H（Who、Where、When、What、Why＆How）的基本要素构成，也是需要展现给观众们全方面的考古现场，而非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点到为止。现今的现场直播更多的是割裂式的、献宝式的和浮夸式的。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传媒与考古深入结合，遵循考古工作的客观规律和传媒业的基本法则，互相倾听，充分沟通，共同将这项工作做好，别再像现在很多所谓的直播，透露着浓浓的“胡八一”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