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实在是太谦虚了。
他套着羽绒马甲，坐在院子里，为我泡了一杯龙井。暖壶是最老式的铁皮暖壶，外面裹着藤编的套子，小茶壶上用魏碑刻着“毕业二十周年纪念，一九八二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七八级”。
他笑着，“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言下之意，他对自己过往的作品不太满意。其实早在30年前，他的小说“夜泊秦淮”系列就已经令人赞叹不已。
“我的字典里没有最字，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用‘最’，如果有，那就是最喜欢文学成为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他说，“这是很幸福的。”
“警惕所有光亮的词儿”
任何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只要翻开当代文学史，学习“1980年代后期的小说”，一定绕不开“先锋小说家”叶兆言。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既推崇他的“文人”情调和文化包容性，也承认他的创作给“热衷于归类的研究者出了难题”。
1980年代末，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鸣惊人，叶兆言以一个“世故而矜持”的叙事者形象登上文坛。
《枣树的故事》讲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叫岫云的女子，和三个男子发生的爱恨情仇。这篇小说的实验色彩浓厚，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夜泊秦淮”系列由中篇小说《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组成，讲述从清末到1940年代南京城里小户人家的悲喜传奇，士绅门第里的情欲角逐。著名学者王德威的评语中肯且不失韵味：“戏仿民国春色，重现鸳蝴风月。”
“鸳鸯蝴蝶派”是辛亥革命后流行的言情小说流派，虽然与“人生飞扬”的五四新文学大不相同，但在1980年代以来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和关注。近年来不少评论家都承认其发扬了晚明以来的“唯情主义”，坚持和保证了“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
叶兆言的“重现鸳蝴风月”，很大程度是有意的戏仿。他自己总结：“《追月楼》是一个当代人重新写的《家》，《状元境》是对鸳鸯蝴蝶派的反讽，《十里铺》是对革命加恋爱小说的重写，《半边营》是对张爱玲式小说的重写……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正在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写硕士论文，通过这些小说来调侃一下现代文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夜泊秦淮”系列是历史叙事，“挽歌”系列表现了死亡意识，“古老话题”则是犯罪故事，《花影》《花煞》是怀旧神话，《没有玻璃的花房》又成了成长小说……叶兆言不断地变换写作的关注点，目的是“扩大写作半径”。“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和“先锋派”，都无法准确地将叶兆言“罩住”。
“作为作家，我希望自己千万不要被某一种理论预设限定，一个作家要飞得更远点，飞得更高点，尽量地不要作为某一个流行集团中的一员。”叶兆言说，“文学是单数。先锋成名之日，就是先锋消亡之时。”
1980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那个时代的著名小说家、诗人，和今天的歌星影星一样，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但叶兆言看待80年代，并没有那么壮怀激烈。“我们这代人看80年代，肯定会有一些个人感情色彩，充满诗意，毕竟它是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作为文学来说，它有被拔高的一面。有些作品被埋没，有些作品被夸大……那时的文学是变异的，它甚至会代替政治和法律……现在，文学反而变得纯粹了，成了真正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
对“人文精神讨论”这个90年代不少文学界人士参与其中的思潮，叶兆言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想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两种人，一种人喜欢问别人，一种人喜欢问自己。前一种态度的人总是在向别人追问，总是和别人过不去，他总是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给问糊涂了。追问别人常常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深刻：‘社会上有这么丑恶的现象，作为一个作家，你还在心平气和地写作，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我们吃饭仅仅是为了活着吗？’”
“我总是提醒自己，永远都不要去做那种假装深刻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显然是个没有太多信心的人，高大上与我没任何关系，我不习惯用问题去为难别人，更愿意做的事情是为难自己。”叶兆言说到此处，目光炯炯。“我是文革一代，对所有光亮的词儿都有警惕，崇高，民主……我们被大话空话伤害得太多了。文学不应该讨论红绿灯这种规则问题，而应该谈的是，人为什么闯红灯。”
“忍不住的关怀”
叶兆言谈起祖父叶圣陶时说：“祖父不鼓励父亲当作家，父亲对我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确实从小没想过当作家。”他开始创作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没想到一写起来便放不下了，写作成了“生理需要”。
叶圣陶既是作家、教育家、新闻人，也是编辑家，曾发现和扶植过一系列文学新人：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伯乐。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是叶圣陶的小儿子，才华过人，但因为1956年和高晓声、陆文夫等一起筹办了江苏“探求者”社团，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降职处分、下放劳动”。
据叶兆言回忆：“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拔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士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式的老好人、好老人。”
叶兆言的母亲是“锡剧皇后”姚澄，他回忆自己名字的来源：“我的名字是父母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这便有了“叶兆言”。
叶圣陶和叶至诚的创作，都有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主旨，而叶兆言作为“职业作家”，作品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多样，主题也并不鲜明。“他们毕竟不是职业作家，可能只有5%的精力放到写作，一个口号只能支撑一部小说。但是职业作家，要有95%精力用于写作，写作是不能重复的，光靠主题没法写。”
叶兆言的小说，几乎没有对某一主题单一的描摹和号召。一是他避免故作微言大义的“深度”，二是“人同此心的世故”、“亦嗔亦笑的风情”才是他的有意流露。虽然他集中笔墨，追忆秦淮遗事，编织市井传奇，但内在仍有对普通人生活、尊严的“忍不住的关怀”。叶兆言笑了起来，“对，是忍不住”。
“我跟自己都不愿意一样，还能愿意跟别人一样吗？”叶兆言确实不愿意延续所谓的“家族风格”，“有些人确实会那样，但真正的写作者是孤独的”。“我想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草地上扯一块大白布，天黑了，来了很多人，都盯着那块白布张望。我是个有点好奇心的孩子，常常会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研究倒影。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有些门槛过不去了，我便绕些道走点弯路，换个角度重新思考。”
虽然先辈们并不希望后辈“搞文学”，但一家四代人，到底都和文学有缘分。叶兆言的侄女叶扬也是一名作家，笔名“独眼”，早些年便在豆瓣声名鹊起，文字十分老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我们那时是退稿，没房子，现在的难处也是房子、工作”，叶兆言说，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三个过不去”
“我从写作第一天就有江郎才尽的恐惧。”对于作家来说，创造力有高峰，有低谷，更有消退。“写作就像女人的青春一样，你会感到她很美，觉得她像鲜花一样开得很旺盛，这都是假象，它其实很脆弱。”叶兆言说，“我有过这样旺盛的时期，但我也相信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有很多东西可能成为你的障碍：荣誉，得奖，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创作能力。更多的时候，你并不是受这样那样的影响，而是对自己黔驴技穷的挑战，你咽不下这口气，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个固执的老人一样。”叶兆言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每天凌晨起来写作，完成了一天的任务量，他就十分高兴，没完成，便焦虑重重。
“最近状态很好，每天都能写一些，所以这阵子心情也很好。”叶兆言语气中有着孩子般的得意。高度自律、甚至“自虐”的写作日程和作品的高产，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年纪—六十花甲。
“写作和革命一样，和自己过不去，和别人过不去，和当代过不去。”叶兆言抱着茶杯说，“作家必须要有这个姿态：革命者。”他又补充道：“要拔着自己头发飞到地球之外，要把石头推到山上。轻车熟路是文学的大忌。”
我给叶兆言讲了当下中国网络玄幻文学在美国走红的事儿，叶兆言看得很透彻：“文学最忌讳类型化和重复，网络小说很少能避免这个缺点。不过网络小说实际上给大家都提供了机会，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虽然说你不看，我不看，但是喜欢看的人还是很多的。那种入迷的程度，就像我当时看金庸一样。”
叶兆言也参加过一些网络小说评奖，他发现网络小说写手很厉害，把大脑中想的变成手中写的，几乎没有时间上的延迟，但是问题也很大，所有的悬念和结构都是程式化的。“大家确实需要看一些轻松的东西吧，”他无奈道，“生活都很累，很难再去动脑子。”不过，“网络阅读需要有双好眼睛，媒介不能决定内容”，他的确能从朋友圈里看到不少好文章，“真是好”。
他时刻保持着职业创作者的“警觉”和敏锐，听到美国小伙因中国玄幻小说而戒毒、可以类比《官场现形记》中昏官用毒品药丸戒鸦片，一迭声地说“这真是一个好故事”。在创作《刻骨铭心》之时，他也常常想到张爱玲的笔墨，“特别是那一段，《金锁记》里，曹七巧一句话毁了女儿长安的婚姻之后，张爱玲写的是‘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平时叶兆言深居简出，偶尔“出山”（他经常住在山里），也只是和当年同时期发表作品的老朋友联系。回忆起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叶兆言写了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他把这部小说定义为“成长小说”，“为什么叫没有玻璃的花房，因为花房是成长的地方，但是玻璃已经被打碎，我们就是成长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
“在小说中，还有一个寓言，那就是小说中的一个私生子，到底是男主人公的，还是他父亲的，这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政治运动改变了一代人，也造就了一代人，私生子就是那段岁月的遗产，他在今天仍然活着，成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
“你看那只鸟儿，多漂亮！”叶兆言忽然说。我循声望去，一只大喜鹊从院外的桂树间飞起，消失在烟雨蒙蒙的南京郊外。（文/荣智慧）
叶兆言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
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太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等。《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