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曾主政商务，对商务的文脉精髓有着更深切的体悟，对菊生先生的文化志业与人格精神有着更深沉的情思。本文即为王涛同志为商务120周年所作，希冀对当代的中国出版人和出版业有所裨益与参鉴。
张元济先生，字菊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圣人。他在出版这一不朽的事业中知行完备，至善至德，厥功尤伟，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时逢商务印书馆120岁生日，我们不由得再次向他致以特别而又真挚的礼敬！
菊生先生七十寿辰时，以胡适领衔，蔡元培、王云五等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家名流一起发起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在《启》中有一段经受了历史检验的评价：“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践行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特长。他早年就敝屐虚荣，致力文化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余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菊生先生是一个关于道德、人格和事业的丰富宝藏，不断地向菊生先生学习，汲取不竭的精神滋养，是一个有志于出版及文化事业的人之必修课。
壹
菊生先生1867年生于浙江海盐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曾中进士、点翰林，在“戊戌变法”时已有“维新救时之才”的声誉。变法失败后，他对官场极度失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志向，加盟商务印书馆，倾尽全力将其锻造成一个伟大的文化企业，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转型至为重要的时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不可替代性的杰出贡献。菊生先生是那一代中国杰出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菊生先生是一个人格与道德全方位高尚的人。他没有任何学究式或道德上的盛气凌人，他是那样的真诚，浑然如孩童，以致许多与他交往过的人以及后世许多仰慕他人格的人都觉得，自己身上那种目光短浅的真诚与他的真诚相比，简直不能算是真诚了。在菊生先生身上，真诚得更深刻、更无俗气、更显出清灵。在“百日维新”中，菊生先生并不是那种特别激进的维新派，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幸免被绑赴菜市口问斩。慈禧太后下谕旨：“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革职，永不叙用”。王锡蕃、李岳瑞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如若不因为与菊生先生同列朝廷处分决定，我们已经无由得识他们。先生当时仅32岁，如此人生劫难，却成了他展示仁人襟抱和情怀的际遇。他在危难时曾作诗一首：“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当时，守旧派的领袖崇礼兼任总署衙门的堂官，菊生先生偏偏每日依旧早到晚退，其意让崇礼可以随时在部里捕拿，为的是不要惊扰了家中的老母。可谓视死如归，潇洒得很。李鸿章曾在他最困顿的时候，托盛宣怀安排先生到南洋公学襄办翻译事宜。李中堂在得知先生任职南洋公学后，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近闻从事译局，沪上华译馆毂，又喜密还珂乡，得奉高堂之饮，兼修名山之业，读书养志，藏器俟时，自有千秋。”正是李鸿章的慧眼，为中国保留了这旷世的人才。
菊生先生主持南洋公学后仅三年的1901年，做出了一个让士林愕然的决定。他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公职，转而加盟一个在当时还仅是手工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如果穿越到当下，菊生先生相当于辞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甚至更高级的职务，转而到一个乡镇企业去当一个合伙人。我们必须对菊生先生加入商务的时代背景有真切的认识，那是一个无论在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中，都把商业精神当作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看作是不道德的社会。菊生先生的选择，实为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解和不屑。
菊生先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时势倒逼出来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势呢？邓实在《国学的历史》中有深刻的描述：“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菊生先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大大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深知中华文化的根基受到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文化式样已经无法与新式的传播手段相抗衡。他选择加盟一个手工作坊，看中的正是那用机器印刷、用现代手段营销书籍对社会转型的潜在功效。
菊生先生自作别官场后，就义无反顾，再无游移。1907年，清廷迫于形势再行新政，许多维新人士不仅平反，即获重用。先生也先后被外务部、度支部和邮传部启用，并委以高位。他都予以坚辞，不曾丝毫犹豫。8月11日，光绪帝下旨：邮传部“左参议著张元济补授”，菊生先生即日上书邮传部，恳请“代奏开缺”，态度坚决，毫无商量余地。辛亥革命后，菊生先生虽然与于右任、汤寿潜等人率先通电表示支持，但当汤寿潜邀他出席各省军政代表会议出仕为官时，即予婉拒：“务乞另选贤能，勿再相督。”此时，北京方面的袁世凯曾有心让先生入京任学部副大臣，先生即在《申报》刊登《张菊生启》，谓：“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终岁勤劳，仅博砚田之获，亦十有余年矣，何一旦改其初态也？”菊生先生一生经历过五个时代，与每个时代的最高领袖都有接触，光绪帝、袁世凯、徐世昌和蒋介石都无法将他延揽，他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太高。1948年，他被公推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位院士，成立大会上他第一个讲演，当着国民政府的党政大员，菊生先生大声疾呼停止内战，“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要为国家为民族研究各种的学术，更要和平。”以致胡适会后对先生苦笑着说：“先生的发言太煞风景”，对此，先生笑而不答。可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毛泽东主席同游天坛，并以诗信往来相交。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的讨论中先生说：“多说空话无益，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后，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来所积累的，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其后又欣然出任上海市首任文史馆馆长。我们对他站立时代潮头的睿智和眼光由衷地敬佩。
贰
人类在理性探索中永远无法回避的困境在于，理性探索的无限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东西方的思想家们在轴心时代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庄子讲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论生命之短暂》中说：“在所有的人中，只有那些把时间用于研究哲学的人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只有他们算是活着的。”康德多次对人类个体的理性认识与人类作为有机体的认识运动之间那不可调和的矛盾深以为憾。在这与无限与有限之间，需要一个中介，出版就是这样的中介。一本本书籍就如无限理性链条上的环节，把由短暂生命产生的伟大思想串接起来，使人类得以向着无限的理性探索不断地逼近。
以菊生先生为精神领袖的商务印书馆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对中国社会的转型，真正起到了当之无愧的中介作用。它所贡献最大者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编写新式中小学教材和各类工具书，把扫盲作为我们民族复兴最基础性的工作。虽然是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但深入到历史现象下的本质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过是文人墨客间的唱和文化，在一个以文盲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对这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起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的高稳定态就缘于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扫盲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含金量最高的工程。二是引进西学。在独尊儒术、皇权至上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视野和格局所致，其实仍然不过是识字的精神文盲而已。贺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当中国遇到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许多识字的精神文盲就如同在戈壁中行进的旅人，当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才发觉自己已经走错了方向，退回已无可能，前进更无把握。为他们“扫盲”，与为普通民众扫盲的意义相等。在菊生先生的主持下，以出版严复的《天演论》为发端，大量迻译西方学术名著，使中国的知识界茅塞洞开，相见恨晚，意义非凡。鲁迅曾生动地记录了《天演论》给他带来的精神震撼：“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胡适也说：“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胡适为自己名字特地选了“适”字，足见风气之盛烈。
菊生先生将出版作为他一生不朽的事业，是出于对出版在民族自立和文化复兴中浚瀹国人神智，育化新型国民作用的深刻认识。他曾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谈到：“国民教育之旨既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他从图存保种的急迫中，从民族文化复兴的艰难中，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出版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遂发下了“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宏愿。我想他一定是敏锐而又痛楚地意识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落伍，并不是近世的事情，在理与器的层面从有宋以来就早已落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虽然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都与出版有关，但这两项发明并没有对出版业本身以及社会进步产生实际的功效。蔡伦的造纸术既无配方传世，也无实物留存；毕昇的活字印刷既无工艺流程，也无技术标准。与谷登堡发明可以工业化生产的印刷技术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相比，中国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书籍；没有真正地对社会进步起催生和推动作用的出版业。中国是名符其实的文明古国，到晚清末年，出版先辈们为我们留下了八万卷古籍，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现存或是已经消亡的文明都不曾有过的荣耀。这几成中国文化史的常识，但菊生先生却从这常识中，看到了金玉遮掩着的尴尬。他曾坦陈，中国四万万人，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八股文，对世界大势、科学知识所知寥寥。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无独有偶，梁启超也曾谈及，中国四万万人中，当时识字的只有四万人，一万人中只有一个，谈何民权。张、梁二公引用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丝毫不影响他们所论及问题的真实和严峻。一个没有书籍、没有阅读的国家，就只能是菊生先生当时所目睹的那样混乱不堪受，悲惨不忍睹，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俊彦中，只有菊生先生对出版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根源性作用感悟和体认得最深、最透，他一生的功德的动力皆源于此。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生命的能量就会爆发，并激活在寻常情况下处于隐匿状态的生命的要素，顿时使生命与生活都璀璨得与众不同。菊生先生正是这样被激活了所有生命要素的圣人，达到了孟子所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境界。他属于这样一种人，遇到的挑战越严峻，所做出的反应就越超出人们的想象。
菊生先生做出版，立意和格局是极其高远的。在那样的动荡年代，辑校整理古籍，钩沉、探寻、保存中华文化的命脉。他花巨资四处搜寻古籍刻本，一时得不到同仁的认可，有的股东称这是他“徇一人之嗜好”，文弱的先生为此竟然声厉拍案。他以独具的慧眼和现代出版的运作，坚持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重大古籍整理工程，既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也带来极高的利润回报。文以载道的千年传承，到菊生先生这里有了新的境界。文化如果不与市场法则相结合，就称不上是现代文化，这个“文”已经担承不了“载道”的责任了。文化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传播，就永远无法对社会进步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华英初阶》《华英进阶》（1898）《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
叁
菊生先生的功与德，应该属于什么范畴呢？康德将人类的全部知识与学问纳入了真、善、美三大范畴之中，并用著名的三大批判来加以阐释。其中，《实践理性批判》考察的是至善问题。康德认为，人不应该只寻求世俗的快乐，而应该遵循道德行为准则，努力实现人格的尊严和崇高。康德说过：“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和与之相符的义务的唯一原则；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何责任，反倒与责任的原则和意志的德性相对立。”纵观菊生先生的一生，在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建立这段中华民族历史中会以其波澜壮阔、波诡云谲和艰难困苦而载入史册的时期，他应时势、遵道德、好公义、守素朴，在出版文化界做出了无人可以比肩的巨大贡献。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缘于他对使命与尊严的体认和践行，菊生先生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志自律的圣贤式的人物。他的人生是由强烈的使命感和意志力铸成的。百折不挠、遒劲奔放的生命力，精神上的创造力和人格上的征服力是属于菊生先生的。
1932年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
1932年1月29日，日军飞机连续向位于宝山中路的商务印书馆总馆投下六枚燃烧弹，焚余的纸灰飞达数十里外。次日，日军又来，总馆几近毁尽。3日后，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直到傍晚，一座巍峨璀璨的五层大楼焚毁一空。灰烬与纸片随之冲天而起，飘满上海的天空，向国人控诉那野蛮至极、毫无国格可言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日酋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2009年，当温总理视察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我把这句话讲给总理听，总理伫立在商务印书馆被炸毁的照片前，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难以忘怀的话：“文化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有的时候敌人比我们自己看得还要清楚一些。”在人类文化史上，凡是以毁坏书籍为目的的事件都是臭名昭著的。1453年5月29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奥斯曼的土耳其人攻占。茨威格曾痛心疾首地写道：“奥斯曼土耳其官兵在大肆抢劫的同时又进行了最野蛮的毫无人性的破坏。十字军在进行差不多同样可怕的洗劫时残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圣徒遗物和艺术品被这一群疯狂的胜利者又砸、又撕、又捣，弄得七零八落。那些珍贵的绘画被烧毁了，最杰出的雕塑被敲碎了，凝聚了几千年的智慧，保存着希腊人的思想和诗歌的不朽财富——书籍被焚毁或者被漫不经心地扔掉了，从此永远消失。人类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在那命运攸关的时刻，那扇敞开的凯尔卡门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人类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在洗劫罗马、亚里山大历亚和拜占庭时，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了多少财富。”这样痛心疾首的悲怆发问，同样要向那些日本人提出！
菊生先生最为悲愤的是：“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面对此大难，先生慨然出任善后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当时的心境，正如他给胡适的信中所言：“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傲慢是人类最根本的败坏，菊生先生从废墟中看到了日本人那浅薄的傲慢，决意不为他们所轻，这是一种坚强的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本体，世界上从来没有意志所不能达到的时空。当菊生先生拄杖站立在滚滚浓烟前时，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号召时，他那瘦弱身躯里所蕴藉着的强大意志力足以让那些刻意摧毁中华文化的人成为了一群屑小。
《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在1932年被毁之后，张元济识破日本人以毁灭文化以摧毁国人意志的险恶用心，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并编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勉励国人。
一则轶事很能表明菊生先生的人格风范。1927年10月17日晚，菊生先生在其家中被绑架。绑匪开价20万银洋。先生的确是那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圣人。他在给家中的信中赋诗两首，其一谓：“岂少白裘兼社夏，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先生在被关押期间，始终泰然处之，还为绑匪开方治病，绑匪也看到先生的内衣竟有破洞，始相信他并非劣绅。最后，家人在变卖家产交纳一万元赎金后，先生得以安全回家。先生在致丁文江的信中说：“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古今中外的圣贤都首肯并践行着仁爱与同情的精神，这种精神转化为这样一种观念：值得尊敬的不是吃喝玩乐的富人，而是贫穷、衰伤的人们，应当给予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更多的关爱与理解。这是浸透在先生的血脉之中的。在菊老身上，切实地体现了一种超越，即对自私自利的局限性的超越，正是这种超越带给他比物欲更深刻的满足和惬意。
菊生先生与王云五先生是商务的两大巨擘，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圣贤合璧，近现代文化史的一段佳话。菊生先生充满理想，是逐利世界罕有的清雅之士，有着传统文化人固有的坚守；云五先生是经营高手，是新旧转型不可多得的经营和管理强人。菊生先生一生清贫，述而不作；云五先生荣华富贵，著作等身。1945年光复之后，云五先生将参与国政视作六十人生新的起点，坚辞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无论菊生先生如何劝勉，终无法将这个文化高人留在属于他自己的舞台上。云五先生其后出任国民政府高级职务，特别是在任财政部长期间，推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失败，被弹劾下台。到台湾之后，他由于政坛失意，又再次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临终前，奋力执笔，为菊生先生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再续了张、王二公在文化史上的传奇。2012年，笔者在访问台湾期间，专程去台北阳明山云五先生墓前焚香致敬，时任台湾商务印书馆副董事长、八十多岁的施嘉明老人得知此事，激动得老泪纵横，晚上竟不顾高龄，豪饮金门高粱，百年商务情尽在酒中矣！
1914年，菊生先生曾亲书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他是真正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中国式文化人的典范。菊生先生九十大寿时，曾自撰一份挽联：“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却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己见太平来。”这幽默中蕴藉着旷达，欣慰中包含着期许，菊生先生所具有的人格境界和魅力，足以让后世人们长久地敬仰。
王涛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