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在梁庄》及其后《出梁庄记》的面世，让作家梁鸿笔下的这个小小村庄，成为非虚构文学研究不可绕过的样本，也引发了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关注。十年间，梁鸿不断重返梁庄，作家和笔下记录的人物一起成长，持续的观察汇成新作《梁庄十年》。
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梁庄”与“非虚构”中国——《梁庄十年》作品研讨会现场。
“梁庄”为十余年中国乡村变迁提供了怎样的经验结构和书写范式？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文本，又为这种文体形式开辟了哪些可能性？近日， “梁庄”与“非虚构”中国——《梁庄十年》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李敬泽、卢晖临、邱华栋、贺绍俊、杨庆祥等18位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围绕作家梁鸿新作展开解读。
梁庄十年，也是非虚构的十年
十年前，《中国在梁庄》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发关注，成为非虚构研究写作的代表性作品。李敬泽认为，今天非虚构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说服力，主要还是从“梁庄”开始的。梁庄十年，差不多也是非虚构的十年。非虚构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文类概念、体裁概念，它实际上体现着、凝聚着这个时代的文学，在面对时代、社会、人的时候的特别根本性的、核心的焦虑。梁鸿还通过她的写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像梁庄一样具有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标志性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作家，写了梁庄、写了什么，而是说在过去十年的写作中，她高度自觉地同时又是高度纠结地把自己放到这个时代生活和文学创造的核心性难题之中。
在李敬泽看来，自现代以来，有一个核心问题或者说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乡村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乡村问题。“‘梁庄’这个文本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村庄的现代命运，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反映、表现了在这十年中乃至于未来十年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对乡村、对生活、对时代、对我们自身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认识又是如何转化为历史的。”
作家邱华栋回忆了当年《人民文学》编辑、刊发《中国在梁庄》时的情景。“当时李敬泽是主编，我是主编助理兼编辑部主任，徐则臣是责任编辑，一审、二审、三审今天都来了。当时我们要鼓励作家走出书房，走向人民大地，写出文学无疆。”在他看来，两部“梁庄”出来以后，奠定了梁鸿非虚构写作独树一帜的形象和地位。“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今天回头看，这两个作品重点是一种空间感，‘中国在梁庄’又发散出‘梁庄在中国’，在一个时间的小点上呈现空间的广阔和聚焦，这个结构上是非常有想法的。《梁庄十年》的发表也让我特别惊喜，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感，又确立一个时间轴。”
作家张莉认为，中国在梁庄这十年之所以发生这么重要的变化，是因为在社会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找到了它的地带：“读文学的人看到社会学的光泽，社会学的读者在这里受到文学的浸润。不管是梁鸿的最初的梁庄，还是《出梁庄记》，还是《梁庄十年》，最大的结构是她的情感结构，而且她这种情感的结构是跟情感的力量有关系。她不断的返回，不断的回到自己的村庄，和这个村庄产生一种情感关系。写作者作为一个女性，在跟别人边边角角的交谈中发现很多细节，这是她作为书写者非常重要的面向。”
梁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写方式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曹霞认为，梁鸿对先验性有一种反叛：“比如关于村庄，我们想到村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鲁迅、五四乡土文学等等，他们是经典，但同时也构成一种固化。所以非虚构应该是对先验性的反叛，如何从固有的窠臼里面脱离出来重新为自己赋能。”
书中有两个地方令她印象深刻：“一个是关于疫情的书写，比如写到贤人，因为疫情管控回不了梁庄。还有一个在西班牙工作的学军，他也很巧在2020年回到国内，感到很庆幸。但是总体而言，在乡村生活的人们这一年的生活非常支离破碎。所以这里关于疫情的书写有显而易见的反叛先验性的优势，因为梁庄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命运轨迹被改变，都是很不一样的。疫情书写进入梁庄，进入到乡土中国最末梢的神经元，让我们非常生动、非常深切的感受到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还有一个是关于她的童年小伙伴的书写，她建构了一个场域，把童年和现实、过去和当下缝合起来，建成比较辽阔的叙事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面她和她的童年小伙伴重新相逢，彼此倾诉这二十年、三十年以来的生活变化。”
“梁鸿非常可贵，始终保持这样一种敏感度，可能因为有这种敏感度，她有意识地要反叛一些先验性的东西，反叛一些模式化的东西，呈现出一个不那么完全的我们时代的变迁，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可以做的、能够做的。我想非虚构的一些思维引入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同质化的痼疾。”曹霞说道。
刘大先认为，文学在书写现实的时候，技法也好，手法也好，虚构还是非虚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写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样有一个统摄性的大话语来作为文学写作的背景，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梁庄三部曲’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他说道。
为什么十年之后再写梁庄？
徐则臣认为，谈《梁庄十年》首先应该放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序列里面来看，“这个感觉有点像一个对联，上联中国在梁庄，下联是梁庄在中国，横批是梁庄十年。从乡村走出来的一个乡村游子，她跟乡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你的身份变化，你的反思能力，还有你对这个地方的不满，等等原因造成你跟乡村之间的紧张关系。”
梁鸿也认为，自己这么多年写梁庄是在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我自己确实是不自信的状态，不是因为写作不好或者怎么样，而是我对自己的思想一直处于非常不能确定或者不能肯定的状态。我总是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想，包括写《梁庄十年》。虽然我呈现特别放松的状态，那是因为我跟梁庄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另一方面我对写的这些内容，包括我的组织方式，包括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不自信的。不知道是否走进他的内心，我还是想试图走进去。所以‘梁庄’系列对我而言不是写作上的事，它的确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我成了梁鸿。”
为什么十年之后再写梁庄？梁鸿表示：“这个村庄内部的生活值得我去记录，里面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记录他们我很幸福，我愿意把他们的状态写出来。每个村庄内部都是无穷无尽的，生活的内部也是无穷无尽的，我早年写梁庄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或者我没有重视女性的生存，到《梁庄十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们的身份问题，这也是对梁庄内部重新的发现。”
“也许过十年梁庄没了，也许梁庄还在缓慢地行进，也许什么都没有，但这些对我来说是充满好奇、充满无限期待的过程。所以随着梁庄的变化，我也在变老，我也在成长，如果大家还能再愿意读梁庄，过了十年之后，我们再在一起说梁庄，跟梁庄一起生长，一起生老病死，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梁鸿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