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传稿》，王世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版
2020年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指导者、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之一夏鼐先生（1910-1985）诞辰110周年、逝世35周年，首部以书的形式呈现的传记《夏鼐传稿》于岁末出版，这真是件令人欣慰之事。当我读到《夏鼐传稿》的作者王世民先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准备书稿的写作，而他本人今年亦是85高龄的时候，敬佩之情油然而升。
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对传记写作颇有见地。在《作为历史三棱镜的人物传记》一文中，塔奇曼指出，人物传记写作的意义在于“烛照历史”。一部传记相当于一个“历史三棱镜”，能够折射出传主生活的时代。（见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张孝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68-78页）作为一部学者传记，《夏鼐传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夏鼐传稿》的主要篇幅在于讲述夏鼐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和推动之功，而第三章“立志为中国田野考古献身”和第四章“负笈英伦五年”讲述的青年夏鼐从倾慕书斋生涯的学子转变为以田野考古实践为本的考古学家的故事，这几乎是早期中国考古学历史的缩影。夏鼐1934年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先于8月初投考清华研究院中国近代经济史门，后于8月下旬投考清华公费留美考古门，两次均获优异成绩。（《夏鼐传稿》，36页，下文引本书只注页码）在选择留美后，夏鼐一方面对“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的未来感到迷茫，觉得自己离社会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也按清华要求，积极做出国前的准备，包括到安阳殷墟实习。其间，他就“去哪里，跟谁学，学什么”这些问题，多次与梁思永、李济和傅斯年进行面谈或书信沟通，对这些讨论《夏鼐传稿》做了详细记录。总括起来，梁思永建议夏鼐先到伦敦大学读人类学，打好基础；然后去爱丁堡或剑桥大学，攻欧洲考古和中国考古。他总结说赴欧洲留学的三个目标是：博物馆及田野工作的技术；欧洲考古学知识和人类学背景；考察欧洲保存的中国古物。（47-48页）傅斯年对留学期间的叮嘱是：学习的范围“须稍狭”；选定合适的导师；“最好不研究中国问题”。（49页）李济面谈时则直接叮嘱夏鼐加强技术与训练，“注意有史考古学”。（49页）受命运捉弄，夏鼐阴差阳错地入了伦敦大学学院艺术研究所，师从叶兹教授攻读中国艺术史硕士学位，但他很快发现这位教授的中国学问和考古知识都不足以指导他，深感懊悔。于是他痛下决心，舍弃叶兹教授及很容易到手的学位，从零开始改学埃及学。在改换门庭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两个选项：或者赴爱丁堡跟随柴尔德学习史前考古，或者在伦敦大学学习古典考古或埃及考古。但当时考虑到国内史前考古方向已有梁思永和李济两位前辈，还有正在英国读书的吴金鼎也是史前方向，所缺正是历史时期考古的人才，故夏鼐最终选择了埃及考古学，希望以之作为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借镜”。（59-60页）中国考古事业开创之初举步维艰，连人才都需要定向培养；对历史时期考古的倚重也反映出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即承载着证史之目的。
另一个折射历史的例子是第八章“特殊时期的经历与贡献”中对夏鼐在“文革”时期主要工作的记述。1968年发掘满城汉墓后，在整理出土文物的时候，夏鼐因受运动冲击“靠边站”，只能进行“幕后指导”。《夏鼐传稿》中这样记述：负责修复文物的同志“巧遇”扫院子的夏鼐，故意放慢脚步，低声询问铁剑去锈法和镶嵌玉版复原法，夏鼐当即给出了前沿的专业指导。（193页）这段文字描写之生动，竟营造出了一种做地下工作的紧张感。1972年《考古》复刊后，夏鼐当年即以多个笔名发表了8篇文章，多与古代科技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古代文化相关。在讲述这些文章的成文过程时，王先生以白描的手法写道：“那时，常常是夏鼐一面赶写，笔者和王仲殊一面协助润色，贴标签，加语录，后来他在1977年编辑《考古学和科技史》论文集时，将那些语录统统删去。”（200页）若无王先生这样的亲历者的记录，后人如何能够知晓这些文物和文章背后的故事呢？这些故事将与夏鼐的行迹和作品一起载入历史。
塔奇曼认为，传记的来源是传主的自传、日记、书信，哪怕这些材料会有偏颇，它们都是传主人生的自然流露。（《历史的技艺》，76页）《夏鼐传稿》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夏鼐传稿》所依均为一手资料，包括十卷本《夏鼐日记》；2010年为纪念夏鼐诞辰一百周年编纂的《夏鼐先生纪念文集》，该书收录了夏鼐逝世以来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主要悼念、回忆和学术评论文章，还有专门为纪念文集撰写的稿件，如夏鼐家人回忆等。在阐述夏鼐重要学术观点和见解时，《夏鼐传稿》还参考了三卷本《夏鼐文集》。幸运的是，王世民先生正是《夏鼐文集》的编辑者，《夏鼐日记》整理项目的主持者，以及《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等多处夏鼐小传的作者，因此在援引上述一手资料的时候驾轻就熟。不惟如此。王先生1953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即聆听过夏鼐亲授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课程；1956年入考古所工作后长期担任夏鼐的学术秘书，还曾与之比邻而居，与夏鼐有多年的直接交往。这些经历使得王先生记录了不少未曾出现在上述材料中的夏鼐行迹与故事，其中不少记录都可与《夏鼐日记》中的记载相佐证或补充。
比如，王先生统计了听过夏鼐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课程的共有80余人，记下了那些后来在考古界卓有成就的同仁的名字。更珍贵的是，王先生记录了他1953年1月12日下午与同学们一起在北大文史楼一层108号阶梯教室听夏鼐首讲“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的实况。他回忆，由于院系调整，当时是1950级至1952级的学生一起听课，夏鼐当时穿的是“灰布短大衣，头戴皱巴的布质解放帽，讲话声音很低、温州口音很重，板书笔画轻淡又常随手擦掉，因而多数同学听不明白”。（137页）因此学校后来安排了青年教师进行记录，记录稿经夏鼐本人审阅后，做成油印讲义发给同学。查同日《夏鼐日记》，仅有一句话：“上午赴所。下午赴北大讲课，与苏秉琦君一起返城。”（《夏鼐日记》，卷五，第3页）传记作者的记录增补了传主自己的记录，有效还原了北大授课的情景。
凡读过《夏鼐日记》的人，不会不对夏鼐的阅读量和阅读速度留有深刻印象。自求学时代起，夏鼐会在日记中记录每日阅读的书目和页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前，夏鼐对外文学术书籍和期刊的阅读亦未中止。1949年，美国化学家利比（W. F. Libby）发明了C-14断代法，夏先生1954年7月因阅读其著作而知悉，次年即呼吁组建实验室，几经周折，于1959年将错划为“右派”的复旦物理系高材生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调到考古所，不仅挽救了他们困顿的人生，更成就了其事业的辉煌。（161页）曾经听闻考古所外文图书和期刊藏量惊人，但却不知原由。读《夏鼐传稿》第六章“重视图书资料的基本建设”一节，终于找到了答案。考古所成立伊始，即接收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全部藏书，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院享受了国家的倾斜政策，夏鼐亲自抓外文书采购，查阅外国新旧书店书目，留意相关期刊出版资讯。此外他还利用出国访问和接待来访外国考古学家的机会，把赠送他本人的书刊转交考古所，并且督促与外国学术机构进行书刊交换。他本人更是几乎每天到图书阅览室浏览新到的外文书刊，以追踪世界考古的前沿。（148-149页）此外，《夏鼐传稿》还对考古所年终田野汇报会做过生动有趣的记录。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材料都是对考古所所史的有益增补。
《夏鼐传稿》还写到了社科院其他学术大家。1970年5月21日夏鼐随考古所同仁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10月22日因夫人生病请假回京，之后因需要“为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书”做准备，便留京工作，没有再返回干校。在1971年6月22日的日记中，夏鼐轻描淡写地记录了修复工作：“阿尔巴尼亚的两位外宾在我所参加修古书工作，自从3月21日起今已3个月。现已将古书的性质搞清楚，是有名的Berat Codex [培拉特圣经]，乃是《新约·福音书》的7世纪及11世纪两种希腊文写本。前者是大字本银书，后者是小字本金书。修复工作，后者已完成，并开始复制。前者决定不久将动手。……”（《夏鼐日记》第7卷，277页。日记中Codex误为Codax）《夏鼐传稿》则对羊皮纸《福音书》手抄本的识别过程做了详细描述。首先是夏鼐识别出了希腊文，于是请来同住干面胡同学部大院的希腊戏剧文学大家罗念生。罗念生说西文古书“既不断句又不断字”，字母连成一片，但他读出了扉页头像旁的“Lou-kas”，于是夏先生脱口而出：“那就是《路加福音》”。之后王先生同夏鼐一起找到宗教所留守处负责人黄心川，从不同文字的《圣经》中找出来加以比对，最终锁定就是《路加福音》。（197页）作为一个社科院人，这个故事读来倍感亲切。
塔奇曼认为，曾与传主同时共在的传记作者所享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作者容易迷失在无穷尽的细节当中，还因塔奇曼认为“爱和敬不该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情绪”，因此她倾向于把这样的著作称为“回忆录”而非“传记”，（《历史的技艺》，76页）这一点或可当作一说。根据前述，由于王先生在《夏鼐传稿》中增补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细节和材料，因此他曾与夏鼐共事的经历无疑就是一种写作优势。当然，出于对夏鼐的“爱和敬”，在个别问题的认识方面或有不自洽之处。例如，在评述夏鼐步入考古门的变化一节，王先生认为这一变化“来得突然，考察起来却又并不偶然，因为他的考古情结由来已久。”（37页）王先生把夏鼐童年时代收集古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读过《人类学》等书，并不止一次去燕园、圆明园和故宫等地参观考察，随清华毕业班去太原和大同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活动，都算作正式学习考古学的预演，虽然王先生也承认，即使在考取留美生后，夏鼐仍对终身从事考古工作有所犹豫，这种情绪甚至一直延续到1935年在安阳实习的时候。当他获知当年留美有经济史一门，暗自懊悔，理由是自己是读书人，对田野考古实践所需的组织和办事能力缺乏自信。他甚至还通过已在清华任教的好友吴晗，希望得到通融，但梅贻琦校长的答复是，必须先放弃已获得的留学机会，重新投考。夏鼐权衡后放弃冒险，决定在考古门内“咬牙硬干”。（49页）根据《夏鼐日记》记载，他真正对考古学发生浓厚兴趣，当是在1936年5月15日随惠勒博士（Sir Mortimer Wheeler）带领的参观团活动之后。当时他们参观了英国索尔兹伯里“巨石阵”“巨木阵”以及皮特-里弗斯将军发掘遗址和博物馆，并在重要参观地点聆听了惠勒博士演讲。夏鼐不仅对考古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更是萌生了将科学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的责任意识。在1936年7月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书此以自勉。”（《夏鼐日记》，卷二，53页）。从误入考古门的迟疑，到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其间自然有夏鼐个人天资、努力和机缘等多重因素在内，但入门之初的偶然因素似不便排除。倘若我们再结合夏鼐对科学的考古学与“‘玩物丧志’地玩弄古董”的古物爱好之间的区别，（135页）那么，夏鼐早年对古钱的兴趣更不能算作是后来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动因。
王先生秉持老一辈学人的谦逊美德，认为自己不从事田野考古实践，因而“并非夏鼐先生的合格弟子，对他的学术思想未能深刻领悟”，所以只将书名定为《夏鼐传稿》，寄希望后来贤者能够写出更好的夏鼐传记。（351页）或许未来会有新的夏鼐传记问世，但我相信绝非出于王先生自陈的理由。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夏鼐为中国考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会得到新的考察和评价，新传记或可从学科发展史角度出发进行再认识。目前这部《夏鼐传稿》因记录了与夏鼐同时共在、同甘共苦的岁月，因其用爱和敬书写，将成为永远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