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这一答复虽未直接允许“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但是却也表明相关政策已经存在松动空间。不仅如此，《“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明确要求“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为今后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可以看到，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要切实提升我国生育率，需要进一步理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为何低迷，然后对症下药。
人们从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栏前走过
一、不愿多生的农村年轻人
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发现，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传统文化和宗族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村的年轻人都已普遍秉持“一个就好”的生育态度，实际上，即使在宗族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愿意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往往碍于家庭的压力而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使得单一的生育政策改革已经难以推动农村年轻人增加生育行为。以笔者去年调研的一个中部农村“牛村”为例，该村位于C市郊区，人口为1853人，其中育龄妇女有200多人，在国家放开二胎限制后的四年中，牛村仅产生了9名二胎，愿意生二胎的年轻家庭十不足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之低可见一斑，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生呢？
从调研来看，导致牛村年轻人不想多生的原因在于“现实所迫”。以牛村妇女主任王琼为例，王琼现年39岁，育有一子，正在上初中，虽然王琼的主要工作是计划生育，但是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生二胎时，王琼立刻给出了否定答案，并给出了四个原因。一是经济压力太大，王琼的经济条件还算富裕，她本人每月工资到手为2500元，丈夫每月工资到手为3000元，以外，夫妻两人还开了一家小型婚庆公司，各种收入加起来一年大约能有20万元。但王琼认为，这个收入实际上只够养育一个孩子，王琼前年刚在城区买了房子，不仅花光了积蓄，每年还要还5万多元的按揭；王琼的儿子同时在上3个辅导班，一年的费用接近两万，这意味着除非王琼降低的生活标准，否则根本无力再承担一个孩子的支出。
二是精神压力太大，这种精神压力主要是来源于孩子的教育。王琼告诉笔者，从儿子上小学开始，她就为他“操碎了心”，几乎每个阶段，老师都要告诉她“学生在这个阶段非常重要！”“感觉自己一直在受恐吓”，“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一，又要再来一遍，我怕自己挺不过去。”三是如果生了二胎，王琼认为自己会“忙不过来”。和传统的老人不同，王琼的父母很少帮助她带孩子，王琼的父亲在城区当保安，母亲则是一个广场舞和社交爱好者，他们两人的社会生活都很丰富，因而没有时间为王琼带孩子，所以儿子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由王琼自己负责，这意味着一旦生育了二胎，王琼也许就不得不关闭婚庆公司，家庭收入将会锐减。最后，对于王琼而言，“生多几个孩子也没什么意义，生一个好好培养才是最重要的”，王琼很反对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认为孩子最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培养。王琼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以前由于工作繁忙，很少陪伴孩子，这使得儿子的性格稍显内向，因此现在只想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对一个儿子的培养和陪伴上。
从王琼身上可以看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多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系列客观原因的制约，那么，这些客观原因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原因
从更进一步的调研来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是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个人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年轻人不愿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下一代教育的担忧。减负与市场化是当前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年轻家长感受到经济压力。在牛村所在的C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已经显著优于公立学校，这在当地已经成为了共识。因此，富裕的家庭会花费巨资将孩子送到一些收费很高的私立学校就读；经济条件尚可的家庭会在城区买房，从而将孩子送到实验小学、实验初中就读；普通家庭由于没有能力送子女进城读书，就会为孩子报大量的辅导班加以弥补。无论采取何种教育策略，都会增加家长的经济压力。
同时，教育减负则在另一种程度上使得年轻家长的精神压力增加。为了减轻小孩的课业压力，C市规定小学放学不迟于16:30，初中不迟于17:10，非寄宿制学校不许上晚自习，而公立学校几乎都是非寄宿制的。牛村的一年轻家长表示，自己上小学儿子每天4点半就放学了，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家长会给他们的孩子找各种辅导班，而他的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报太贵的辅导班，只给他报一个晚托，所以现总是很担忧自己的孩子赶不上别人。教育是普通人通向优质就业机会的唯一有效渠道，所以即使学校不布置太多的课业，学生家长也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孩子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因而学校的教育减负举措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为学生减负，家长无形中承担起了更多的教育责任。当由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家长的期望，而家长也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时，家长的精神压力就会很大。
在这种趋势下，年轻人会觉得生育二胎即需要面对更严峻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一次“折磨”的一胎父母们，又有几人会愿意再经受第二次？
其次，年轻人不愿生育是家庭结构变迁的结果。在传统家庭中，抚育孩子是两代人的共同责任。对老人而言，带孙子是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消遣，“儿孙绕膝”本就是天伦之乐。随着我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家庭关系结构也在逐渐松散化，老人开始有了自己新的生活目标，以往的天伦之乐成为了负担，家庭由此失去了共同抚育第三代的能力。王秀是牛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今年60岁。她早年出去工作，退休了被自己女儿接到了武汉，帮她带孩子。王秀将女儿第一个孩子带到了3岁，女儿又生了二胎，对于女儿家的老二，王秀带了一年就匆匆回家，不愿再带了。在王秀看来，帮助女儿带孩子 “是责任不是义务”，自己帮女儿带了一个孩子已经尽到责任了。回家之后，王秀盖了房子，办了一家农家乐，取名“秀水山庄”，她认为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从王秀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老人相较于传统的老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将自己的生活意义完全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目标，因而不愿再将自己全部的时间花费在带孙子上，年轻人只能独立承受养育子女的负担，不堪其重。
最后，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也是其自身生育观念转变的结果。在传统社会中，子女承担着诸多职能，尤其是儿子。儿子是劳动力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是传宗接代责任的承担者，具有很强的价值意义；还是父母的养老依靠，具有社会保障意义。女儿的职能没有儿子那么丰富，但在技术制约下，子女的性别在出生前无法作出预测，因而女儿的出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风险。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多生多育”观念的现实基础。但是当下已经没有这种现实基础，这导致80后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剧变。李志军是牛村的治保主任，今年37岁，儿子正在读初一，李志军认为，“儿子就像是一个朋友”，“和儿子一起打球、跑步，看着他长大是自己最快乐的事情”，但是李志军同样表示，他已经缴纳了社保，因而不需要儿子养老，同时“都是现代人，传宗接代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没有儿子不行，那生活就不完整，但是多了也不行，那压力太大”。
对于80后的父母而言，子女的意义已经高度萎缩，仅限于相互陪伴产生的情感体验。所以生儿生女不再重要，同时子女的价值也会出现边际递减，“生一个就够了，生那么多干什么”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生育态度。
三、如何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人口的数量与结构直接关乎国家兴衰。当下我国人口结构主要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老龄化严重，二是新生人口严重不足。2019年，我国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12.6%，创历史新高，新生人口数量仅为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历史新低。如若任由这种趋势进行下去，不久我国将会面临适龄劳动力数量减少、社会负担加重以及产业升级受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会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存续。为此，国家于2016年正式施行“二胎政策”，试图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来扭转这一趋势。（详见下表）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二胎政策的效果目前还是有限的。在生育政策之外，还需有有进一步举措来破除抑制年轻人生育意愿的现实困境。
首先，可以调整当下教育改革的方向。当前教育改革在减负与市场化等方面的举措，相应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将教育的责任从社会和学校转交给家庭和市场的现象。当下的一部分年轻家长们会感到不堪重负，如果一个孩子的教育负担就已经难以承受，那么就不太会有生二胎的意愿了。因此，在教育上应该也要注意为减轻家长的压力而有更多举措，为每个孩子提供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而非是简单的减负与市场化。
其次，可以鼓励开办“学前全托机构”，提供婴幼儿照料服务，适配当下的社会需求，减轻家庭的抚育压力。在当下，家庭结构转变使得老人不再是承担婴幼儿抚育责任的可靠力量，而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职工家庭都是“双职工结构”，这意味着一旦生育之后，要是年轻女性如果为了抚育下一代而不得不放弃工作，家庭就可能陷入经济困境。学前全托机构的意义正在于此，让生育尽可能小地影响双职工家庭的经济收入。
再次，可以调整住房市场，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当下我国住房价格高企，这是很多年轻人生活压力的重要来源，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当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证时，年轻人自然会减少生育。因此，要鼓励年轻人生育，应该要进一步调整住房市场，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当然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我国重庆地区的廉租房政策实践也有很多的可取之处。
最后，人的生育行为本质上而言还是取决于其生育观念，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于国民生育观念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