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穆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做些“背景重建”工作是这几年笔者的一个持续兴趣。随着工作开展，发现其中确实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推进方式除了钱穆本身史料的拓展外，另一个方式是“对看”。钱穆回忆录里出现了大量人物，大多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他们的史料经过了细致梳理，但仍留存有不少史料可以继续找和重新看。钱穆初见胡适就是一个值得用“对看”方式来再讨论的个案。
钱穆与胡适的初见在《师友杂忆》中有生动描述，它一方面鲜活呈现了历史中的一部分场景，对读者吸引力极大，学界也大量引用。但另一方面正是钱穆的雄健笔力，让胡适在此事的历史叙述中近乎“失语”。胡适的“失语”导致此事另一部分历史场景模糊不清。从基本史实说，钱穆何时初见胡适就笔者所见至今没有厘清，众说纷纭。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它直接联系于胡适当时的心境怎样，行为如何解释。另外，胡适在苏州讲了什么，也非常重要，它能够提示胡适演讲时试图传递什么，钱穆听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胡适的传递与钱穆的理解有无错位等问题。
就历史解释说，此事现在成为讨论两人关系的起点，钱穆在回忆录中提供了胡适对他提问不答，留谈不允，以区区刮胡刀为由急于返沪等细节后，用《战国策》中颜斶见齐王的典故暗示胡适“骄倨”。这种“齐王终不前”的形象一方面当然可能是钱穆即时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更是他从初见胡适到写回忆录时五十多年来对胡的持续性心结的反映。因此从写历史要尽量让两造一起发言的要求说，应也通过胡适方面的史料对“齐王”为何终不前做些补充乃至修订。下面先从钱穆何时初见胡适谈起。
一
钱穆初见胡适的时间有一部分研究仅提及此事，未系年。 大量研究系于1929年或1930年， 有少部分系于1928年。罗义俊在《钱宾四先生在苏州中学》一文中精确系于1928年5月25日上午9时，并提示胡适的演讲题目为《我们的生路》（以下简称罗文），但罗文并未标注出处，所以不知何据。 徐国利则将二人初见的时间系于1928年秋。
依照罗文提示，笔者找到了胡适在苏州中学（以下简称苏中）的演讲词——《我们的生路》。演讲词在《苏中校刊》上有一份相对完整的记录稿，在《兴华》杂志上有一个缩略版本。 登载演讲词的两份刊物都出版于1928年3月，因此在排除杂志实际出版与标注出版时间不符的可能性后，胡适的苏中演讲不会晚于1928年3月。
再据《师友杂忆》云：“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和苏中演讲词中胡适提及“昨天在怡园里”，以此为线索可进一步精确时间。“苏州女子师范”的确切名称是苏州女子中学（以下简称苏女中），胡适在1928年2月和4月在苏女中都给过演讲，前文考证可先排除4月，若能确定2月胡适在苏女中演讲的精确时间，则可推出胡适在苏中演讲的精确时间。这里的相关史料有：
（1）据耿云志编的《胡适年谱》云2月24日胡适“偕祖望到苏州，三十小时内演说了六次”，2月27日回到上海。
（2）据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报道胡适2月23日来到苏州，计划做一系列演讲，2月27日从苏州回上海。
（3）据《晶报》消息胡适在苏女中演讲的时间可明确系于2月24日，演讲词记录稿见于《苏州女子中学校刊》。
根据以上史料，钱穆与胡适初见时间应是在苏女中演讲的第二天即1928年2月25日。笔者本怀疑罗文所说的5月系误植，但观罗氏其他文章均系于5月，可证并非误植。 罗文的失误或缘于胡适在1928年5月下旬在苏州又有演讲，《胡适年谱》云“5月27日，到苏州讲演，当日归”。这场演讲在苏州青年会做，《民国日报·觉悟》和《苏中校刊》也都有过记录稿，《申报》消息提供了演讲的明确时间。
确定了胡适的苏中演讲时间后，还留下了一连串问题有待落实，如胡适在苏州的行程安排如何？究竟逗留了多久？见了哪些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前引史料里不乏矛盾之处，笔者本也以为是说不清的问题，幸运的是《民国日报》的一则新闻给我们提供详细回答：
胡适之博士应苏州女中校长陈淑之约，于前日（廿四）上午来苏，下车后，即由苏州关监督史泽宣招待进城，至尚书里顾氏怡园设宴洗尘，有邑人张一麐、张一鹏及苏中、东吴大学各校长陪坐。席间胡博士未有演说。席散后即至苏女中演讲，并未宣布讲题，讲词大致注重女子应求真智识、真学问，尤宜注重道德，讲解异常透彻，历一小时许，始行完毕。是晚由陈校长与苏中汪校长公宴。昨日上午九时，在苏中高中部演讲，十时半在天赐庄东吴大学约翰堂演讲。十一时后，偕陈校长等乘汽车赴光福，作邓时探梅之游。闻博士在苏勾留一星期，即行返沪云。
综合以上史料证明了五件事：（1）胡适苏中演讲的时间可敲定在2月25日；（2）胡适是2月24日而非23日来到苏州；（3）胡适未如《师友杂忆》所说25日当天午后即返沪，但也没有“勾留一星期”，而是27日回到上海，在苏州前后共4天；（4）《师友杂忆》中说25日下午在拙政园游玩，《民国日报》新闻中则说一行人去了光福镇香雪海胜景赏梅。考虑到《师友杂忆》中有“送至火车站”等众多细节，胡适、钱穆等人应是在27日下午同游拙政园，著名的“刮胡刀”典故发生在此时。（5）将新闻稿和演讲词对照，提醒我们若光看新闻稿的叙述，而不细读演讲词，胡适究竟讲了什么是不太能够准确把握的。
二
胡适在苏中的演讲时间不仅关乎日期，更是理解胡适在苏州演讲内容和厘清钱穆与胡适初见之氛围的起点。一个基本背景是初步尘埃落定的“国民大革命”，胡适在苏女中就提到：
我在前年十五年七月出去到十六年回来，在外国有十个月的时候。回来感觉得有很大的变迁。政治上的变迁在报上可以看见。北伐军一天一天的北进，战争和疆土上，以及对外对内的变迁在报上也都能见到。
“国民大革命”是辛亥革命之后胡适亲历的第二次“改朝换代”式的巨变（对钱穆也是一样）。胡适虽然没有赶上它的上半场，否则就不会只依仗报纸谈革命带来的变迁，但深深卷入了它的下半场，苏中演讲时正是这下半场的开端。所谓“开端”对胡适有两方面意涵，一方面，他虽然几乎未对‘清党’发表过公开的正式评论，但无疑也受到了“白色恐怖”的刺激。 刺激的直接物是“清党”过程中青年们的斑斑血污，间接还有两个锥心处，一个是对同道中人“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的痛心，特别是吴稚晖致信怂恿杨虎杀陈延年一案，他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另一个是对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不能附和。
但另一方面也需注意到在1928年2月这个时间点上胡适与吴稚晖虽然因陈延年一案心有芥蒂，但未到直接翻脸的程度（达到这一程度是在6月）。3月6日胡适在给吴稚晖的信里说的是“想起了先生在沧州的谈话以后颇能谅解”。 同时国民党“党化教育”在这个时间也未全面铺开，在苏州的全面铺开大致是在1929年底。
在这样的时事背景和心理状态下，胡适2月在苏中的演讲颇有一些可讨论玩味之处，以下略陈之：
胡适在苏中的演讲题目叫《我们的生路》。这篇演讲词的位置处在胡适另两篇文章的中间点。它相较2月1日胡适在省立无锡中学做的演讲要激烈不少， 相较6月他为《中国问题里的几个基本问题》一书写的序言——《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以下简称《照照镜子》）又要平和一些，同时这三篇文章的关系是两篇演讲词为口头发表，它们为公开文字发表的《照照镜子》提供了基本观点和论证资料。关于无锡中学演讲我们在第三部分做一些讨论，这里先看《照照镜子》。
《中国问题里的几个基本问题》由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诺德（Julean Arnold）所著，杨鸣时翻译，商务印书馆发行。此书本身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无多少内容，胡适不过是借序言发挥。这一次的发挥又展示出胡适文章在案头和口头的差异性。和他1920年发表的名文《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样，《照照镜子》亦是“案头”的激烈程度要超过了“口头”。
如在《我们的生路》里胡适讲到：
我们自己要反省，要自己责备自己。近十年来，在我们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极剧变的时期，用直接的态度去观察，觉得我们样样都不行，样样都不如人家，思想不如人家，哲学不如人家，文艺美术不如人家，道德宗教不如人家，还有铁路，兵力，一切都不如人家。
在《照照镜子》里有类似但更直白的话为：
这种急需的新觉悟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强调“百事不如人”之后，胡适新加的话更引人注目：
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何以我们跌倒了便爬不起来呢？
显然相较2月苏中的演讲词，在6月公开发表的文字里，胡适的话更直接地挑战了当时政府的言论尺度与大众普遍心理，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胡适6月的心情与2月的心情有所不同。《照照镜子》写于6月24日，就在九天前即6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因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同时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对此事“至为不快”，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他6月27日给蔡元培的信中：
当时我已十分忍耐，故虽被（吴）稚晖先生直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但日后我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因为列席亦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既已决心不出席，留此名义何用？此为最后陈述，亦不劳先生赐复。
正因胡适此时心情极不佳，所以从《我们的生路》到《照照镜子》他措辞的激烈化不止前文一处，如在《我们的生路》里又曾言：
我们的老前辈，清末的时候，他们何等的胆大，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把社会的秘密揭穿，自己承认自己的错，比了我们这班青年，夸大狂的青年，高明得多。
在《照照镜子》里与之相似的话为：
二三十年前，居然有点悔悟了，所以有许多谴责小说出来，暴扬我们自己官场的黑暗，社会的卑污，家庭的冷酷。十余年来，也还有一些人肯攻击中国的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宗教，——肯承认西洋的精神文明远胜于我们自己。
在其后胡适更是加上了：
但现在这一点点悔悟的风气都消灭了。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煞！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可注意的是胡适之后陆续有好几篇以“路”为基本意象的文章和演讲词，如1930年的《我们走那条路》，1932年的《我们应走的路》，足见苏中演讲是胡适的持续思考的一部分，而1928年前后胡适这种关于中西文明尤其是如何认识西方文明的持续思考确实达到了一个高潮，材料极多，也极显著。
三
1930年春胡适收束《胡适文存》第三集，其中第一卷的几篇文章据胡适说可以代表他过去几年“对于国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态度的文字”，而这几篇正好都与中西文明问题有关。分别是1926年7月发表的《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8月、10月所写的《欧游道中寄书》、1927年8—9月发表的《漫游的感想》、1928年7月发表的《名教》和前文所引的《照照镜子》。 这批文章的基本态度可以用胡适苏中演讲十天后给吴稚晖的信中的话来概括：
我至今还深信物质文明的进步尚有我们绝对梦想不到的，德国近来运用水力来补充鲁尔煤田被占后损失的摩托力，海上的潮与高地的湖都成了绝大的力源，便是绝好的例……我重到了美国，略观十年中的进步，更坚信物质文明尚有无穷的进步。
正因胡适在这段时间对“西洋文明”（他常概括为汽车文明，吴稚晖则好说摩托文明）的关注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往还里多有表现， 所以1927年已有人说：“胡君极端崇拜科学，醉心西方物质文明者也”。 1928年11月，戈公振也会特别将《朝日新闻》的社论简报寄给他，因为社论述及“左右对西方文明之主张”。
清楚了胡适这一面的情况，我们方能理解钱穆那一面与胡适的错位。在《师友杂忆》里，钱穆自承初见胡适时有一事做得不妥，即以僻书相询，其云：
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
若这段话只从钱穆的语境讨论，基本已无剩义，但了解了胡适演讲（苏中演讲和苏女中演讲）的内容以及胡适在那个时间点上关切的中心，二人之间的问题大概就不止是出在钱穆“以僻书相询”上，而是说明了胡适来苏州是要谈“我的一点主张”，但钱穆对他的期待却是来谈“治学方法”。 对此我们可以比较胡适2月1日在省立无锡中学的演讲和2月25日的苏中演讲。
在无锡中学演讲中胡适只是问：“中国人却仍旧守着旧法，难道以人当牛马，也是精神文明的所在吗？”，但到苏中演讲他已明确说“最近吴稚晖先生，他还有进一步的建议，请一位道德Moral先生出来。我们知道西洋的道德，实在比东方无论何国都高”！在无锡中学演讲中，胡适只说：“应当自己认错，不要夜郎自大，自作骄傲”。但到苏中演讲他强调：“世界上惟有伟大的民族，才肯学人家，能学人家，敢学人家，惟有不长进的民族，才不肯学人家，不能学人家，不敢学人家！” 这些措辞的差异都说明了胡适到苏州演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
因此对钱穆“以僻书相询”或许胡适会有小小不快，毕竟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但胡适的苏州之行是为祖望日后读书与“启蒙”学生而来，而不是为寻觅知心学友，讨论治学方法而来。况且此时他也没怎么读过钱穆的东西。无论是向钱穆出示陈天一来信，还是临别留下通信地址都是胡适表示自己礼下士的周到之举，但不证明此时他对钱穆学问的认同，进一步说，即使苏中校长汪懋祖在胡适心中也未必是可以与谈学问之人。
在钱穆这里，他的举动实反映出其内心与胡适论学切磋的渴望和终于亲晤名人的短暂失措。这种渴望与失措本已让他不安，何况胡适在演讲中对西洋文明是如此“颂扬”，把中国判定为“样样不如”。对于胡适的“样样不如”论，日后即使是以“西化”著名的殷海光亦指出：“显然得很，在事实上，西方近代文化并非事事比中国文化‘好’，中国文化也并非‘百不如人’”。 从殷氏的观感可以推想不那么“西化”的钱穆听完胡适演讲后内心是什么感觉。
因此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对胡适苏中演讲的内容只字未提。只字未提不是因为他淡忘了，反而可能是因为有太深刻的印象。 否则他就不会说：“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 尽管钱穆没有在回忆录里记录胡适的那次演讲，但在其它著述里他持续回应、讨论着胡适在那次演讲里提出的问题：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究竟谁优谁劣？如何能够再造我们的文明？
综上，对《师友杂忆》中描述的钱穆与胡适的初见，目前有几个初步的修订性结论可以提供：
从双方心理说，钱穆在回忆录中所记之事至多是二人未能相契相投的一部分原因。根本原因是二人在你之表现与我之期待的严重错位，引发此种错位的源头在二人对中西文明的基本态度和尺度。
从刮胡刀一事说。胡适的回沪日期可敲定在27日，若拙政园之游也在27日，则当时他已外出四天，从胡适重视仪容的性格考虑（他对这方面的重视有各种证据，如对陈寅恪穿着的评论），忘带刮胡刀而急于回沪情有可原。汪懋祖建议的刮胡刀可借、可购云云并不现实，在苏州若选择购，可能买不到胡适惯用的牌子，若选择借，则可能不符合胡适早已西化的卫生习惯。
最后，钱穆初见胡适后的心情是否真如《师友杂忆》中所表现的那么沮丧也可以说得更有分寸。1928年夏钱穆应苏州青年会邀请做关于易经的演讲，不少研究把此事置于他与胡适初见之前（这是受了《师友杂忆》叙述顺序的误导），本文已证明是在两人初见之后。这一时间先后的厘清可说明钱穆与胡适的初见虽然并不投契，但远未到《师友杂忆》中的程度。在关于易经的演讲里钱穆未提其他当世著名人物，独独提到“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先生所称‘剥皮的方法’”，就是一个好证。 之后，顾颉刚又在信中提到傅斯年延揽钱穆入北大的一大原因是胡适的推荐。 而从钱、胡的来往信件看，二人至少在1930年代初关系还相当不错。1931年钱穆曾为《先秦诸子系年》向胡适索序（但终于未写），并说“暑中倘蒙示教，请寄苏州西花桥巷二十八号”。 足见二人初见时钱穆虽未必很愉快，但在一段时间内因各种因缘两人还是建立起了一定联系。
不过在1928年钱穆经历了妻殁、儿殇、兄亡的三丧之痛，在日后的回忆里这一年决不会让钱穆舒心，与胡适的初见也是这年不舒心里的一个小小部分，且随着日后与胡适的矛盾日深而渐放大。因此《师友杂忆》中钱穆笔下的胡适乃是由当年的小小不快与半生的累积宿怨扭结而成，而胡适大概仅知宿怨，但根本不知最初的嫌隙从何而起。钱与胡有诸多人生交集，又处于同一历史环境之下，互知仍是甚难。吾等生也晚，读此岂不慎乎？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1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