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
朱熹像
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
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流，形成了近古东亚朱子学。
公元13世纪初，朱子学开始传入韩国和日本，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就韩国而言，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情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韩国关于“四端七情”论辩，探讨的就是“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辩的时间跨越五百年之久，几乎每一位韩国朱子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著名的论辩。在“四端七情”论争中，韩国朱子学发展了朱子学中重实践性、人间伦理层面，强调提升伦理道德修养，通过改变人的气质而达到圣人境界。另外，韩国朱子学强调“气”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导“重实”思想，后来发展为实学。实学是韩国“性理学划时代的转换”，是一种“改新的儒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新学风。其结果是使韩国朱子学向着近代的性格转换，成为后来韩国“开化思想”兴起的先导意识。
日本朱子学着重发挥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维”。具有这种特性的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贝原益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将穷理精神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赋予朱子学“理”范畴以经验合理主义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之“穷理”与西方的科学技艺之“实理”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技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的著名口号。在这一口号指导下，幕末维新志士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艺，以促成日本的富强。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源了圆认为，日本朱子学重视“即物思维”，从经验价值出发，围绕自然、科学等问题，寻求自然中的实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讲究实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实证科学的良好风气。
朱子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之后，于16世纪后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从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影响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对中国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
朱子学与东南亚社会价值观
在东南亚，由于各国文化、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导致对朱子学的接受，以及朱子学产生的影响亦不相同。
越南与中国毗邻而居，同属汉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结构。越南仿效近古中国以朱子学作为正统思想，重视制礼乐，创学校，振兴儒学。同时，还大量刊印《孝经》《小学》《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节要》等朱子学书籍，致力于儒学的普及和社会教化。这对越南民族道德自觉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朱子学在越南传承发展600多年，影响深远，成为越南民众价值体系的核心。
近代，华人移民将朱子学传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在海外自强不息、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其精神源泉来自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思想。泰国华人领袖郑午楼博士说：“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持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通过华人的倡导，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东南亚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朱子学中的价值观、中庸之道等思想，不仅没有妨碍社会经济的运行，反而演变成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可以预见，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将与东南亚各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传承发展下去。
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潮
明末清初，朱子学主要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100多年里，欧洲的罗明坚、利玛窦和龙华民等一大批传教士，将朱子《四书集注》和《性理大全》等著作译成西文。他们还根据各自对朱子学的理解，撰写了大量书信文章寄往欧洲。其价值就在于以西方语言首次阐述朱子学的思想观念，为欧洲人了解朱子学和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经过传教士近百年的传播，从17世纪末开始，欧洲形成了100多年的“中国文化热”。这时期，欧洲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在深入接触和研究朱子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启蒙。如马勒伯朗士从“偶因论”的哲学观点出发，写下中西比较哲学史上的一篇名作——《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这展示了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想之间的互动。朱子学作为一种中国文化，因其有人类共同价值与进步因素，为启蒙运动所借鉴吸收。
欧洲启蒙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释，也为近代欧洲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从近古中西哲学的发展来看，朱子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建构有着相似之处。如朱熹与康德哲学中的“天理”与“物自体”，“物理”与“伦理”“至善”概念的比较分析，朱熹本体论的构建与康德认识论的完成等，表明东西方两种不同哲学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可见，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塑造形成，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从朱子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来看，东西文化的交流是个互动的过程，是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关系。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改造、发展、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不能把外来文化拒之门外。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互渗、互补，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朱子学与北美新儒家
从18世纪开始，欧洲耶稣会士们翻译和撰写的朱子学著作传入北美。这时，美国出现了一批“东方学者”，成立了东方学会，开展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学研究。哥伦比亚、哈佛、夏威夷等大学都设有朱子学博士课程，为朱子学研究培养人才。20世纪70年代后，一批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如成中英、杜维明等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和西方哲学思维训练，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其著作更易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这一时期，美籍华人学者和美国本土学者共同开展朱子学研究，呈现极为活跃的态势，美国也逐渐成为西方研究朱子学的重镇。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儒家学者翻译朱子原著，撰写朱子学研究论著，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怀，开展儒学的复兴运动，对朱子学的阐发作出了努力。如狄百瑞通过对朱熹思想的诠释，认为朱子的哲学是一种无比卓越的自由主义学说，并把宋明理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素归纳为诸如“为己之学”“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等。成中英在朱熹超融思想的启示下，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构架实现儒学的超融创新”的主张。他认为，儒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体，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学，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学。杜维明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学应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第二期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第三期儒学（即现代儒学）。
这些北美新儒家学者对朱子的研究，表现出与欧洲学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朱子学的世界性意义
从朱子学在海外传播的时空性特征而言，朱子学是近古东亚文明的体现，并在西传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它具有“世界朱子学”的意义。
21世纪国际朱子学研究的特点，是在全球视域下探讨朱子学的时代价值。许多学者从世界的大局来看朱子学在东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与西方现代思想进行比较，从中寻找出东方文化中适合现代西方人的部分。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否对世界作出贡献，主要取决于朱子学是否能够开创一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觉的伦理。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把朱熹的思想、处世哲学和人生修养，普遍地介绍给现代人，有效提升现代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重估，建立起引导人生的价值指向。这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