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实业梦

举世公认,梁启超是位思想家、教育家、人文学者,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先驱。如果说他也曾做过“实业梦”,怕是没有人肯相信。但他确实做过这样的“梦”,最近发现一封他写给女婿周希哲的信,可以提供一点点旁证。

此信看上去是个长卷,与梁启超通常所用信纸略有不同;信的书写格式也很随意,只在信的末尾提到希哲,抬头却很突兀,没有按照习惯先写称呼,然后另起一行,进入正文,而是直接表示“有一事”,请“弟”相机而动。

梁启超的实业梦

梁启超

信的末尾,有“任公”签名,并注明时间为“十一月三日”,但并未注明年份。这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信中很常见,不足为奇。惟信中提到令娴来信,叮嘱他“招待新闻大王”一事。查《梁启超年谱长编》,民国十年(1921)十一二月间,梁启超在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恰恰提到了不久前“一晤新闻大王”,由此可知,此信写于民国十年(1921)。这时,周希哲已从缅甸转调菲律宾,担任马尼拉总领事。

信中所述,欲与美国合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一事,便是我所谓“梁启超的实业梦”了。在他自然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富国强兵是他那一代人的理想,他的维新变法事业也少不了经济的支持。当年流亡日本,他就经营过广智书局。这且不表,民国初年,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梁启超不仅自己认股三千,还动员二弟梁启勋、女婿周希哲认股,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范旭东是他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范静生的弟弟,他对久大的关心呵护,固有这方面的意味。此后他对中原煤矿公司的支持,则与他在此信中提到的王摶沙有关。王摶沙,字敬芳,不仅是中原公司的董事长,还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创办人,担任过公学校长。民国九年(1920)三月,梁启超欧游归国,马上被他邀请,去中国公学演讲,一度还想把校长的位置让给梁启超,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帮助公学走出困境。由于蒋百里等人竭力阻挠,梁启超亦志不在此,不久遂作罢论。

虽然梁启超表示,他的“实业梦”已“蓄志经营多年”,而支持他做这个梦的,却是朋辈中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家和金融家,譬如他在信中提到的刘厚生、王摶沙、丁在君诸人。王摶沙已如上述,他掌管的中原煤矿公司,不仅在河南省首屈一指,即使在全国,当时也是规模较大的官商合办的煤矿公司,撑起焦作煤炭生产的半边天。梁启超在信中敢说河南煤矿百五十里在吾侪手中,大约就是王摶沙给了他底气。刘厚生,本名刘垣,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做过农商部次长。他与近代大实业家、立宪派领袖张謇(字季直)过从甚密,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称他为“张季直手下第一健将”,并称“近三四年与我关系极深”。梁令娴来信曾提到,缅甸华侨富商林振宗欲回国办矿,梁启超告诉她:“刘厚生注意矿事十年,规模宏远,渠办纺绩业获利数百万,尽投之以探矿,彼誓以将来之钢铁大王自命,所探得铁矿极多,惜多在安徽境内,倪嗣冲尚在,不敢开办耳。现正拟筹极大资本办铁厂,林君欲独立办矿,或与国内有志者合办,吾皆能为介绍也。”

这封信作于民国九年(1920)七月二十日,距他给周希哲的这封信不过隔了一年零三个多月,说明梁启超对于中国的实业一直是很热心的。这位林振宗先生曾答应捐资五十万给中国公学,后因他所经营的石油运输业在与英商的竞争中失利,资金耗尽,无力兼顾国内新的产业,捐资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丁文江,他长年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何处有佳矿,应该如何开采,是非常内行的。他还是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就是前面提到的刘厚生。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境内,今属辽宁省北票市。它本是京奉铁路局官办的一家煤矿,民国十年(1921),丁文江加盟,将它改造成一家官商合办,以商为主的股份制公司。梁启超信中所言热河有一煤矿甚好,即指此。

恰恰是朋辈手中所掌握的这些资源,激发了梁启超要在实业上有一番作为的灵感。于是,他希望女婿周希哲相机游说一个叫伍德的美国人,请他出面在美国企业界寻找适当的合作者。按照他的设想:“兹事非大资本不办,尤非有外国人合办不能。消除国内种种阻力,环顾全球自然非谋诸美国人不可。而美人中非有眼光有品格之人,吾侪亦不愿与共事。”而且,他确信,“将来全世界时局之变化,我中美两国各有莫大之责任”。他说:“此事就资本关系论,就内部应付论(即对付国内军阀),就将来中美两国对第三国之防御政策论,吾认为由中美合办之必要。”这番话恰好透露了当时他对国内、国际局势的看法,由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国民自办钢铁厂虽有必要,前途还是很令人担忧的,这大约正是他坚持要与美国人合作的初衷。

梁启超肯把如此重任委托给自己的女婿,一方面固然是要借助周希哲外交官的身份,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对这个女婿一直另眼相看。周希哲是马来西亚华侨,家境贫寒,曾在商船上做事,后经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缅甸、菲律宾、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他与梁令娴的婚姻,就是梁启超促成的。对此,梁启超一直很得意,许多年后,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他很看重周希哲,认为“希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他对女儿令娴说:“吾日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盖此种鸡肋之官,食之无味,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虽不辞亦不能久,况无款可领耶?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更做数年官,恐将经商机会耽阁,深为可惜。汝试以此意告希哲,若谓然,不妨步步为收束计(自然非立刻便辞)。”

他的这番话是在民国十年(1921)七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信中说的,过了不足三个半月,他便给周希哲写了这封鼓吹他实业梦想的信。不过,限于国内政治环境的种种不如意,他的实业梦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中原煤矿后被国民政府强行占有,无奈中的王摶沙,也只能寓居北京,与梁启超等坐而论道;而丁文江也辞去总经理一职,离开北票煤矿,参加英国庚子赔款善后谈判去了。但梁启超的用心,有一点,还是一以贯之的,即希望希哲辞去外交官,去实业界另谋发展。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垮台之后,他既面临去留问题,梁启超再次劝他下海经商,而且很希望借助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女婿铺一条路。可惜时不我待,由于梁启超突然病逝,此后,周希哲脚下的路,也只有靠他自己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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